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怎样进入改变世界的实践
马克思关于改变世界的要求,把哲学推向了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倘若哲学的批判揭示了人的生活怎样被颠倒,仅在概念中完成批判,现实的颠倒仍然继续。可是一旦宣布哲学已经结束,把理论工作全部交给专门科学或现成政治决策,人们又可能失去反思整个社会关系的能力。科尔施面对的正是这个矛盾: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哲学所提出的解放要求,为什么还必须保持哲学批判的力量?
在科尔施看来,理论同样存在于社会历史之中。把马克思主义拆成互不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私人世界观,会遮蔽这些部分与阶级斗争的共同联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国家形式与意识形态彼此支撑,革命理论必须能够把握这种联系。哲学由此成为实践的构成环节:人们用什么概念理解处境,怎样判断行动的方向,都已经参与到现实力量的组织过程。
哲学的扬弃要经过现实的改变。对异化的批判,需要进入劳动与生活关系的改造;对抽象自由的追问,需要进入群众实际掌握自身事务的过程。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把这一要求推进到常识、教育和政党组织之中。一个世界观能够产生怎样的政治作用,要看它能否进入人的日常判断,能否把经验提升为连贯认识,能否与群众的行动形成有生命的联系。
沿着这条思路,哲学的严密与政治的具体性相互提出要求。概念必须说清社会矛盾,行动必须面对已有的组织和力量关系。理论怎样被理解、传播和共同掌握,于是成为革命实践的内部问题。它也把我们引向葛兰西的下一步追问:统治阶级已经通过哪些制度与文化关系组织了社会的同意,劳动者又怎样在这些阵地上形成自己的领导权?
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实证化,第三国际则以“辩证唯物主义”统一哲学话语。科尔施在1923年《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既是哲学,又以取消哲学为目的;1930年《反批评》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资产阶级哲学史把马克思放逐到“缺失的环节”之外;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关于历史的实证科学;两者共享一个前提——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哲学。结果是,革命所需要的总体性视野与意识形态斗争被放逐。
同一个结,五种剖面
诊断、机制、主体、策略、规范。任何一栏为空,都是一个值得追问的理论缺口。
每个人都是某种回答
人物的位置由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决定;同一个人可以在多个结上出现,但每次回答的侧面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