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如何进入日常的常识

一个社会的秩序能够延续,靠的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主动执行它的要求。学校讲述成功的尺度,报刊划定可以讨论的问题,家庭传递对工作与体面的期待,人们据此评价自己,也评价别人。当资本主义的竞争与等级被理解成理所当然,统治就获得了深入生活的支点。葛兰西以领导权追问这种同意的生产,同时把它放回阶级关系、国家权力和物质生活的组织之中。

市民社会包含学校、教会、报刊、社团等组织,既是统治秩序的阵地,也是现实冲突发生的场所。统治阶级通过这些组织使自身利益获得普遍利益的外观,并以物质安排和社会联盟维持认同。强制为这种秩序提供保障,同意则使它获得日常的持续性。由此理解现代国家,就要同时考察警察、军队和法律,也要考察教育、文化与常识怎样参与组织服从。

革命的任务因此深入到集体意志的形成。工厂中的斗争需要与其他受压迫群体的生活经验相联系,劳动者需要能够解释整体社会、提出共同方向的文化与政治能力。葛兰西的阵地战包含长期的组织、教育与联盟工作;有机知识分子在其中把分散经验加工成可以共同运用的认识。领导权还要求承担组织社会生活的责任,使解放的方向在具体实践中取得可信的形式。

这种分析使文化斗争获得了物质与制度的厚度,也让我们能够理解反动势力如何动员群众。法西斯主义把社会危机中的恐惧与愤怒组织进压迫性的秩序,资本主义危机由此可能成为灾难的入口。追问同意如何被组织之后,问题链进一步走向更严峻的经验:当文明的知识、技术与理性参与制造野蛮,批判理论应该怎样理解启蒙本身?

01 · 历史触发

意大利南北分裂、法西斯主义兴起、福特制资本主义到来;葛兰西在狱中反思:为什么激进工人运动有行动却没有理论?为什么自由派知识分子会转向法西斯主义?

02 · 前一个答案的失败

经济决定论与工团主义把革命局限于经济斗争,认为只要改变工厂内部的生产关系就能解决一切;它们忽视了国家、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的独立作用。

03 · 新的概念动作

葛兰西把市民社会从经济基础挪到上层建筑,提出“完整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政治社会靠强制,市民社会靠同意。霸权是“自发同意 + 总体方向 + 生产世界中的位置”的三重结构,不能化约为单纯的文化操纵。革命因此首先是阵地战:在市民社会中争夺文化与道德领导权。

04 · 代价与盲点

把市民社会归入上层建筑,可能削弱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文化领导权也可能被误读为“只要占领媒体和学校就能革命”。葛兰西本人始终坚持生产世界中的位置是领导权的物质根基,但这一平衡极难维持。

它制造的新问题: 如果统治靠“同意”维持,那么当同意破裂、危机来临时,现代文明会走向哪里?为什么启蒙理性会与极权主义合谋? 继续到 06 · 启蒙与野蛮 →
左拉的《我控诉》刊于《震旦报》头版,1898 年 1 月 13 日。
左拉的《我控诉》刊于《震旦报》头版,1898 年 1 月 13 日。
图源与许可

Émile Zola ·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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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透镜

同一个结,五种剖面

诊断、机制、主体、策略、规范。任何一栏为空,都是一个值得追问的理论缺口。

诊断 · 病症
霸权危机:统治阶级的“同意”出现裂缝,而从属阶级尚未形成能够领导全社会的统一意志;国家是强制与同意的复合体,不能只当作暴力机器。
机制 · 运作
市民社会中的学校、教会、媒体、政党、工会等“私人”组织生产常识与同意;有机知识分子赋予阶级同质性与普遍性;政治社会在危机时刻以强制兜底。
主体 · 谁
从属阶级及其有机知识分子;政党作为“集体知识分子”与“现代君主”,承担统一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组织工作。
策略 · 怎么做
阵地战:在市民社会中长期争夺文化与道德领导权;知识分子—大众辩证法;在夺取政权后继续知识与道德改革。
规范 · 凭什么
“无霸权的伦理国家”:它的路径是持续的智识与道德改革,目标是最终消解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对立;用一个新的统治取代旧统治,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在这个结上的人

每个人都是某种回答

人物的位置由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决定;同一个人可以在多个结上出现,但每次回答的侧面不同。

沿线工具

概念、论证、论争与实验

这个节点是本站对课程问题链的重构。它不声称每个答案“必然”导致下一个问题;连接方式有继承、批判、翻译、断裂与平行, 具体关系请到 谱系与线索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