异化与类本质(1843—1844)
《论犹太人问题》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追问劳动者为何在自己的产品、活动与类本质中与自己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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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犹太人问题》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追问劳动者为何在自己的产品、活动与类本质中与自己对立。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把哲学批判改写为实践与生产关系分析,提出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统治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
《共产党宣言》《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分析国家机器、阶级斗争与过渡时期,拒绝把历史写成一条自动上升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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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律师,家庭带有启蒙与自由主义氛围。
资本主义如何以自由和平等的形式,生产出人对人的支配?
马克思并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他是西马不断返回、重新解释、也不断试图超越的起点。他经历了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向:1840年代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了从物质生产出发理解历史的原则;1857—58年手稿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物的形式”对人的支配;《资本论》则以商品拜物教、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西马诸家几乎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马克思的哪些线索被第二国际遗忘了?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
同一个人可以出现在多个问题上;位置不同,回答的侧面也不同。
如果宗教批判、法哲学批判都还停留在观念领域,那么社会历史本身应当从哪里开始解释?1845 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劳动本应是人确证自身、改造自然与共同生活的活动。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越劳动,越失去自身与对象?
如果人们确实按照观念行动,为什么马克思说意识必须从物质生产与阶级关系来解释?意识形态究竟如何运作?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如何在同一套生产关系中被生产出来?阶级斗争为什么被马克思视为历史的动力?
如果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的工具,为什么波拿巴政权能够凌驾于各阶级之上?无产阶级又应当如何对待旧国家机器?
为什么《资本论》从商品、价值这些抽象规定开始,而不是从“资本主义总体”或“人口”开始?逻辑与历史是什么关系?
如果买卖双方在市场上自由平等地交换,剩余价值从哪里来?商品形式为什么会让社会关系显得像物的属性?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国家、分配与自由联合应当如何组织?为什么马克思拒绝描绘未来的详细蓝图?
自然辩证法是否可能?家庭、私有制与国家如何起源?恩格斯晚年的“合力论”能否避免经济决定论?
如果资本主义充满矛盾,为什么它没有崩溃?为什么被剥削者会主动接受一套看似客观、不可抗拒的“第二自然”?
如果工人的意识已经被物化,那么阶级意识从哪里来?它是经济地位的自然反映,还是需要某种中介、组织与教育才能生成?
如果社会是一个复杂整体,矛盾不再是单一“基本矛盾”的展开,那么结构为什么可以被介入?历史变化有没有方向?
苏东剧变之后,历史必然性的论证失效了。如果社会主义既不能靠“必然到来”来辩护,也不能靠“工人身份”来自动担保,它还能凭什么在规范上值得追求?
这是一次压缩:五栏是同一套理论的五个侧面,不能随意拆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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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理论能够指导比较,却不能预先证明所有社会必经同一条阶段序列。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不仅生产商品,也生产出劳动者与产品、活动、类本质及他人的异化关系。
价值是商品在交换关系中取得的社会形式,并非商品自身的天然属性;货币与拜物教是这一形式的必然结果。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与宗教;意识因此必须从物质生产与交往关系来解释。
阶级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关系,并非收入分组;资本主义生产在制造财富的同时,也制造出与它对立的无产阶级。
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承担维持一般生产条件的职能,因此可能相对独立于单个资本家;但这种自主仍服务于资本关系的再生产。
科学方法从抽象规定出发,在思维中重建具有许多规定的具体总体,并不从具体表象开始。
等价交换不创造价值;剩余价值来自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它能生产出超过自身价值的价值。
过渡时期需要无产阶级国家与按劳分配;但未来社会的具体形式不能先验地规定,只能从现有矛盾的运动中生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概念: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商品之间的物的关系;商品因此获得一种看似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神秘力量,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劳动则在这一外观中被遮蔽。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相异化,也与类本质和他人相异化;人创造的世界反过来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
一个多义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它指与物质生产相联系、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观念体系;在科尔施那里,它是构成社会现实的“精神现实”;在葛兰西那里,它是市民社会中生产“同意”的场域;在阿尔都塞那里,它是个体与其实存条件之间的想象性关系。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概念:市民社会是“整个历史的基础”,指在特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是政治国家与意识形态得以生长的土壤。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在特定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位置、具有共同利益与潜在集体行动能力的社会群体;马克思区分“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阶级的形成因此包含经济位置与政治组织的双重规定。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它塑造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并对应不同的阶级关系与历史阶段。生产方式的规定性在于它组织劳动、占有剩余并再生产出相应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概念: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即在自由平等的交换形式下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
费尔巴哈用以指人的普遍本质:理性、意志与爱作为类的能力。马克思在 1844 年手稿中把它改写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并强调人的本质在社会关系中被实现。
在马克思那里,私有财产是以排他性所有权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尤其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把它仅仅理解为物之占有,会漏掉它的历史生成与生产方式前提。
处于不同生产关系位置的社会集团围绕剩余劳动、生产资料与政治权力展开的对抗。马克思把它视为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不占有生产资料、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阶级。马克思认为其受剥削的结构位置使它可能成为普遍解放的承担者。
占有生产资料、依靠雇佣劳动获取剩余价值的阶级。马克思同时承认其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与内在矛盾。
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出卖的从事劳动的能力。它与劳动本身不同: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劳动力在使用中创造的价值可以超过其自身价值。
价值在社会交换中获得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从简单的、扩大的、一般价值形式推进到货币形式,说明货币是商品交换关系的内在产物,不能化约为外部约定。
马克思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前的历史过程:圈地、殖民掠夺、奴隶贸易、国家暴力等把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为资本与雇佣劳动创造前提。
资本是在运动中自我增殖的价值,是一种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社会关系;把它等同于单纯的货币或机器,会遮蔽它赖以扩张的雇佣劳动关系。它通过购买劳动力、组织生产与实现商品来不断扩张。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分析的政治形态:在阶级力量平衡、议会陷入瘫痪时,行政权力以“代表全体人民”的姿态获得相对独立,甚至反过来支配统治阶级。
国家在阶级社会中维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在此前提下拥有相对独立于个别资本家与统治阶级派别的行动空间;它并不机械执行某一阶级的命令。
恩格斯与列宁使用的表述: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机关,在阶级消灭后将失去存在的必要,逐渐消亡。它不同于无政府主义式的立即废除。
马克思用来描述未来社会的规范性远景:生产者自由联合,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有计划地调节物质变换,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的方法:揭示政治经济学范畴(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如何历史地生成,并内在地包含社会对抗。批判意味着展示范畴的界限,而非简单否定。
人的能力与活动取得对象性存在的过程。劳动把目的、技能与活动落实为产品和现实世界的改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这些成果归占有者掌握,对象化便表现为劳动者丧失对象、受其支配的异化关系。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分析的解放形式:国家摆脱身份与宗教特权,以普遍的公民资格和政治权利组织共同生活。市民社会中的私有财产、竞争和阶级差别仍可与这种政治平等并存,政治国家与现实个人的分裂由此持续。
马克思提出的解放要求:现实个人在共同生活中组织并掌握自身的社会力量,使这些力量摆脱私有财产与独立政治权力造成的分裂。它把改变剥削关系、实现人的社会能力与全体人的自由发展联系起来。
具有特定目的、操作方式、劳动对象与结果的有用劳动,如织布、裁衣。它生产使用价值,是同一商品生产劳动的具体有用方面;在商品关系中,这种劳动又以抽象劳动的形式取得价值上的社会联系。
商品生产中,撇开具体有用形式而作为同一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劳动。不同劳动通过商品交换取得社会等同性,抽象劳动构成价值的实体,其量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
在资本主义工作日中,劳动者生产出相当于其劳动力价值的新价值的劳动部分。它同超过这一部分的剩余劳动共同构成资本主义工作日。
超过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需劳动的那一部分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并支配劳动过程占有这部分劳动,其价值表现为剩余价值。对剩余劳动的争夺贯穿工作日长度、劳动强度和生产率变化。
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现实进行的劳动活动,同凝结在生产资料和产品中的过去劳动相区分。在资本主义价值增殖中,活劳动保存并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同时创造新价值;资本对它的支配使过去劳动成为统治现实劳动者的力量。
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在生产过程中把既有价值转移到产品中的资本部分。原料随耗用、机器随磨损把价值转入产品;劳动者通过具体劳动保存这些价值,并以抽象劳动形成新价值。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使过去劳动的成果成为支配活劳动的条件。
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部分。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使用表现为活劳动,创造补偿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资本预付的这部分价值在生产中发生量的变化,根源在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超过劳动力自身价值。
在必要劳动时间给定的条件下,通过延长工作日、扩大剩余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资本对劳动时间的支配遭遇劳动者身体再生产的界限与工人阶级的组织抵抗,工作日的长度由阶级斗争塑造。
工作日长度给定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及其生产资料的价值降低,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扩大剩余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资本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转化为增加无酬劳动份额的力量。
资本积累过程中形成、相对于资本当时增殖需要而过剩的劳动人口。技术改造、资本构成变化和周期性扩张收缩,使劳动者不断被吸收又被排出;资本借助这支可调用的劳动力队伍扩大生产,并对在业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施加压力。
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农业中,租地农场主为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部分剩余价值;级差地租以个别生产条件形成的超额利润为前提。绝对地租考察土地私有权怎样阻碍利润平均化,使农业商品价值高于生产价格的差额成为地租的来源。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在工资中表现为劳动的价格。工人按合同交付劳动力的使用,劳动过程却创造了超过劳动力价值的新价值。
按照劳动持续时间支付的工资形式。小时价格以一定工作日为条件,须同实际取得的有酬时间和每日收入一起读。
按合格产品或任务数量支付的工资形式。产量作为耗费劳动时间的间接尺度,单价与验收规则共同决定实际收入。
在分析上假定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用于个人消费,预付资本得到补偿,生产在原有规模上周而复始。每轮结束时,工人仍需出售劳动力,产品和生产条件仍归资本控制。
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已实现的剩余价值中用于购入追加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部分进入新的增殖循环。
原有资本改变独立性并汇入少数控制中心的过程。兼并、吸收及信用组织可以在社会总资本未同步增加时改变单个资本的规模。
较有利的土地条件或同一土地上连续投资的生产率差异,使一定资本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形成可被土地所有者占有的超额利润。
马克思考察土地私有权怎样阻碍资本自由进入农业。在农业商品价值高于其生产价格的分析条件下,土地所有权可使这一差额的一部或全部保留为地租。
把对未来地租的索取权折算成当前购买价格。在年租和利率恒定的简化情形下,地价等于年租除以利率。
以私有产权、市场竞争和资本流动为原则重组社会的制度与政治工程。马克思主义批判追踪其阶级内容:私有化、公共服务商品化、金融扩张与对工会的攻击,把更多生活条件置于资本支配之下,恢复并强化资本所有者的权力。国家通过法律、财政与强制力量推动这些变化。
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生态斗争结合的社会主义方向:改变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支配关系,由联合起来的社会成员共同决定生产、投资与资源配置,使人的需要、生态再生和自由发展支配经济活动,终结利润积累对自然与劳动的破坏。
赖特用以说明社会主义方向的概念:增强根植于社会成员自愿联合、集体行动和民主组织的社会权力,使其能够支配生产、分配与公共决策。其尺度是社会成员对经济活动的实际控制程度;这种控制可以通过国家制度、合作组织和公共资源的共同治理实现。
卢卡奇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质性内容被形式理性碾压、社会关系以物的形式呈现、主体以直观态度接受这一过程的普遍结构:商品形式成为社会的普遍组织原则,从生产延伸到行政、法律与意识,物化因此既是客观结构也是主观态度。
卢卡奇用来描述无产阶级对其历史处境的自觉认识:它指从阶级的结构位置出发对资本主义总体性的把握,不能等同于工人日常心理意识的集合;阶级意识是被归赋的可能性,其实现依赖组织与政治实践的中介。
一个多义命题:可以指哲学终结于政治(第十一条提纲的庸俗化)、终结于科学(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终结于批判(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指哲学被自觉地转化为历史实践的内在环节(科尔施、葛兰西)。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理论不是对现实的被动反映,也不是外在于工人运动的现成真理;它必须内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并在实践中被检验、修正与实现。
葛兰西把市民社会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挪到上层建筑:它是由政党、工会、学校、教会、报刊、出版机构、文化团体等“私人”组织构成的领域,对应的是霸权与同意,而不是直接统治与强制。
实在抽象指社会实践本身实行的抽象:商品交换将异质产品作为价值相等同,竞争使具体劳动受到抽象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约束。索恩—雷特尔以交换抽象研究思维形式的社会条件,价值批判则追究抽象劳动的统治。
商品化是物品、能力、服务或关系被组织为市场交换对象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着重追究生产者同生产条件分离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历史基础,并考察照护、土地、知识和文化进入资本积累的具体方式。
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在一般等价物上的集中:商品交换形成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特殊物天然具有购买一切商品的权力。货币的神秘性来自商品关系,却在日常交换中使这种关系的生成条件隐而不见。
资本拜物教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倒表现: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和剩余价值仿佛成为资本自身的属性。生息资本以货币直接增殖的形式将劳动过程隐去,三位一体公式又把利润、地租与工资写成资本、土地和劳动各自的天然产物。
抽象统治指资本主义中价值、竞争与抽象时间通过看似非人格的机制支配人。劳动者受到直接雇主控制,资本家也被竞争迫使追逐增殖;这种普遍强制以生产资料私有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不能凭个人善意解除。
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中介的、指向实践的乌托邦,不能化约为对未来的空想描绘——既依赖对现存资本主义的具体分析,也依赖现实历史中承担解放任务的主体。
内在批判进入对象自身的概念、规范和社会关系,检验它们怎样在实现过程中同自身要求冲突。马克思揭露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换与资本剥削的联系;批判理论进一步把这种方法用于文化和社会规范,推动对象超出自身既有形式。
科西克以具体总体指具有内在联系、发展过程和实践生成的现实整体。认识从表面熟悉的事实出发,通过中介重建部分在整体中的地位;总体性因而要求理解事实的社会生成,反对将全部事实相加当作现实的完整知识。
抽象否定将对象简单排除为无、错误或应当消灭之物,却没有揭示其内在规定及矛盾的运动。黑格尔通过规定的否定批评这种空洞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批判进一步追问否定的社会力量、历史条件及新关系怎样产生。
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称呼与重构:它既批判常识中的宗教超越性原则,又批判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批判唯心主义的思辨形式,最终落脚于“绝对历史主义”。
葛兰西用恺撒主义分析阶级力量形成灾难性均衡后,由个人、军事或议会组合承担仲裁并重组统治的情形。其历史意义要从革命与复辟的实际关系及辅助力量的作用中判断,不能仅依领袖的个人风格。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图式: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力属于生产方式)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法律与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上层建筑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生产力指劳动者、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生产关系指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所有制与支配关系。二者的矛盾被马克思视为社会形态变化的基本动力。
恩格斯在 1890 年致布洛赫的信中把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规定为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同时承认政治、法律与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阿尔都塞后来把这一限定表述为“归根到底的决定”,并强调它从不单独出现;它总在多重结构的相互作用中起定向作用。这个说法限定的是解释的优先性,不是每条因果链的起点。
洛克—诺齐克传统的核心原则:每个人对自己的人身、能力与劳动成果拥有排他性的所有权;未经同意,他人不得支配或占有。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占有发生在自由平等的契约形式之内,因而掩盖了强制与无偿占有的实质。柯亨把它重构为两个层次:前提批判(有产/无产)与过程批判(强制与无偿占有)。
社会主义的规范原则之一:每个人应当享有平等的地位、机会与实质自由;柯亨强调平等是自主的实现条件,并不与自由对立。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妇女压迫,把家庭、财产制度、雇佣劳动与社会再生产放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分析。它追问资本怎样利用性别分工转嫁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并以劳动妇女的组织、公共照护和生产关系变革推动共同解放;其内部围绕家务劳动、价值和父权制的关系存在实质论争。
国家社会主义指把国家占有、国家资助或国家组织经济置于社会主义实现路径中心的多种主张。拉萨尔的国家资助生产合作社是19世纪的重要方案;后来这一词也用于描述以国家所有和计划为核心的制度。马克思主义的检验在于国家的阶级性质、生产关系与劳动群众的实际权力,国有化本身不能自动证明社会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马克思、恩格斯奠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列宁对帝国主义、革命政党、国家及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与实践为基本资源。这个名称在列宁逝世后的苏联得到系统化,并成为众多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各国革命对其具体内容和运用形成不同发展。
革命社会主义主张劳动者的解放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阶级统治,不能依靠资本主义内部改革的积累自动实现。其马克思主义路线把群众斗争、革命组织与政治权力变革相联系,具体道路由社会矛盾、阶级力量和历史条件决定。
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意大利工人主义等路线发展,强调工人斗争对资本重组的主动作用、劳动者的自主组织及拒绝资本对生活的全面占有。其研究从工厂扩展到社会再生产、性别分工、知识劳动和共同性,内部关于阶级组成与组织策略有不同主张。
布朗基主义源自布朗基的革命组织与起义实践,强调由训练有素的秘密革命团体发动起义并建立革命权力。马克思、恩格斯承认布朗基反抗统治的革命精神,同时批评用少数人的夺权行动代替工人阶级自身的组织和历史条件。
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基督教伦理解释贫富分化和劳动问题,通过合作社、工人教育、公共所有或社会改革寻求更平等的社会。不同流派同阶级斗争、国家和教会的关系差别显著;马克思主义从财产关系和劳动群众的实际解放检验其政治内容。
费边社会主义形成于英国费边社,强调调查、政策论证、地方公共事业和议会改革,通过渐进方式扩大公共所有与社会福利。它影响英国工党的政策传统;其战略争议集中在专家行政能否改变资本控制权及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地位。
本站对苏联教材中一种论述倾向的分析性名称:先规定自然和社会的一般规律,再以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几种主要社会形态编排历史。它有助于建立总体视野;当其被当作所有民族必经的单一路径时,便从研究线索变成预设答案。
伊里因科夫用理想性分析社会活动的形式如何借助物和符号得到表现,又如何被人掌握为行动能力。货币的材料是真实的物质,它充当普遍代表的社会功能却由共同实践形成;这种客观形式不能归结为一个人的脑内形象,也不需要假定一个脱离人的精神世界。
指社会成员通过一定制度实际掌握生产条件、劳动过程和社会剩余的关系。本站用此概念区分法律所有权与现实社会关系,并综合马恩关于联合劳动和列宁关于管理能力的相关问题;它不构成一个可以仅凭单项指标判定制度性质的公式。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讨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时指出,以劳动作为同一尺度的平等权利,面对能力、家庭负担等不同的人仍产生实际不平等。这种平等形式保留旧社会权利的局限。列宁及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论争进一步讨论其在过渡社会中的范围和克服条件。
马克思用来描述资本支配劳动的初级形式:资本接管手工业、家庭劳动等既有的劳动过程,技术基础保持不变,只通过延长工作日、加强监督和把劳动纳入雇佣关系来提高剩余价值;劳动在关系上从属于资本,其工艺组织与技术内容尚未被资本按照增殖需要重新塑造,劳动者仍是自己手艺的承担者。
马克思用来描述资本支配劳动的成熟形式:资本按照增殖的需要重组劳动过程本身,以机器体系、分工、流水线与科学管理取代既有的手工技艺,使劳动节奏服从机器的连续运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劳动者从手艺的承担者变成机器体系的附属环节,技能与知识被转移到资本一边。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出的规律: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增长,一般利润率因此趋向下降;这一趋势以剥削率提高、工资压低、廉价投入、对外贸易与股份资本等反作用因素为条件,表现为长期的、波动的倾向。
资本有机构成指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从价值构成与物质构成两方面得到规定:前者是生产资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比,后者是生产资料量与劳动力量之比;马克思用这一概念把技术变化同价值关系联系起来,说明资本积累如何改变活劳动在总资本中的比重。
虚拟资本指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对未来收入流提出索取权的资本:股票、债券、国家债务与衍生合约的市值由预期收益与利率决定,可以脱离实体资本的积累而膨胀或崩塌;它的运动使资本的索取权同生产过程分离,并在危机中以贬值的形式重新与实际积累对齐。
生息资本指以取得利息为条件让渡货币使用权的资本形式:货币所有者把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使用,到期收回本金加利息;利息来自产业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却在形式上表现为货币自身的增殖能力,使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获得最拜物教化的外观。
马克思用来描述资本积累所制造的、超出资本当前增殖需要的人口: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活劳动需求相对减少,一部分劳动者被排挤出生产,形成流动的、潜伏的与停滞的过剩人口;这支产业后备军随积累周期伸缩,并通过竞争压低在业工人的工资与抵抗能力。
价值规律指商品价值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按价值量交换的规律:在私有制与社会分工条件下,生产者彼此独立、无法事先商定总量,价值规律便通过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资本在部门间流动与竞争,事后地调节社会总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并以生产过剩的危机作为强制恢复比例的方式。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与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它决定商品的价值量。个别生产者耗费的劳动时间高于这一标准,超出部分便不被市场承认,市场竞争因此强制每个生产者不断压低单位产品的工时。
世界市场指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总体联系: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而不断开拓销售市场、原料产地与投资场所,把各地区纳入统一的商品、货币与信用关系;世界市场的形成以殖民、铁路、航运与金融网络为条件,并使一国的积累同他国的欠发达相互规定。
信用制度指以银行、票据、债券与央行货币为核心的借贷关系总体:它把社会闲散货币集中为可贷资本,缩短资本循环、加速积累,并通过票据流通与银行券发行创造支付手段;信用既是资本积累的杠杆,也是危机在其中爆发的形式,因为它在生产与实现之间插入了一层可崩塌的债务关系。
股份公司指以发行股票募集资本、由股东按股份承担有限责任、经营交由受雇管理层执行的企业形式:它把分散的私人资本集中为大规模资本,使资本的占有同经营职能分离,并把利润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马克思把这种分离称为资本职能同资本所有权的分离,并把股份公司视为向生产者联合占有生产资料的过渡形式。
国民核算指以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与投入产出表为核心,对一国经济总量、部门结构与收入分配进行系统计量的统计体系:它把市场交易、政府支出与投资加总为产出,用价格而非劳动时间衡量价值;这套口径由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政策需要推动成型,并把无偿家务、生态损耗与分配不均排除在核心指标之外。
食利者指依靠有价证券、存款利息、地租与其他所有权收入为生、不参与生产组织的资本所有者:随着股份公司与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所有权同经营职能分离,形成庞大的食利者阶层;列宁把食利者与“食利国家”列为帝国主义寄生性的标志,认为它把资本输出与政治保守主义结合起来。
社会总资本指互相联系、互为条件的个别资本的总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要求价值上得到补偿、实物上得到替换,即第 I 部类(生产资料)与第 II 部类(消费资料)之间保持比例;马克思用再生产图式说明这一比例如何被资本积累不断打破,并成为危机的根据。
价格形成指价格在价值基础上、通过竞争、供求、国家定价与垄断力量而确定的过程:生产价格是部门间利润率平均化的结果,垄断价格、国家定价与价格剪刀差则使价格偏离价值,承担再分配剩余、补贴工业或抑制消费的职能;分析价格形成要同时追问价值基础与制度性偏离。
劳动定额指对单位时间内的产量或单位产品所需工时作出的规定,是计划、工资与劳动组织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工场中它由计时研究与资方单方设定,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它由国家或企业按平均先进水平制定并与计件工资挂钩;定额的确定方式直接决定劳动强度、工资水平与工人对生产节奏的控制权。
按劳分配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社会在扣除补偿基金、积累与社会福利之后,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与质量分配消费资料的原则:它以劳动为唯一尺度,默认劳动者在体力、技能与家庭负担上的差异,因此仍保留形式平等下的实际不平等;马克思把它规定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分配方式。
按需分配指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分配原则: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社会按各人的需要分配消费资料;马克思把它同人的全面发展、分工的消灭与集体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联系起来,作为超越按劳分配的规范目标。
工人自治指由劳动者直接或通过选举机构管理企业生产、分配与内部事务的组织原则:它把工厂委员会、工人会议与代表大会作为决策主体,主张管理者对工人负责并可撤换;这一原则在委员会共产主义、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与工人反对派那里获得不同制度形式,并同先锋队与计划体制的集中逻辑持续冲突。
1830年七月革命在巴黎三日街垒战中推翻波旁复辟王朝,工人、手工业者和共和派学生是街头战斗的主力。革命后政权转入奥尔良王朝,选举权仅略有扩大,金融贵族与银行资本掌握政府。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把这场革命视为资产阶级统治形式更替而同工人政治要求落空的典型,并追问普选权同社会共和国的关系。
1848年匈牙利革命在佩斯爆发,要求宪法、民族自治与废除农奴义务。科苏特领导的国防委员会组织军队对抗哈布斯堡与沙俄干涉,1849年宣布独立;农民解放与民族独立互相支撑,也受贵族领导层同境内少数民族关系的限制。革命最终被奥地利与沙俄联军镇压,成为欧洲反革命联合压碎一国革命的典型。
1926年5月,英国矿工反对降薪与延长工时的斗争扩展为全国总罢工,运输、印刷与重工业工人响应。工会大会总理事会接管行动后同政府谈判,在未取得矿工同意的情况下结束罢工;矿工单独坚持数月后失败。事件暴露工会官僚层与基层行动之间的断裂。
1934年法西斯联盟的街头骚乱促成社会党、共产党与激进社会党的反法西斯联合,1936年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勃鲁姆政府推动带薪休假、四十小时工作制与集体谈判。工人占领工厂的浪潮扩大社会改革,随后资本外逃、参议院阻力与西班牙内战的分歧使联盟瓦解。
1937年5月,西班牙共和派内部的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组织与共产党、政府力量因电话交换站控制权等问题爆发武装冲突,数百人死亡。事件把“先赢得战争还是先完成革命”的路线分歧变成共和阵营的内部战斗,削弱了反佛朗哥力量。
1944年8月,波兰家乡军在华沙发动反德起义,试图在苏军到达前解放首都并确立流亡政府的政治地位。起义者坚持63天,苏军停止推进并未提供充分支援,德军镇压并摧毁城市。事件把民族解放、反法西斯同盟内部的政治竞争与军事时机压缩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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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理论的第一次系统批判: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并不反过来决定市民社会。它是马克思“颠倒”黑格尔的起点。
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批判文本。阿尔都塞认为它记录了马克思理论危机中的探索,而非已经成型的理论成就。
从宗教批判转向对产生宗教的世界的批判,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并把无产阶级规定为解放的心脏。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把历史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运动,强调现实群众、物质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历史作用。
批判蒲鲁东把经济范畴永恒化的做法,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进入价值、分工和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的矛盾要求现实的社会变革。
分析法国二月革命到革命退潮的阶级力量、国家财政与政治联盟,揭示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无产阶级解放之间的冲突。
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要求工人在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同斗争时保持独立组织、纲领和阶级利益,推动革命继续发展。
马克思分析 1848—1851 年法国政治:阶级力量平衡、行政权膨胀与波拿巴主义,提出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经典文本。
研究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关系,提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多种规定的综合把握社会总体。
《资本论》的准备稿。其中分析货币经济与农民与土地分离如何使“人对人的支配”获得“物的形式”,成为卢卡奇物化理论的重要资源。
以商品和货币为中心考察资产阶级经济的社会形式,为《资本论》的范畴分析奠定基础。序言概括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结论。
概括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联系,把经济结构的矛盾运动同社会革命的历史条件贯通起来。
总结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把缩短工作日、合作生产和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相联系,确立国际联合的阶级方向。
回应把《资本论》改造成普遍历史公式的解释,要求比较不同历史环境中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的实际过程。
马克思研究微积分、无穷小与极限的笔记,分析数学抽象同辩证法、量与质的关系。手稿显示他把自然科学方法论当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组成部分,而不仅是外部工具。
马克思摘录摩尔根、梅因等人类学著作的笔记,关注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与殖民统治对非欧洲社会的影响。笔记把历史唯物主义扩展到前资本主义社会与殖民问题。
研究俄国农村公社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讨论公社在革命支持下成为社会改造起点的可能,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道路变成普遍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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