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把七篇序言作为《宣言》与历史之间的中介:从正义者同盟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写作缘起,恩格斯对核心思想的三层概括,国际工人运动的三个阅读环节,对 1848 年革命的反思,以及资本主义从欧洲中心走向多中心世界体系的转型。序言显示的开放性构成《宣言》的理论本性。

七篇序言写作缘起核心思想国际工人运动1848 年革命开放性
《共产党宣言》德文初版封面,1848 年。
《共产党宣言》德文初版封面,184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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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 · 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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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七篇序言比正文更需要认真对待

阅读《共产党宣言》时,人们最容易落入的一个陷阱,是把正文中那些耳熟能详的概念——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两个必然、两个决裂、暴力革命——当作已经理解了的东西。这些概念确实都在正文中出现,它们听起来也与流俗的马克思主义理解高度匹配。然而,一旦试图把这些概念与自身所处的现实生活对接起来,一种距离感便会油然而生:1848年的文本与21世纪的生活之间,似乎隔着一层无法穿透的帷幕。

张双利教授在课程一开始就点明了这一困境的根源:问题不在于正文的概念本身,而在于读者尚未把握宣言背后的现实生活。正文给出的是原则性的判断和结论,但这些判断和结论得以产生的历史处境、它们所针对的具体对象、以及它们在何种限度内有效,并不在正文的视野之内。正文呈现的是一幅“画面”,而画面背后的空间与余地,恰恰要在七篇序言中去寻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七篇序言“比正文还要重要”。

这一判断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是文本性质的层面。《宣言》是一个历史性的文献,并非在书斋中完成的体系性著作,它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党纲,直接介入1848年革命前夕的政治斗争。这样一个文献在1848年之后被反复再版,每一次再版都意味着它被重新置入一个与写作时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中。序言的功能,正是向新的读者交代:这个历史性的文献为什么在今天仍然具有经典意义,它与变动着的社会生活之间究竟是怎样建立起关联的。第二个层面是理论结构的层面。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对《宣言》核心思想的概括,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正文得以成立的理论前提进行了一次自觉的“回置”,并非对正文内容的简单复述。不读这些序言,读者很容易把正文中的结论误认为可以脱离历史条件而自动生效的公式;读了序言,才会发现那些结论背后始终保留着理论上的分寸与余地。

七篇序言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梳理出八个层次:直接的写作缘起;对核心内容的经典概括;《宣言》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关系;版本流传与国际工人运动起起伏伏的对应;对1848年革命的反思;对资本主义变革的把握;对革命道路的再度思考;以及贯穿所有这些层次的一个总结论——《宣言》的开放性。这八个层次构成一条从文本走向历史、又从历史返回文本的论证链条,并非并列的清单。


二、直接的写作缘起:从正义者同盟到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及“共产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选择

《宣言》最直接的写作缘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正义者同盟及其改组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之间的关系。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约瑟夫·莫尔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帮助改组。同年6月,同盟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取代旧口号“人人皆兄弟”。1847年11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宣言》即由此而来。正义者同盟原本是一个带有密谋传统的德国工人团体,它的改组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意味着组织原则和理论基础的转换:从带有空想色彩和密谋习气的团体,转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这一转换本身,已经暗示了《宣言》所要承担的双重任务——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也是对正在形成中的工人运动的政治介入。

与此直接相关的第二个缘起性问题是:为什么这份文献叫《共产党宣言》,而不是《社会主义宣言》?这一问题在恩格斯的晚期序言中得到了明确的回答,而其回答所揭示的,恰恰是1840年代欧洲思想格局中的一个关键区分。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写道: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主要指两类人,一类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信徒,如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另一类是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声称要消除社会弊病,却并不触及资产阶级制度本身,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帮助。与此相对,当时那些确信单纯的政治变革还不够、要求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工人,则把自己称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选择“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立场的名称,是为了与那些站在工人运动之外、以补缀方式处理社会问题的思潮划清界限,并非标新立异,同时标明自己的理论属于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运动。

这一缘起性的交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防止了一种后见之明的误读:仿佛“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理论的天然名称。实际上,在《宣言》诞生的时刻,“社会主义”这个能指已经被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甚至反无产阶级的话语所占据。选择“共产主义”,是一个在思想战场上做出的划界行动。


三、恩格斯对“核心思想”的概括:三层结构及其理论分寸

在七篇序言中,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具有特殊的理论分量,因为恩格斯在这两篇序言中对《宣言》的“核心的基本思想”做了经典概括。这一概括包含三个有机联系的层次,而每一个层次都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被准确理解,而不能被化约为教科书式的公式。

第一个层次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通常的解读会立即把这层意思翻译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翻译在方向上并不错,但如果止步于此,就会错过恩格斯所要强调的更深一层的东西:这里的关键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构成了理解历史和社会的基本出发点,而非一种可以脱离历史过程而自动运作的“决定论”图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前后已经达到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其核心在于与当时德国意识形态立场的彻底决裂:理解历史要从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和他们之间的物质关系出发,而非从人们关于自身的观念和原则出发。

第二个层次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全部历史(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是第一个层次在阶级社会中的必然展开,并非在它之外另加一条独立原理。如果社会的结构归根结底由物质生产方式所规定,那么在这种结构中占据不同位置的社会集团之间围绕剩余劳动和统治权力的斗争,就构成了历史的核心内容。用张双利教授课上的话说,这一层次所揭示的是阶级统治(class domination)——而《宣言》第一章对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生产的分析,正是对这一阶级统治如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展开的具体解剖。

第三个层次是:阶级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一层次指向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无产阶级的解放以消灭阶级本身为条件,并非以一种新的阶级统治取代旧的阶级统治。三个层次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严谨的递进结构:物质联系是出发点,阶级统治是阶级社会的结构形式,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这一结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指向的超越性运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补充的那个类比:马克思的思想对历史学所起的作用,“必定会起到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这一类比容易被误读为:马克思发现了某种类似于自然科学规律的历史“一般规律”,仿佛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像生物学描述物种演化那样,去描述一套可以脱离人的实践而自动展开的“历史必然性”。张双利教授提醒我们,这只是一个类比,而且我们对达尔文本人的理解本身也受制于一种实证主义化的科学观。达尔文之所以对生物学具有革命性意义,不在于他提供了一条可以套用在一切物种上的抽象公式,而在于他使得“生物”从此可以被当作一个历史地生成着的过程来研究,而不再是上帝创造的固定秩序。同样,马克思对历史学的意义,在于他使得历史成为一门可以从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出发加以把握的科学,而不是一套由“上帝”或“自然规律”来担保的封闭体系。恩格斯的概括并不包含与马克思思想的“对立”,它恰恰是帮助读者站到1845年已经达到的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上,去理解《宣言》正文中那些结论的理论前提和有效范围。


四、国际工人运动的三个环节与《宣言》的历史命运

恩格斯晚期序言中另一个具有结构性意义的层次,是把《宣言》的命运置于国际工人运动的起起伏伏之中来理解。沿本节的阅读线索,从1848年到恩格斯晚年,可把国际工人运动的相关经历分为三个环节,而《宣言》的版本流传之所以呈现出“多—断档—再多”的节奏,正是因为这些版本是运动本身起伏的索引。

第一个环节是1848年六月起义失败之前的时期。在这个阶段,无产者在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开始广泛参与革命,成为革命的主要参与者。正义者同盟的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宣言》的写作以及在1848年革命中的迅速传播,都属于这一环节。然而,1848年六月工人起义的失败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革命沿着激进化的方向不断推进;六月之后,反动势力利用过度激进所带来的社会恐慌开始全面反扑。反动势力首先打压的是无产者,并非资产阶级——1852年的科隆共产党人案就是这种打压的典型事例。国际工人运动由此陷入低潮,直到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工人们才再度试图把自己组织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

第二个环节是第一国际时期。恩格斯对这一环节的分析包含着一种极为清醒的双重判断。一方面,第一国际时期实际的工人运动绝没有达到《宣言》所要求的原则高度。在英国是工联主义,在法国是蒲鲁东主义,在德国是拉萨尔主义,这些思潮基本上停留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原则之内,试图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改善工人的实际处境。马克思为第一国际起草的纲领,就其所阐述的工人运动原则而言,低于《宣言》所阐述的原则。但这并不是“妥协”或“投降”。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起就清楚地知道实际的工人运动是什么样子;他们之所以投入第一国际,是因为他们从来都认为,工人在联合斗争中获得的精神成长,是通向更高原则的唯一现实路径。工人只有在实际的失败和斗争中,才会逐渐意识到:不触及根本性的问题,具体的诉求也无法真正实现。经过第一国际时期的联合斗争,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逐渐丧失影响力,英国工联主义者对“大陆共产主义”的恐惧也开始松动。工人在对自身困境之根本原因的认识上,日益趋近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第一国际时期的斗争成果本身具有不可抹杀的意义。第一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提出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次提出这一目标,1890年五一国际示威则以争取法定八小时工作日为共同诉求。这里是争取制度的斗争,并非八小时制在第一国际时期已经普遍实行。这种争取社会权利(social rights)的斗争,与资产阶级所提出的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不同:资产阶级永远不会主动提出工人的社会权利,因为资本不会自愿保障工人过有尊严的生活。社会权利的每一次扩展,都是工人运动直接抗争的产物。

第三个环节是第一国际解散之后、恩格斯晚年的时期。恩格斯对此时的工人运动持一种一体两面的态度。他高度肯定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但同时也深感忧虑:当“争取社会权利”和“争取政治权利”似乎替代了一切,当工人的政党进入议会、以八小时工作日为共同斗争目标,这些成就虽然能够改写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实际生存状况,却不会自动消除阶级统治的结构。课程还将这一问题与恩格斯晚年对早期基督教历史的研究联系起来,追问一个能够直接与现存统治结构相对抗的政治行动主体,究竟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真实地产生。1890年德文版序言对第一次五一国际示威的肯定,正是在争取法定八小时工作日尚未完成的条件下,对跨国联合力量的肯定。

这三个环节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一个线性的“进步史”,而在于揭示《宣言》与工人运动之间一种非同步的、充满张力的关系:文本所把握的原则高度,总是超前于运动当下的实际水平;但文本的原则又只有在运动的实际展开中才能获得历史的内容。《宣言》的版本流传之所以显得“难记”,恰恰是因为它记录的是一部运动在低潮与复兴之间反复摆动的历史,并非一串中立的数据。


五、对1848年革命的反思: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与两个环节

1848年革命是《宣言》写作的直接历史背景,但对这场革命的理论反思,主要是在序言中、尤其是在晚期的回顾中完成的。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的基本判断可以概括为两点。

第一,1848年革命在性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它并没有推进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下一个环节。 当年马克思曾说德国革命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但这一判断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如果革命不被阻断并继续推进下去,它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环节。然而,历史的事实是革命停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环节上。1848年革命由无产者广泛参与,但它的性质规定仍然是资产阶级的。这并不贬低无产者参与的历史意义;它要求理论不能在性质判断上混淆不同环节。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包含两个结构性的环节:民族独立与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人民主权的实现(现代政治的形式)。 1848年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这两个环节在不同国家的实现方式是高度不同的。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正是从1848年革命为后来的民族独立开辟道路这一点展开讨论。德国1871年的统一主要由普鲁士君主制和俾斯麦自上而下地实现;意大利统一则有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加里波第等多种力量,路易·波拿巴在1859年战争中的作用是其中的外部因素。它们都不能简单理解为强大的第三等级自下而上实现人民主权的过程。这就产生了一个深刻的悖论:现代政治的形式(官僚制、主权国家的外部形式)可以与强权者对社会的高度宰制相结合。德国没有强大的第三等级,却产生了对现代政治的强烈诉求;最终出现的现代国家是以现代国家形式出现的强权统治,并非第三等级政治要求的直接实现。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波兰。恩格斯在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中,把恢复波兰独立的希望寄托于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并把民族独立视为各民族工人真诚合作的条件。这一独立任务当时仍有待完成。课程由此追问:当资产阶级无力推动民族解放时,无产者怎样承担这一任务?这里留下了一个在《宣言》序言中没有被进一步展开的开放问题:由无产者争取领导的、以民族独立为直接诉求的政治革命,它所建立的国家,究竟与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政治革命所建立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它是否必然重复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还是有可能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课程把这一开放问题进一步联系到后来中国革命的实际处境:一个有农民、小资产者和无产者广泛介入的、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现代国家建设为直接目标的政治革命,在革命完成之后所建立的国家,其性质并不能从《宣言》的正文或序言中找到现成的公式。序言所提供的是问题的形式,而不是答案。


六、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革:从“欧洲中心”到多中心的世界体系

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关于美国和俄国的分析,是七篇序言中最能体现马克思晚期理论焦虑的部分之一,也是理解《宣言》开放性的关键文本。在写作《宣言》的1848年,资本主义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法国提供政治规定性的观察窗口,英国提供经济规定性的观察窗口(《资本论》的主要经验背景仍然是英国)。美国和俄国在这一图景中并不占据独立的结构性位置,它们对欧洲资本主义而言主要承担两项外部功能:提供原材料(input)和作为商品倾销市场(output),从而使资本的自我增殖过程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顺利展开。

然而,到了1880年代,这一结构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马克思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所看到的,至少是三个层次的结构性位移。

第一个层次,是欧洲资本主义内部结构的变化。 1848年革命所产生的那些新的民族国家,作为后发国家加入了欧洲资本主义体系,这使得以英国为单一中心的旧图景不再足够。欧洲版本的资本主义本身需要被重新理解。

第二个层次,是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结构性变化。 美国在工业化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赶超了欧洲。马克思所看到的美国具有双重规定性: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在这一发展背景下产业工人阶级的迅速形成和工人运动的兴起。因此,美国不再仅仅是欧洲资本主义的“附属地带”,而成为一个新的中心地带——既是资本快速积累的中心,也是革命可能性迅速凝聚的中心。至少就“谁在规定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言,答案已经是欧洲加美国,不再是单纯的欧洲。但这一新的中心结构究竟意味着什么,马克思没有给出封闭的答案。

与此同时,俄国在1848年的功能与1880年代的功能也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在1848年的图景中,美国承担的是“疏导”功能:大量过剩人口可以被疏散到北美,从而缓解《宣言》所描述的那种革命的紧迫性;俄国承担的是“堵”的功能:沙皇俄国作为欧洲反动势力的化身,是任何一个现行政权在遭遇群众反抗时最可依赖的保守力量。一“疏”一“堵”,共同使得欧洲资本主义显得可以“生命长青”。而到了1882年,情况已经改变。资本主义的狂热已经渗入俄国境内,沙皇俄国不再仅仅是守旧反动的化身,它也加入了资本的逻辑。这一新的要素使得俄国原本就深重的社会矛盾在短时间内被激化,革命迅速趋于激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作出了一个鲜明判断:“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第三个层次,是世界范围内反资本主义革命斗争的新趋势。 革命的突破点出现在矛盾深重的地方——这一点与马克思当年的预期在形式上一致。但关键在于,矛盾深重的地方转到东方社会,不再限于德国。这是马克思所不熟悉的区域。当全球资本主义把苦难的聚合点推向东方,而东方又确实可能先行形成革命性突破时,理论所面对的是一个空前尖锐的挑战:在俄国这样资本主义工业化仅仅是“点状”存在、广大境内还保留着农村公社(以共同体形式而非纯粹私人所有制形式出现的土地占有)的社会中,革命性突破能否直接带来对资本主义式生活的超越?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和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给出的回答,以极其谨慎的方式保留了条件性:假如俄国革命能够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并且双方相互补充,那么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个“假如”是理论上的诚实,而非修辞上的客气:它标明了一个客观前提,而这个前提在当时并不存在。抽掉这一前提,马克思并没有给出“俄国必然跨越”或“俄国必然不跨越”的封闭答案;他所做的是在众多的可能性中指出一种可能性,同时承认生活还会沿着无穷多的其他可能性展开。

透过美国和俄国的分析,马克思晚期所面对的资本主义世界图景至少包含三重结构性变化:欧洲资本主义的深刻变革、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结构性位移、以及反资本主义革命斗争的新趋势。如果再加上《资本论》手稿和笔记中所触及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远比早先所掌握的图景复杂,以及金融资本主义和高度合理化了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已经出现——那么可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是被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拖着走”的。正因为如此,《宣言》第一章中“两个必然”的判断,才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由“上帝”来担保的、可以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自动实现的必然性。序言恰恰告诉我们:必然性的形式本身是开放的,它需要在资本主义的每一次结构性变革中被重新思考和重新规定。


七、革命道路的开放性与三种政治革命形态

七篇序言所展开的最后一个理论层次,是革命道路问题。马克思在1848年之后,尤其是在巴黎公社经验之后,对《宣言》正文中关于革命道路的论述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而这些补充的核心精神,仍然是保持原则与开放性的统一。

《宣言》正文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提出了两个要点。第一,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在顺序上不同。 资产阶级革命是先行社会革命,后行政治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则相反,先行政治革命,再行社会革命。《宣言》第二章试图说明政治革命如何践行、社会革命如何展开。第二,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客观前提。 物的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的因素是无产阶级的形成。但关键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在不断介入当下已然展开的各种不同性质的革命的过程中被自觉展开,并不会在全部条件“成熟”之后自动发生。

巴黎公社的经验迫使马克思对第一个要点做出明确的补充。只把《宣言》的政治任务理解为“工人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就会显得太过简单。巴黎公社的教训在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不能被无产阶级简单地“占有”并现成地使用。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治领导权之后所要求的国家,必须在组织形式上与资产阶级国家发生原则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已经包含具体机制:《法兰西内战》讨论了公社代表由选举产生并可撤换、公职人员领取工人工资、以人民武装替代常备军等安排。由此,社会主义式的国家形式一定不能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简单延续,已经不只是一个否定原则。课程继续追问的,是这些探索怎样发展为稳定的制度,使社会主义民主在现实组织上落实劳动者对公共权力的掌握;巴黎公社提供了实际起点,而非完整的未来制度蓝图。

对第二个要点的补充则涉及社会革命的具体策略。《宣言》中所提出的一些具体策略,只具有临时性的意义,不具有原则指导的效力。更重要的是,《宣言》第四章对当时欧洲各国不同革命形势的判断,只具有那个时代的意义。在波兰、在德国、在法国,革命的具体条件和直接目标各不相同;以无产阶级革命为目标的“永恒革命”过程,只能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条件下被重新思考。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的原则是:无产阶级革命一定是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一定要以政治革命为前提条件。但政治革命以何种形式展开、社会革命以何种方式接续,则在原则的坚定性之下保持着开放。

如果把1848年革命的反思、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俄国问题的讨论整合在一起,马克思视野中所呈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革命至少具有三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种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强大的工人运动所带来的政治革命。第二种是在后发国家,由无产者领导的、以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民族独立、现代国家)为直接目标的政治革命——波兰是典型,而中国则提供了一个在马克思视野之外但具有同等结构意义的实例。第三种是在多种矛盾叠加、社会极度不发达的条件下,由无产者所领导的直接颠覆各种反动秩序的革命。这三种政治革命都指向“与资产阶级国家不同的新型国家”,但这三种国家究竟如何进一步展开社会革命,如何形成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彻底变革,在《宣言》的文本中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八、结论:《共产党宣言》的开放性作为理论的本性

把七篇序言的这些层次合在一起,所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关于理论本身之本性的理解,并非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最终公式。《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原则性批判是清楚的: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阶级统治的结构以及这一结构在历史中生成和消亡的条件。但《宣言》对资本主义走向下一个环节的具体路径,则是开放的。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在实际的历史过渡完成之前,就在理论上先行宣布这一过渡“必定”以何种形态被完成。如果理论宣称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部难题,提供了“由上帝来担保的”、不会出现任何偏差的成功道路,那么它恰恰违背了理论本身的本性。

理论是在历史过程之中对正在敞开着的可能性的提炼和把握,而不是在过程之外对结局的预先宣布。七篇序言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们以最诚恳的方式展示了这种理论态度:它们不掩盖正文与变化着的历史之间的距离,不把正文的结论伪装成无条件的真理;它们在每一次再版中重新交代文本与生活之间的关系。阅读序言是为了理解它的开放性,而非简单地确认《宣言》的“历史局限性”——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得《宣言》能够与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后来的工人运动、以及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革命,结成一种相互解释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僵硬的“原理—应用”关系。

《宣言》能够带领读者走进1848年的资本主义世界,也能够帮助读者理解此后资本主义所发生的结构性变革,以及在不同背景之下实际展开的、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革命。但它不能提供一条事先被保证的、免除一切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道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事业“没有了保证”;任何一个真正重要的历史过渡,都不可能在理论上被事先封闭。理论勇气恰恰在于承认这一点:在原则的坚定性之中保持对历史开放性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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