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的落差追问主体
战争把欧洲旧秩序推入危机,危机却没有沿着同一条道路发展。俄国革命打开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德国与匈牙利的革命尝试则遭到挫败。对于期待革命从发达资本主义内部生长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落差直抵理论的核心: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究竟经过什么过程,才会成为劳动者改变社会的力量?如果把革命理解成经济成熟之后自动落下的果实,政治失败就只能被当作偶然的插曲,失败中真正需要总结的经验也会随之消失。
工人每天承受剥削,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剥削关系。一个人可能反对眼前的工资削减,却仍然把资本的利润要求理解为社会必须服从的规律;一个组织可能拥有庞大的会员队伍,却在关键时刻沿用旧国家与旧秩序提供的政治语言。卢卡奇由此追问阶级意识:劳动者怎样认识自己的处境,又怎样认识自身行动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联系?客观位置提供了斗争的条件,条件要成为现实力量,还需要意识、组织与实践的中介。
科尔施把这道裂缝带回马克思主义自身。如果理论只负责解释已经发生的历史,行动只能在理论之外另找方向,理论与实践便失去了革命性的联系。葛兰西则从政治组织与知识分子入手:分散的经验需要形成共同语言,局部的反抗需要形成能够持续行动的集体意志。三人的回答在这里彼此照亮:革命的主观环节关系到被压迫者如何理解世界、组织自身,并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
沿着这个问题读下去,失败就有了可以研究的内部结构:哪些经验被割裂了,哪些组织关系阻碍了群众的主动性,哪些既有观念替统治秩序守住了阵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锋芒也由此深入到资本主义日常统治的机制。劳动者明明参与生产整个社会,为什么却把自己的共同力量体验为外在的命运?下一问将从商品形式与物化入手,解释这种颠倒怎样发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除俄国以外,欧洲大陆的一系列工人革命与起义相继挫败;与此同时,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俄国取得成功。这一巨大落差迫使西欧马克思主义者重新理解革命的条件。
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倾向于用经济必然性解释历史:只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成熟,革命就会自然到来。但现实是,经济条件并不“成熟”的俄国爆发了革命,而条件更成熟的西欧却陷入失败。机械决定论无法解释这一错位。
卢卡奇把问题转向“阶级意识”:革命缺少的环节是工人对自身历史处境的自觉;客观条件并非主要缺口。科尔施把同一个缺口表述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丧失了把握革命总体的哲学高度。葛兰西则把它转换为“知识分子与领导权”问题:革命缺少能够把行动提升为理论、把分散群体组织成统一意志的有机知识分子。
把革命失败归因于主观条件,容易滑向“意识决定论”:仿佛只要解决意识问题,革命就会自动成功。它也把理论家与政党放在了“唤醒者”的位置,埋下了先锋队与群众自发性的张力。
同一个结,五种剖面
诊断、机制、主体、策略、规范。任何一栏为空,都是一个值得追问的理论缺口。
每个人都是某种回答
人物的位置由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决定;同一个人可以在多个结上出现,但每次回答的侧面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