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斗争到劳动群众掌握政治
沙皇专制下,工厂里的冲突能够使劳动者联合起来,却也不断遭到警察镇压和组织破坏。地方小组积累了各自的经验,整个统治结构怎样运行、各地斗争怎样形成共同方向,仍然需要专门的政治工作。列宁在《怎么办?》中把全国性的政治揭露、革命理论和组织联系置于中心,试图使工人运动具有理解整个社会、介入国家政治并持续行动的能力。
这种组织能力包含知识、分工与纪律。活动家需要把不同阶层受到的压迫带进共同讨论,使工人认识到自身斗争同整个政治秩序的关系;秘密工作又要求稳定联系和经受镇压的准备。群众经验如何进入决策、专业工作如何接受检验,随之成为组织内部的实际问题。掌握理论和联络渠道的人,可以帮助斗争越出地方边界,也可能使解释经验和决定行动的权力逐渐集中。
《国家与革命》把组织问题推进到革命后的权力结构。列宁从巴黎公社的经验出发,讨论代表的选举与撤换、官吏特权的限制以及群众参与公共管理。劳动者取得政权,要落实为他们能够了解事务、改变代表并实际参与决定的制度关系。旧国家的官僚军事机器以专门机关支配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则要求打破这种支配,使公共力量能够由劳动群众共同掌握。加米涅夫的《论无产阶级专政(加米涅夫)》从苏维埃形式讨论国家的阶级基础,季诺维也夫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则把政党、工农联盟和革命经验带入列宁主义解释的论争。两组文本使组织原则同具体政治判断之间的关系获得可比较的材料。
全国性的行动能力与群众对权力的控制,需要在具体实践中建立联系。组织应当怎样报告决定、接受批评、培养成员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都影响劳动者能否持续作为政治主体。革命理论由此必须说明现实,并容许群众实践纠正领导判断。立场如何同客观认识结合,便进入下一节点:阶级实践能够改变世界,也需要认识独立于自身愿望而存在的条件。
沙皇专制限制公开组织,工厂斗争和地方小组又难以自行构成全国政治力量。1905 年的苏维埃和 1917 年的革命同时显示,群众能够创造超出既有党组织预期的政治形式。
经济斗争可以改善工资,却未必触及整个统治结构;把政治认识交给少数人的固定分工,同样可能使社会主义运动失去自我教育的能力。沿用旧国家官僚军事机器,也不能保证新的阶级内容。
列宁在《怎么办?》中强调全国性的政治揭露、革命理论与职业革命家组织,在《国家与革命》中重新提出公社式的代表撤换、限制官吏特权与群众参与管理。前一部书处理专制条件下怎样组织政治,后一部书追问国家权力怎样回到劳动群众手中,两者需要结合具体处境阅读。
秘密组织所需的集中与革命后社会管理所需的公开参与之间存在真实张力。战争和经济崩溃能解释权力集中面临的压力,却不能自动证明每项集中措施都必要,更不能把战争时期的安排提升为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
同一个结,五种剖面
诊断、机制、主体、策略、规范。任何一栏为空,都是一个值得追问的理论缺口。
每个人都是某种回答
人物的位置由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决定;同一个人可以在多个结上出现,但每次回答的侧面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