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中的政治能力
都灵工厂委员会把生产现场变成工人组织和自我教育的场所,追问劳动者怎样形成领导共同生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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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灵工厂委员会把生产现场变成工人组织和自我教育的场所,追问劳动者怎样形成领导共同生活的能力。
国家的统治通过强制、同意与社会组织共同维系,革命战略需要进入这些具体关系。
群众经验包含不同历史层次;有机知识分子的工作连接组织实践、经验提炼与世界观的改造。
政党、阶级联盟与知识道德领导共同构成持久的政治准备,使革命战略具有具体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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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社会的贫困、国家关系与语言差异进入其早期经验。
同一个人可以出现在多个问题上;位置不同,回答的侧面也不同。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德国、匈牙利等西欧国家的革命相继失败。失败的原因究竟是客观条件不成熟,还是革命缺少了某个关键的主观环节?
如果工人的意识已经被物化,那么阶级意识从哪里来?它是经济地位的自然反映,还是需要某种中介、组织与教育才能生成?
如果马克思主义已经“超越”哲学,为什么革命仍然需要哲学?如果它仍然是哲学,又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哲学的终结”?
为什么现代国家不仅靠暴力统治,还靠被统治者的“自愿同意”?这种同意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革命者如何争夺它?
如果阶级不再是唯一的对抗主体,如果霸权可以脱离阶级基础,如果革命不再有一个等待被唤醒的“大写主体”,解放政治还能如何思考?
这是一次压缩:五栏是同一套理论的五个侧面,不能随意拆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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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的核心概念: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中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组织“自发同意”,使自身的特殊利益表现为全社会的普遍方向;它以生产世界中的位置为物质根基,并与政治社会的强制辩证共存。
葛兰西把市民社会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挪到上层建筑:它是由政党、工会、学校、教会、报刊、出版机构、文化团体等“私人”组织构成的领域,对应的是霸权与同意,而不是直接统治与强制。
葛兰西用来指称狭义国家机器的领域:政府、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通过强制与法律制裁实施直接统治;它在完整国家中同市民社会并列,强制与同意由此构成统治的两条通道。
葛兰西的公式: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不仅包括政府与暴力机器,还包括市民社会中那些看似“私人”但实际维护统治阶级领导权的机构。
葛兰西用来描述从特定社会集团的经济结构中生长出来、为该集团赋予同质性与普遍性、并承担组织化功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任务不限于生产观念,还包括组织社会、争夺领导权并把团体利益提升为普遍利益。
葛兰西用来描述那些看似独立自主、超越于阶级利益之上、守护观念与文化传承的知识分子;他们其实是通过历史建构获得“独立假象”的有机知识分子,与旧的社会集团保持着不易察觉的联系。
葛兰西用来描述普通民众未经反思的、随波逐流的生活理解;它的主要要素来自宗教,而非知识分子的科学或哲学体系,因此常常混合着宿命论、经验碎片与零散的批判冲动。
葛兰西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改写:现代君主指共产党(或革命政党),不能还原为某个个人。它作为“集体知识分子”,承担统一意志的形成、组织与哲学—政治翻译。
葛兰西用来描述西方革命战略的概念:在市民社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不能只靠一次性的政治进攻(运动战),而必须在学校、媒体、教会、工会等市民社会阵地中长期争夺文化与道德领导权。
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称呼与重构:它既批判常识中的宗教超越性原则,又批判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批判唯心主义的思辨形式,最终落脚于“绝对历史主义”。
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最终形态:不诉求超历史的永恒真理,但也不陷入任意的主观主义;它把哲学理解为历史实践的内在环节,并在历史方向中保留真理的等级。
葛兰西对“同意”的区分之一:人们未必真心认同现有秩序,但因看不到替代方案而默认接受;它与主动同意相对,是霸权在正常状态下的重要形式。
工农联盟是工人阶级领导下,工人与农民围绕反对剥削压迫、解决土地问题和发展社会生产形成的阶级联盟。它以土地、粮食、工业品和公共权力的实际安排为基础:革命中的共同斗争需要转化为建设中能够持续改善劳动群众生活、维护农民利益的经济政治关系。
葛兰西用集体意志说明群众通过组织、共同实践和思想斗争形成政治主体的过程。分散的经济要求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共同方向,并争取超出本集团直接利益的社会领导权。
卢卡奇用来描述无产阶级对其历史处境的自觉认识:它指从阶级的结构位置出发对资本主义总体性的把握,不能等同于工人日常心理意识的集合;阶级意识是被归赋的可能性,其实现依赖组织与政治实践的中介。
一个多义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它指与物质生产相联系、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观念体系;在科尔施那里,它是构成社会现实的“精神现实”;在葛兰西那里,它是市民社会中生产“同意”的场域;在阿尔都塞那里,它是个体与其实存条件之间的想象性关系。
科尔施用来描述观念性现实的术语:经济意识、政治法律意识、哲学宗教艺术等更高形态的文化意识,共同构成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现实的精神结构;抽掉这个结构,社会现实就会崩塌成不可理解的碎片。
一个多义命题:可以指哲学终结于政治(第十一条提纲的庸俗化)、终结于科学(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终结于批判(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指哲学被自觉地转化为历史实践的内在环节(科尔施、葛兰西)。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理论不是对现实的被动反映,也不是外在于工人运动的现成真理;它必须内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并在实践中被检验、修正与实现。
葛兰西用来描述处于统治关系之下、尚未形成统一意志与有机知识分子的群体;它不限于无产阶级,也包括农民、南方民众等。
葛兰西用来描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力量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的统一体;一个领导阶级必须建构历史集团,才能把自身利益表述为普遍利益。
葛兰西对政党的定位:政党把哲学与政治同组织实践结合起来,承担世界观的组织、翻译与传播功能,并不只是向群众灌输理论。
葛兰西把良识称为常识中的健康内核:人在实践中形成的现实判断能够同迷信和统治观念发生冲突。实践哲学通过组织、教育和共同反思,使这种内核获得连贯性,推动群众形成自觉的政治认识。
民族—人民性是葛兰西分析文化、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时使用的概念,要求知识生产同人民的需要、情感和历史实践发生真实联系。他以意大利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隔离为问题,追问能够形成共同意志的文化关系。
葛兰西借净化表示从经济的、利己的层次向伦理政治层次的转变:人们认识到自身条件的社会历史关系,并将原来被动承受的结构转化为自觉实践的条件。它是阶级形成领导权的政治与认识过程。
知识与道德改革是葛兰西关于领导权的核心任务:通过实践哲学、群众教育和新的集体意志,使思想文化的改变同经济社会关系的改造相联系。它要求形成群众能够参与创造的世界观及共同生活原则。
葛兰西提出统一学校,使儿童在进入专门职业之前共同获得人文、科学、实践和自治训练,反对过早按社会出身把学生分入统治者教育与狭窄职业训练。它以克服手脑分工、培养参与领导的能力为方向。
有机危机指社会结构与政治代表关系发生深层断裂,传统政党和意识形态失去组织群众的能力。它包含领导权危机及多种重新结盟的可能;危机的政治结果取决于群众组织、国家力量和竞争领导方案的实际斗争。
葛兰西用恺撒主义分析阶级力量形成灾难性均衡后,由个人、军事或议会组合承担仲裁并重组统治的情形。其历史意义要从革命与复辟的实际关系及辅助力量的作用中判断,不能仅依领袖的个人风格。
吸纳主义是葛兰西分析意大利统治重组的概念,指温和派通过吸收激进阵营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把潜在反对力量纳入统治集团,使群众失去形成独立领导的组织中介。它是被动革命与领导权运作的一种具体机制。
南方问题在葛兰西那里指意大利南方的土地关系、地区不平等、国家统治和知识分子中介所构成的政治问题。北方工人要成为领导阶级,必须打破地主与知识分子集团对南方农民的控制,并提出农民能够参与的共同解放方案。
哈贝马斯用来描述一个介于国家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独立领域:市民社会与核心家庭中的自由交往结成公共领域,人们在这里就共同事务进行理性讨论、形成公共舆论。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图式: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力属于生产方式)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法律与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上层建筑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阿尔都塞在 1970 年论文中提出的概念:与镇压性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监狱)相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学校、教会、家庭、媒体、工会、政党等,通过意识形态而非暴力生产服从。
革命工团主义把工人的产业组织、直接行动和总罢工置于反资本主义战略中心,设想由生产者组织接管经济。它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法国、意大利等工人运动中发展,并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形成不同结合。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用于组织20世纪若干理论路线的历史性名称,通常从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延展到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各路线通过物化、意识形态、文化和主体问题推进资本主义批判,其政治实践与理论方法存在实质分歧。
1920年夏,意大利五金工人为反对雇主锁厂展开占领工厂运动,都灵、米兰等工业区的工人自行维持生产、组织武装纠察与工厂委员会。葛兰西在《新秩序》中把工厂委员会理解为工人国家的基础细胞,要求把工场权力接向全国政治领导;工会领导最终以谈判和工资妥协结束运动。占领把生产控制、阶级组织与革命战略的分离暴露为具体问题。
1934年法西斯联盟的街头骚乱促成社会党、共产党与激进社会党的反法西斯联合,1936年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勃鲁姆政府推动带薪休假、四十小时工作制与集体谈判。工人占领工厂的浪潮扩大社会改革,随后资本外逃、参议院阻力与西班牙内战的分歧使联盟瓦解。
如果霸权最终仍以生产世界中的位置为根据,那么“文化领导权”是否只是经济地位的延迟反映?另一方面,如果政党作为“现代君主”必须保持统一意志与纪律,它如何避免蜕变为新的教士阶层、堵塞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开放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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