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把《宣言》之后一百七十余年的资本主义史分为自由竞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垄断与集权、战后民主政治合流、新自由主义等阶段,并以韦伯 1918 年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说为支点,讨论社会主义与民主、现代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以及韦伯对革命社会主义、进化社会主义与俄罗斯社会主义的批判。
要理解《共产党宣言》与当下中国之间的真实关联,不能从1848年直接跳到今天。中间横亘着一百七十余年的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并不是资本主义被动挨打、社会主义一路凯歌的直线叙事。资本主义在遭遇自身矛盾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自觉的转型。所谓“自觉”,意味着这些转型是资本主义在工人运动、社会冲突和政治压力的逼迫之下,有意识地对自身制度形式作出的调整,并非纯粹自发演化的结果。不理解这些转型的阶段性,就无法理解《宣言》中哪些判断仍然有效、哪些判断需要被重新置于新的条件之下加以审视;也无法理解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展开为什么呈现出如此不同的面貌,以及中国道路为什么必须被放在这个全球性的结构变迁中来把握。
这一章的任务,是在资本主义转型的关节点上找到一个人物和一个文本,作为理解后续全部问题的支点。这个人物是马克斯·韦伯,这个文本是韦伯1918年6月13日在维也纳向奥匈军队军官所作的《社会主义》演说。韦伯从自由主义立场反对社会主义,恰恰因为如此,他站在资本主义自觉转型的完成之处,以一种非社会主义的、但高度清醒的目光,同时审视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与社会主义的各种方案。他的判断,被课程用作理解此后左右两翼知识分子继续思考的一个出发点。
一、从自由竞争到有组织: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自觉转型
《共产党宣言》所面对的资本主义,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of free competition)。这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主要对象,也是《宣言》中关于危机、贫困化与革命的全部论断所依托的历史基底。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的典型形象是众多互不隶属的业主在市场上展开无序竞争,竞争的压力驱动资本积累,积累又反过来加剧竞争,危机由此周期性爆发。韦伯在演说中着重批评危机、阶级两极分化和贫困化等预期。但不能把他对这些命题的归纳直接当成马克思全部著作的结论,尤其不能将《资本论》的积累分析简化为工人实际工资在所有时期都必然下降的“绝对贫困化”论。
转折发生在1870年代。从这一时期开始,资本主义逐步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人们用不同的名称来刻画它:垄断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资本主义,或者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这三个名称指向的是同一个结构性事实的不同侧面。垄断,指的是资本集中的趋势:竞争并没有消失,但竞争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组织形式的出现使得市场由少数具有支配能力的大型经济单位主导,不再由无数原子式业主构成。合理化,指的是生产过程的可计算性被推到新的高度:泰勒制、流水线、科学管理,使劳动过程被分解、测量和重新编排,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内嵌于生产流程本身的技术安排之中,不再仅仅依赖饥饿的纪律。有组织,则意味着整个经济生活出现事前的协调机制,不再呈现为纯粹自发的事后调节——无论是私人垄断组织内部的计划,还是国家层面对经济过程的介入,都表明资本主义开始以一种“组织”的形式来应对其内部的不确定性。
这一转型的原因是多重的,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个因素。资本主义自身矛盾所导致的一次次危机,迫使资本寻找新的积累方式和危机管理方式;不断壮大的工人运动和随着选举权扩展而被放大到政治层面的社会诉求,构成了来自外部的压力;而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变革——机器大工业、生产率提高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扩展——则为集中与垄断提供了技术—经济上的可能;这些过程在1870年代之前已经展开。课程将这一新的形态概括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联系到韦伯对现代企业科层组织的分析,而马克思在研究和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也已经相当自觉地开始思考金融资本、信用制度以及股份公司所预示的资本集中趋势。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转型并不是在马克思身后才突然出现的“意外”,它在《宣言》发表之后的数十年间已经逐步展开,并在1870年代之后成为显著的经济与政治现象。
这一转型对于《宣言》的意义在于:马克思在1848年所描述的那个资本主义,在1870年代之后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形态。资本主义通过改变自身的组织形式获得了新的生存能力,并没有按照《宣言》所预言的方式径直走向崩溃。这就产生了一个贯穿此后全部讨论的根本问题:当资本主义经历了自觉的转型之后,《宣言》的论断在什么意义上仍然有效,在什么意义上需要被重新审视?
二、转型之后的两条历史路径
垄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没有给出一个单一的“下一步”。它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处境中分岔为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而这两条路径共同构成了20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峙的基本格局。
第一条路径,以俄罗斯为代表。 在社会矛盾急剧积累、旧有统治结构在战争压力下濒于瓦解的地方,革命先行爆发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内部矛盾在“薄弱环节”上的集中爆破。革命一旦发生,“社会主义”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理论方案或运动方向,而变成了一个必须被回答的大写的问题: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怎么走?列宁要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要回答这个问题,邓小平要回答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世界上所有对社会主义道路持同情态度的人,仍然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它的困难不在于是否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在于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尚未被整体超越的条件下,一个革命政权如何组织经济生活、如何处理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如何在理想原则与治理现实之间维持张力。
第二条路径,主要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应对中展开。 在这里,垄断版本的资本主义同样遭遇了自身不可能在体系内部彻底解决的结构性难题,但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处理矛盾,其中一条重要线索是帝国主义竞争与战争。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将内部的矛盾向外疏导,而战争本身又反过来要求资本主义国家在组织上完成一次空前的强化。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现代政治被大规模改写,以适应新型垄断资本主义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在意大利、德国等国,这种改写在政治上表现为法西斯式的集权主义的兴起;英美等国没有经历同一政治道路。在法西斯主义这条道路上,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与灾难,通过战争和集权政治被推到极致。极权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之外的东西,课程将其理解为资本主义危机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政治形态。
然而,极权主义走到极致之后,发生了一次触底反弹。毁灭没有被推向终点——苏联、中国、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及各国抵抗运动共同取得的胜利,使战后西欧的民主重建和欧美资本主义政治的调整获得新的条件。这一重建与调整要在政治的高度上自觉回应《宣言》所提出的那些难题,并非简单回到19世纪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统治者意识到,内部的难题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而不被政治地处理,最终将吞噬掉现代民主政治本身。于是,二战之后进一步发展了福利国家式的现代政治(welfare state)。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的第二次自觉调整:它用社会权利、社会保障和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来缓冲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从而为重建后的现代民主政治提供社会基础。用一句话来概括:民主政治被重建,但重建后的民主政治必须顾及社会难题,否则它就无法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继续存在。
三、第三个环节: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及其危机
二战之后形成的格局,在1980年代前后进入了第三个环节。学界通常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neoliberal capitalism)来命名这个环节。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操作,是将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建构为当代世界的两个首要机制,并在这两个机制之间建立一种特定的关系:资本在“理性的”限定之下于全球市场之内自由流动,而民族国家作为主权单位,共同支撑和维护这个号称以理性为内在规定的世界市场。
这个框架的意识形态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实质性差异有意地遮蔽起来。当“理性的世界市场”和“独立的民族国家”被确立为首要概念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似乎可以被翻译为“是否遵守市场规则”和“是否尊重国家主权”的技术性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被放进这个框架:作为主权国家,它可以与理性的世界市场“摆放好关系”,从而在新的全球秩序中获得位置。另一方面,这种遮蔽本身是脆弱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金融危机、增长停滞、不平等加剧——会不断把资本主义概念重新提交出来。当危机爆发时,号称以理性为根本特征的现代政治会发生向右翼的转型,而右翼转向又反过来迫使人们重新追问: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第三个环节的基本结构:遮蔽—危机—右翼转向—再度提问。社会主义概念被重新提交,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秩序在其危机中暴露了无法兑现的承诺,并非出于某种理论兴趣。而在这个环节上理解中国,就必须把中国介入这个全局的具体故事补充完整:中国在这个框架之中,以自己的主权国家位置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底色,去面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政治后果,并未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外“另搞一套”。只有把这条线索理清,才能回答《宣言》与当下中国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四、韦伯的位置:站在转型完成处的清醒者
在上述从自由竞争到有组织资本主义、再从福利国家到新自由主义的漫长过程中,韦伯所处的位置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他站在第一次大转型的完成之处,亲眼看到有组织的、合理化的资本主义已经成形,也亲眼看到俄国革命把社会主义从一个运动方向变成了一个政权事实。他从自由主义立场反对革命社会主义,也批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官僚支配;理解后者,不能抹去他对社会主义的明确政治反对。他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完成自觉转型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各种方案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各自能够做到什么、不能够做到什么。
韦伯在1918年6月13日于维也纳所作的《社会主义》演说,其直接背景正是十月革命。他对十月革命的世界性影响深怀忧虑,这种忧虑出于一种结构性的判断,并非对革命的道德反感:一场在特定条件下爆发的革命,如果被当作普遍信念向欧洲输出,可能带来的是灾难,而非解放。韦伯对社会主义的反对包含一套关于官僚化、管理和经济组织的论证。他要做的是三件事,而且这三件事以递进的方式展开:第一,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第二,现代社会主义——区别于历史上一切追求“连成一片”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什么;第三,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理解为什么在根子上站不住脚。 这三个层次不是并列的,第二个层次以第一个层次所揭示的现代生活结构为前提,第三个层次则以第二个层次所界定的现代社会主义概念为尺度。不理解韦伯为什么“迂回”三遍,就无法理解他对三种社会主义的批判为什么具有那种特有的分量。
五、迂回的第一层:社会主义与民主
韦伯处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方式,从一个看似离题的问题开始: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什么关系? 之所以从这里入手,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几乎所有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都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民主”原则直接绑定在一起。它们宣称: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民主是我们的原则。既然如此,就必须先弄清楚,被如此郑重其事地援引的“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
韦伯从行政组织方式上比较传统与现代的大众政治。旧式民主(traditional democracy)表面上说的是人民参与,但实际上,在缺乏专业化行政机器的条件下,政治往往由贵族和贤达来运作。人民参与的形式并不能改变政治决策实际掌握在少数有声望者手中的事实。在现代民主(modern democracy)中,普选、政治参与与公共问责仍是需要讨论的制度问题;韦伯在这里突出的另一个结构性特征是:现代政治越来越依靠专业化的官僚队伍来运行。 这一特征属于行政组织的分析,专业官僚制也存在于非民主政治中,不能充当民主的定义。
韦伯特别以美国为例。当时的美国正处于从旧式民主向现代民主转型的过程之中,这一转型的可见标志,是从“政党分配制”(spoils system)向职业官僚体系的过渡。在政党分配制下,选举的胜利者把行政职位当作战利品分配给支持者,行政能力不是任用的标准,政治忠诚才是。而职业官僚体系的兴起意味着,行政工作逐渐从选举政治的周期性震荡中分离出来,交由一支以专业训练和理性规则为依托的官僚队伍来承担。这一转变的实质,用韦伯的话说,是美国国家越来越变成“精英的国家”,越来越掌握在少数职业官僚人士手中。现代民主并不因此就不是民主;但它所意味的“民主”已经是政治生活的职业化、官僚化和合理化,不再是人民主权在治理层面的直接落实。民主的形式(选举、代议)可以与官僚制的实质(精英治理)并存,而且正是在这种并存中,现代政治才获得了它特有的稳定性和可计算性。
从这里,韦伯引出了第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现代生活呈现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即官僚制化(Bürokratisierung),亦可称为科层制化的普遍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越来越掌握在技术官僚和技术精英手中。为什么?从结构上说,原因在于在所有这四大领域中,都发生了同一个性质的变化:从事某一职业活动的人,与从事该活动所需要的客观资源之间,发生了分离。 在政治领域,行政者与行政手段分离;在经济领域,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在军事领域,士兵与战争手段分离;在文化领域,学者与研究和传播手段分离。一旦这种分离发生,从事活动的人就不再能够自行决定如何活动,而必须听从某种外来的、理性的安排。韦伯用人和人之间的合作方式的变化来把握这一过程: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生活方式的根本差异,不在于是否使用机器,不在于是否富裕,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否被理性地事先规定和掌控。而理性地规定合作的前提,恰恰是人与物之间的那个客观分离。
韦伯讲述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目的并不在于给出一个关于民主的理论,而在于讲清楚什么是现代生活。只有理解了现代生活是由官僚制化和科层制化所结构化的生活,才能理解现代社会主义所反对的究竟是什么。
六、迂回的第二层:现代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有了现代生活的结构分析,韦伯才可以进入第二个层次:现代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 社会主义并不是现代的发明。只要人们追求“连成一片”、追求共同体的连带,就可以被称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现代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现代的,是因为它必然地与上述现代生活方式相关,必然地针对现代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真实问题。
课程把韦伯的官僚化分析同马克思主义对物对人的统治的批判联系起来。在官僚制化了的现代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某个外部的理性法则、理性要求或理性秩序对人的统治,不再是一个人支配另一个人的直接统治。工人服从的是一个没有可辨认主体的体系;具体的资本家本人也不过是竞争体系中的一个执行者。社会主义所要反对的首要现实,正是这种物对人的统治。
那么,物对人的统治为什么会在社会主义的眼光中成为一个必须被反对的现实?原因归根结底仍然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当从事职业活动的人与职业活动的客观资源发生分离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获得了这样一种形态:掌管资源的人可以安排、调动从事活动的人。落实到经济领域,这种安排表现为每一个人都必须承受的纪律。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纪律还叠加了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竞争。竞争的中介作用,使工人所承受的外部强制具体化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
第一是选择(selection)。并非每一个工人都能够进入职业劳动。工人必须符合劳动协作关系内部的技术要求,才有资格被纳入生产过程。那些不符合要求的人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职业活动之外,并非先被“解雇”。
**第二是工资对市场与竞争条件的依赖。**表面上看,是资本家在雇佣工人、在给工人发薪水。但资本家以什么方式雇佣、按什么标准支付,并不是他个人可以随意决定的。在他的背后,是整个市场,是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竞争。薪水水平是由竞争体系所规定的,资本家本人也只是这个体系的一个节点。
第三是机器对人的劳动的取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越来越合理化,合理化的方向是尽可能排除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外在要求。机器取代人的劳动是这一合理化逻辑的必然趋势,并非偶然的技术进步。
这三者合在一起,使得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表达为没有主体的资本主义体系对每一个工人的统治,不再表达为资本家对工人的直接统治。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所要回应的现状。据此,课程把现代社会主义面对的问题概括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对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那种物对人的统治的反抗。 社会主义的可理解性,恰恰在于资本主义的现代生活确实产生了这样一个真实的问题;而社会主义的困难,则在于它是否能够找到一条在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下真正克服这个问题的道路。
七、韦伯对三种社会主义的批判
有了上述界定,韦伯才转入第三个层次:对当时存在的三种社会主义形态的具体批判。这三种形态——革命社会主义(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进化社会主义(以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各自都触及了真实的问题,但各自都在关键的结构性判断上犯了错误。而韦伯的批判方式,是以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变化和官僚化趋势,质疑它们所依赖的结构性判断及其解放承诺;他对革命社会主义的明确反对,包含着这一层论证。
革命社会主义:预言与科学的双重性质
韦伯对《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判断是:它是一篇预言性的文献。它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这个“必然”包含两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由专政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但革命社会主义不能仅仅依靠预言;它同时必须是科学的,必须根据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趋势给出有根据的论断。韦伯将《宣言》中的这些论断归纳为三个核心命题:资本主义社会必然陷入危机;在走向危机的过程中,阶级关系必然简单化,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这一过程同时就是赤贫的无产阶级的形成过程。
韦伯并没有说马克思在1848年作出的这些论断是“错的”。他说的是:在资本主义经历了自觉转型之后,这些论断不再有效。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分。垄断资本主义使得绝对贫困问题不再以马克思所预言的方式产生,因为工人的困境被提交到政治舞台之上,国家开始以某种福利国家的性质介入,绝对贫困的极端形态被缓解。无产阶级的队伍也没有按照预言的方式不断壮大。虽然真正的资本家数量在垄断条件下日益减少,但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与资本合谋的经济管理精英阶层——正如政治领域中的现代民主变成了精英政治一样,经济领域中的现代资本主义变成了背靠资本的精英经济。社会结构走向一种新的等级式结构,并非两极简化,在所谓“劳动者”的内部出现了重大的阶层差异。第三,垄断条件下的危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无序竞争所导致的那种毁灭性危机不再是常态。
这三个判断合在一起,意味着革命社会主义所依赖的“科学”基础——三大论断——在转型后的资本主义中失去了经验支撑。但韦伯并没有由此推出“革命不可能发生”。
进化社会主义:可被强力驾驭的资本主义不等于社会主义
如果马克思的三大论断不再有效,那么是否可以反过来说:资本主义正在自己走向社会主义?这正是进化社会主义的推论方式。它看到企业日益合并、垄断和股份化,看到产业日益技术化和合理化,看到危机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于是断言:社会主义的色彩已经越来越强烈,我们正在走向社会主义。
韦伯断然否认这一推论。他所看到的是:可被强力所驾驭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由高效的精英队伍所掌管的集中体系,不再是由众多业主支撑起来的分散体系。但“可被驾驭”并不等于“已经被社会主义所规定”。 这个高度合理化的、由精英队伍掌管、背后站着强大资本的体系究竟会走向哪里,在韦伯看来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肯定号。进化社会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把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集中化误认为社会主义的临近;它没有看到,集中化恰恰可能意味着资本主义以一种更可计算、更可管理的形式延续自身。这正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背后所贯穿的问题:当合理化已经走到这一步,当体系已经形成、精英已经就位,它的未来方向并不由合理化本身来保证。
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怎么办”
韦伯承认,在特定的条件下,革命仍然可能发生。如果社会矛盾足够深重,如果在危机条件下各种矛盾层层叠加,如果出现一批彻底不认同资本主导的平庸生活的知识分子,而这批知识分子又能够把形形色色的群体在短时间内高度组织和动员起来,那么革命就是可能的。韦伯并不认为马克思所否定的那些条件被否定之后,革命就消失了;他要说的是,革命社会主义的“科学必然性”消失了,但革命作为一种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
然而,对于俄罗斯版本的社会主义,韦伯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是无法回避的追问:革命之后怎么办? 如果革命已经发生,如果革命所获得的喘息时间和外部条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那么革命政权将如何重新组织生活与再生产?它将如何处理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所展开的日常生活?它是否能够真正跳开那个生活彻底官僚制化的趋势,还是说,它将在一种更高的强度上重建官僚制?韦伯在这里持明确的批判态度,认为集中生产资料的管理可能进一步加强官僚权力。他并没有断言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在俄国境内必然失败;他所忧虑的是,如果这种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革命被当作普遍信念、以宣教的方式强力推行到欧洲,它将带来灾难。在欧洲强行推进俄罗斯版本革命式的社会主义,只会败坏人们守住现代生活内部张力的可能性。
八、韦伯的结论及其后续回声
把三个批判合在一起,课程从这场讨论引出的两个层次,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社会主义永恒常在,无法被取消。 因为现代生活方式确实具有结构性的缺陷——物对人的统治、官僚制化的普遍化、没有主体的体系对每一个工人的强制——只要这个结构性缺陷存在,社会主义作为对这一缺陷的反对就永远存在。这一层次是课程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社会主义要求的解释;韦伯本人则对社会主义持明确的批判和反对态度。第二句话:革命式的、俄罗斯版本的社会主义在欧洲不具备条件。 在韦伯的判断中,如果在欧洲以强力推行由俄罗斯革命所疏导出来的那种社会主义,将带来灾难。欧洲的当务之急,是守住自己生活的内部张力——在官僚制化不可逆的条件下,仍然维持某种使生活不被彻底吞噬的可能性。
这个判断的历史效应是双重的。它一方面为韦伯的右翼学生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新形态的框架:他们接受韦伯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缺陷的诊断,但把希望寄托在强有力的政治驾驭和精英治理之上,而不是革命。另一方面,它也构成了左翼知识分子继续思考的起点。温和的左翼——罗尔斯、哈贝马斯——所面对的问题是:在韦伯所描述的官僚制化和物对人的统治的条件下,现代民主政治的重建为什么仍然是可能的?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试图在多元社会中为基本制度的公平安排提供可辩护的原则,这也成为评估福利国家的一种资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则试图在工具理性之外为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寻找规范基础。课程把这些工作理解为对韦伯问题的不同回应:即使官僚制化难以逆转,理性化的后果也未必只能是物对人的统治。罗尔斯从基本制度的正义条件入手,哈贝马斯则以交往理性寻找另一种可能。而激进左翼——大卫·哈维、巴迪欧——则在危机爆发、右翼崛起、新自由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之间出现危险合流的条件下,重新把资本主义概念提交出来,追问它的危机为什么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以及在这个背景之下,一种真正的超越如何可能。
韦伯所站立的那个点,正是两条线索分岔的地方:从这里向右,是对资本主义的可驾驭性的探索;从这里向左,是对资本主义的彻底超越的坚持。而无论走向哪一边,都必须先经过韦伯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当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宣言》所面对的那个资本主义时,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被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