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 年革命失败与波拿巴政变,让马克思看到国家并不总是某个阶级的直接工具;巴黎公社则提供了另一种政治形式的短暂实验。导读把《雾月十八日》与《法兰西内战》放在一起,追问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与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含义。
核心问题:国家是阶级工具,还是相对自主的权力?
从《宣言》的国家观说起
《共产党宣言》给国家下过一个很有名的定义:"The executive of the modern state is but a committee for managing the common affairs of the whole bourgeoisie."(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这句话简洁、锋利,适合写在传单上,却解释不了 1851 年 12 月 2 日发生在巴黎的事:路易·波拿巴,一个并不属于资产阶级任何一派的政治冒险家,依靠军队、官僚和农民的支持,解散议会,逮捕议员,一年后自立为皇帝。资产阶级保住了财产,却失去了政治统治的直接形式。
马克思在 1851 年底到 1852 年初写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试图解释这个悖论。书名里的“雾月十八日”指拿破仑一世 1799 年 11 月 9 日的政变;马克思用同一个日期来对照他的侄子 1851 年的政变,开篇就引黑格尔的话:历史事件和人物第一次出现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这本书不是一部单纯的政变史,它要回答的是:国家权力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凌驾于各个阶级之上。
《法兰西内战》面对的是另一个问题。1871 年 3 月 18 日,巴黎工人和国民自卫军起义,成立公社;5 月 28 日,公社在凡尔赛军队的进攻下失败,前后约七十二天。马克思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名义写了《法兰西内战》,作为对公社的辩护和政治总结。它写作于公社失败之后,材料主要来自报刊、信件和公社的公告,带有强烈的论战色彩。读它的时候,既要看马克思从公社经验里提炼出的国家理论,也要看它作为一篇政治文告的局限。
波拿巴主义的条件
《雾月十八日》的叙述从 1848 年二月革命开始。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共和国;六月,巴黎工人起义被卡芬雅克将军的军队镇压,无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十二月,路易·波拿巴以“秩序”和“拿破仑的名字”为号召,当选总统。1849 年立法选举后,秩序党(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成)控制议会,共和派被排挤。1851 年 12 月 2 日,波拿巴发动政变,解散议会,1852 年 12 月称帝。
马克思的分析有几层。第一层是资产阶级各派的分裂:正统派代表大土地所有者,奥尔良派代表金融和工业资产阶级,两者在共和制下暂时联合,却无法形成稳定的统治。第二层是无产阶级被镇压之后,资产阶级失去了一个可以共同对抗的外部敌人,内部矛盾反而激化。第三层是行政权的膨胀:军队、官僚、警察和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在历次革命中不断扩张,到了波拿巴手里,已经成为一个可以独立运转的机器。第四层是农民:小农的分散生产方式使他们难以形成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他们对拿破仑一世的记忆和对土地的要求,使波拿巴得以用“代表农民”的姿态出现。
这些条件合在一起,造成了马克思所说的“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胜利”。国家似乎站在社会之上,扮演各阶级的仲裁者。但马克思没有说国家因此变成中立的。波拿巴政权仍然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然镇压工人运动,仍然保护有产者的财产。它的“自主”是有限的、有条件的:当阶级力量势均力敌,没有哪一派能独自建立稳定统治时,行政权获得较大的活动空间;一旦这个平衡改变,国家仍然要回到阶级统治的功能上。
“相对自主性”这个说法是后来的概括,不是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里使用的术语。二十世纪的政治理论家,尤其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和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关于国家自主性的争论,把马克思的波拿巴主义分析重新提炼成“相对自主性”的概念。读马克思的原文,最好保留他的具体分析:阶级平衡、官僚军事机器、农民的政治角色、政变的时机。这些具体条件比一个抽象的“自主性”标签更有解释力。
公社的七十二天
《法兰西内战》的背景是普法战争。1870 年 7 月,法国对普鲁士宣战;9 月 2 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败被俘;9 月 4 日,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建立国防政府。普鲁士军队围困巴黎,1871 年 1 月停战,2 月选出国民议会,梯也尔组成政府。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拒绝解除武装,3 月 18 日,梯也尔试图夺取蒙马特高地的火炮,引发起义。公社在 3 月 26 日选举,3 月 28 日宣告成立;5 月 21 日至 28 日,凡尔赛军队攻入巴黎,经过“流血周”,公社失败。
公社只存在了约七十二天。它不是在一个统一的政党领导下建立的,内部有布朗基派、蒲鲁东派、雅各宾派和第一国际的成员,政治观点并不一致。它的措施大多是被围困条件下的应急措施:废除常备军,武装人民;公社委员由普选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公社同时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不是议会式的清谈机构;官员领取与工人相当的工资;政教分离;免费教育;免除部分房租,接管被遗弃的作坊。这些措施里有社会主义的萌芽,也有战时管理的成分。把公社说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实验,会高估它的制度成熟度;把它说成一次偶然的暴动,又会低估它对后来国家理论的冲击。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把公社称作 "the political form at last discovered under which to work out the economical emancipation of labour"(终于发现的政治形式,劳动的经济解放可以在这个形式下进行)。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把公社从一次地方起义提升为一种政治形式的问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用什么形式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公社的答案不是议会制,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以生产者的自治和代表的可撤换性为核心的一种新型政治组织。
打碎国家机器
《法兰西内战》里最著名的一句话是:"The working class cannot simply lay hold of the ready-made state machinery, and wield it for its own purposes."(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后来被写进 1872 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标志性命题。
它的意思需要放在上下文中理解。马克思不是说革命不要国家,也不是说第二天就要废除一切公共权力。他说的是,旧的国家机器有一套自己的结构、利益和运作逻辑:常备军、官僚、警察、法庭、中央集权的行政系统。这套机器在历史上形成,服务于有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如果只是把它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机器会反过来支配夺权者。因此,革命要打碎的是官僚军事机器,而不是社会管理本身。
公社提供的替代形式,马克思概括为 "a working, not a parliamentary body,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at the same time"(一个工作机关,而不是议会式的机关,同时是行政的和立法的)。代表由普选产生,随时可以撤换;法官和官员由选举产生,领取工人工资;常备军被废除,武装的人民代替它。这些安排的核心,是把国家权力置于社会的直接控制之下,让代表不再是脱离选民的专业政客。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对公社的描述,带有很强的理想化色彩。他写作时公社已经失败,文章的目的是为公社辩护,动员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支持公社的流亡者。公社内部的派系斗争、军事失误、对银行的处理犹豫,在文章里被淡化了。恩格斯在 1891 年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里,补充了一些批评,也明确提出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例。读《法兰西内战》时,最好把马克思的文本和恩格斯的导言放在一起看。
常见误读
把波拿巴主义当成任何强人政治的标签,是一种误读。波拿巴主义依赖特定的条件:阶级力量势均力敌、官僚军事机器高度发展、有一个能够扮演“全民代表”的人物。缺少这些条件,把某个威权领袖直接叫作“波拿巴”,只是在用比喻代替分析。
另一种误读是把“打碎国家机器”读成立即废除一切公共权力。马克思针对的是官僚军事机器,不是医院、学校、道路、邮政这些社会管理功能。公社自己也在行使公共权力:它选举代表,发布法令,组织防御,管理市政。革命要改变的是国家权力的性质和形式,不是让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把公社理想化也是一种误读。公社只存在了七十二天,内部有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的冲突,有对凡尔赛的军事失误,有未能夺取法兰西银行这样的战略错误。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是一篇辩护文字,不是一份中立的史学著作。承认公社的失败和局限,不会削弱它的理论意义,反而能让“打碎国家机器”的命题回到具体的历史条件里。
还有一种误读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读成个人独裁。马克思在 1852 年致魏德迈的信里说,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本身只是向消灭一切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在 1875 年《哥达纲领批判》里,他说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里的“专政”指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不是一个人的独裁,也不是一个政党的垄断。具体采取什么制度形式,马克思没有给出固定答案,公社的普选和可撤换代表就是他当时看到的一种形式。
与问题链的连接
《宣言》(m03)提供了较早的国家观,把国家视为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m04)则把这个观点复杂化: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对独立于各个阶级,但它的自主性有限,最终仍要维护生产关系。《哥达纲领批判》(m07)讨论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与未来社会的两个阶段联系起来。
列宁(p01、v01)在《国家与革命》里把“打碎国家机器”与先锋队理论结合起来,把公社的经验读成无产阶级国家的原型。葛兰西(p05)用“完整国家”和“霸权”扩展了国家分析:国家不只是暴力机器,还包括学校、教会、媒体、工会等市民社会机构,统治不仅靠强制,也靠同意。阿尔都塞(p08)在 1970 年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把国家机器分成镇压性的和意识形态的两类,进一步远离了“国家只是阶级工具”的简单公式。这些后来的发展都以马克思的文本为起点,但都不能直接还原成马克思的原话。
版本、来源与延伸阅读
中文文本可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马克思作品索引: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index.htm。英文《雾月十八日》见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2/18th-brumaire/;《法兰西内战》见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1/civil-war-france/。中文单行本可参考人民出版社译本。
延伸阅读可以从列宁《国家与革命》开始,看“打碎国家机器”如何被接续成先锋队理论;再读葛兰西《狱中札记》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部分,比较“完整国家”与马克思的官僚军事机器;如果对概念史感兴趣,Hal Draper 的《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第一卷《State and Bureaucracy》对波拿巴主义和官僚制有非常细致的梳理。读法上,先把《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对读,再回头看 1872 年《共产党宣言》序言和恩格斯 1891 年的导言,国家理论的线索会清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