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处理原则与具体运动的关系: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秩序的革命运动,同时在每个运动中把所有制问题提出来。课程以英国、北美、法国、瑞士、波兰、德国六个例证,说明“超越性”与“介入性”如何统一,并把革命道路理解为开放的环节过程。

原则高度介入不断革命六个例证所有制革命道路
巴黎圣莫尔街的街垒,1848 年六月起义时期的达盖尔银版照片。
巴黎圣莫尔街的街垒,1848 年六月起义时期的达盖尔银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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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François Thibault (1801–1871) ·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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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第四章在《宣言》结构中的位置

阅读《共产党宣言》的前三章,容易形成一种强烈的印象:马克思所论述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必须有客观前提、必须有原则高度的革命。第一章从“物”的方面指明,革命的前提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从“人”的方面指明,是无产阶级作为实在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第二章则在反驳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家庭、教育、祖国等种种自我声称的原则的过程中,勾勒出共产主义革命的原则高度——它不止于政治解放,还指向两个决裂,最终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原则。第三章进一步以对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反衬出这一原则的不可替代性。合而观之,前三章似乎交付了这样一个命题:无产阶级革命是一项有严格条件的事业,它不能从任意的主观愿望中产生,也不能从任何一种尚未达到原则高度的运动中直接推出。

然而,恰恰是这个看似严整的命题,在《宣言》第四章遭遇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第四章所列举的是一系列在具体处境中展开、性质各不相同的现实运动,并非已经具备“原则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英国的宪章派运动、北美的土地改革运动、法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党、瑞士的激进派、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运动,或者停留在争取政治权利的层面,或者发生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框架之内,或者以民族独立为首要目标,没有一个是《宣言》前三章所描述的“纯粹”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严格按照“客观前提”与“原则高度”的尺度来衡量,共产党人似乎应当等待条件成熟,等待一场名实相符的无产阶级革命到来,而不是投身于这些“不纯粹”的运动之中。

第四章的全部理论张力,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原则高度的共产党人,与眼前正在发生的、尚未达到这一高度的具体革命运动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张双利教授在课程中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一旦被认真提出,它背后所牵动的就不仅是《宣言》的文本解释,还包括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波兰革命等一系列历史实践的道路问题。因为这些革命在发生时,都不具备《宣言》第一章所要求的“物”的条件和“人”的条件,也都不以立即实现共产主义为直接目标。如果《宣言》的逻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它就无法解释此后一个多世纪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展开方式。

马克思在第四章中给出的回答,可以概括为一个看似矛盾、实则具有严格内在结构的立场:共产党人既必须守住原则的高度,又必须介入并引领一切具有现实条件的革命运动。 “守住原则”与“介入运动”是同一个立场的两面,不能拆成两个先后分置的步骤。第四章的结构也正是围绕这一立场展开的:先交代一般原则,再以英国、北美、法国、瑞士、波兰、德国六个例证进行具体分析,最后在原则上收回,指明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因此必然是开放的,没有任何固定的模板。以下的分析,将沿着这一“总—分—总”的结构逐层展开。

二、一般原则:超越性与介入性的统一

要理解第四章的原则,必须回到第二章已经埋下的伏笔。第二章在论述共产党人与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时,已经隐含了一个双重规定:一方面,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是站在工人运动之外的特殊派别;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在理论上有能力把握无产阶级运动的内在规定性,从而在每一个当下环节中代表运动的未来。第四章所做的,是把这一双重规定从“共产党人与工人运动”的关系,扩展为“共产党人与一切具体革命运动”的关系。

(一)超越性:原则高度不能被运动的具体限度所吞没

共产党人相对于任何具体工人运动,具有一种不可取消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指共产党人始终自觉地把守着运动之所以能够指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那个原则,而非站在运动之外旁观或评判。任何具体的工人运动,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都带有特定的短期目的、特殊诉求和内在限度。宪章派运动争取的是普选权,土地改革派争取的是土地权的重新分配,法国社会主义民主党争取的是民主共和框架内的社会改良——这些诉求都是真实的、值得支持的,但没有一个诉求本身等同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如果共产党人把某一种具体诉求误认为运动的全部真理,把某一个特定阶段的目標误认为最终目标,那么运动就丧失了走向“两个决裂”的可能性,就会被锁定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轨道之上。

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是运动的思想环节:它不能让自己的判断完全被运动的直接性所裹挟,不能因为“工人现在在争取这个”就把“这个”当成无产阶级革命本身。这种超越性是原则高度的保障,也是《宣言》第二章在反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已经确立的立场在第四章的延续。

(二)介入性:原则只能在实际运动中生成,而不能在运动之外等待

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超越性”这一面,就会得出一个张双利教授明确批评的结论:共产党人似乎应当“等待”——等待物质条件具备、等待人的条件成熟、等待工人阶级整体上升到原则高度,然后才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等待论”在当代读者中颇为流行,但它恰恰误解了《宣言》的根本精神。

马克思在第四章开头所说的,与“超越性”内在相连的另一面是:共产党人同时是眼前正在发生着的运动的指导性原则,他一定介入并支持那些实实在在为工人争取更好地位和更好生存条件的斗争。这里的“介入”具有原则必然性,并非策略性的权宜之计。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高度,并不是一个可以先于运动而独立存在的“理想状态”,不是一张可以在条件成熟后一次性兑现的蓝图。原则是在运动的过程中不断成为现实的。如果共产党人拒绝介入尚未达到原则高度的运动,那么原则本身就失去了在现实中生成自身的唯一场所。工人并不是先成为“无产阶级”,然后才进入革命的;工人是在实际的斗争中,从反对生产工具的直接斗争,到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再到触及阶级关系的斗争,逐步上升为无产阶级的。三种斗争形式构成一个在介入中不断超越、在超越中继续介入的过程,不能当作可以跳跃的阶段。

因此,超越性与介入性构成一个循环结构:共产党人因为守住原则而能够真正介入运动(不至于被运动的短视所吞没),又因为介入运动而使原则获得现实的内容和力量(不至于沦为抽象的道德说教)。第四章所展示的六个例证,正是这一循环结构在不同历史处境中的具体形态。

三、六个例证:从“政治革命的不彻底”到“民族独立”再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序幕”

第四章的例证排列沿着一个从“现代政治已经确立、但人民主权原则尚未落实”到“现代政治尚未开始、民族独立尚待争取”的谱系展开,并非随意。理解这一谱系,是理解马克思“具体分析”方法的关键。

(一)英国宪章派与北美土地改革派:在既定政治框架内争取权利,仍然是革命的事业

英国宪章派运动是争取工人政治权利的斗争,用当时的标准来看,它并不是一场以颠覆资产阶级经济统治为直接目标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从未因此断言共产党人不应当支持它。恰恰相反,宪章派运动之所以值得支持,是因为它在英国社会的特定条件下“打中了要害”:它直接反对的是当时英国社会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反动力量,它所争取的政治权利对于工人的实际生存境况而言是一种改善。一个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在既定条件下真实地改善工人地位、加强其联合,就可以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环节,共产党人就没有理由因为它在“性质上”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拒绝它。

这里涉及的是一种与机械的阶段论截然不同的判断方式。机械的阶段论会说:英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现在应当等待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成熟;宪章派运动仍然是资产阶级框架内的改良,共产党人不应当“降格”去参与。宪章派运动的存在表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实际发生着的革命运动的主体。只要工人以主体的身份参与运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就已经以某种方式开始了——尽管它完全可能随时中断。共产党人的介入,正是使这个过程不至于中断、并尽可能将其引向更深层次变革的条件。北美土地改革派的情况与此类似,它同样是在既定的现代政治框架内展开的、以工人和底层民众的实际利益为指向的运动,因而同样属于共产党人应当介入和支持的范畴。

(二)法国:在资产阶级领导阶级的内部,支持最先进的民主原则

法国的情况与英国有所不同。法国已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形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框架,但《宣言》发表时仍处于七月王朝的财产资格选举制下,尚未实现男性普选;二月革命及其后的普选权确立还在后面。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领导阶级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政治力量的角力:保守的力量试图限制民主,激进的力量则在资产阶级的框架内主张普选、主张每一个人的政治权利。《宣言》主张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民主派结盟;恩格斯1888年注释将其联系到赖德律-罗兰、路易·勃朗和《改革报》,并非后来意义上的统一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人支持其民主诉求并同它结盟,反对保守和激进的资产阶级,因为尽管这一斗争仍然发生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之内,但它所守护的普选权和人民主权原则,是现代政治本身尚未彻底兑现的承诺。共产党人支持它,是在政治革命的既有成果中捍卫那些可以被进一步推进的环节,并不把它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保留对这一政治派别“从革命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三)瑞士:支持激进派,但不忽视其内部矛盾

瑞士的例证在课程中着墨不多,但它具有方法论上的提示意义。共产党人支持瑞士的激进派,同时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这意味着,“支持”从来不是无条件的认同,也不是把对方的纲领当作自己的纲领。共产党人介入一个运动,同时保持着对运动内部构成的分析能力,这恰恰是“引领”而不是“尾随”的前提。

(四)波兰:民族独立作为首要任务,以及“土地革命作为民族解放的条件”

波兰的例证,是第四章中第一个真正打破“先资产阶级革命、后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机械图式的地方,因而需要更为细致的分析。

在英国和法国,现代政治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问题在于把政治革命“进行到底”,使人民主权的原则从形式上的承诺走向更为彻底的落实。波兰则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方位上:它处于几大帝国的瓜分之下,尚未取得作为独立民族国家存在的地位。用张双利教授的话说,现代政治的“第一步”——从帝国的笼罩中确立主权国家——在波兰还没有完成。在这样的条件下,民族独立是波兰运动的重要任务;《宣言》又把土地革命作为支持对象的明确条件,因而不能将民族任务同社会关系的变革割裂。

如果按照机械的阶段论,共产党人似乎应当等待波兰的资产阶级先完成民族独立,然后再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的结论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应当首先支持波兰的民族独立运动,因为“资本主义的世界虽然最终是要消灭民族和民族之间的统治和剥削关系的,但要消灭这一点,它需要每一个民族都站立起来”。一个处于帝国瓜分之下、连民族国家的主权形式都尚未取得的民族,不可能直接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议程。共产党人支持波兰的运动,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最起码的历史前提,而非“帮助资产阶级”。

更为关键的是《宣言》对波兰支持对象的具体限定:共产党人支持的是“那个把土地革命当作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这一限定具有高度的理论分量。它表明,共产党人对波兰运动的支持,它支持的是那种将民族独立与社会变革内在联结起来的路线,并非对任何一种民族主义纲领的无差别背书。民族独立如果不同时触及土地关系,不触动支配着波兰社会内部的那个旧有结构,那么它就可能仅仅停留于统治阶级的更替,而无产者——作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仍然承受着旧有的和新的双重压迫。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之所以值得支持,正在于它把土地革命作为民族解放的条件,从而在民族独立的诉求内部打开了一个通向更深层社会变革的通道。

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也保持了清醒的开放性:民族独立之后,人民主权如何落实,土地革命如何展开,无产阶级在其中的地位如何,这些都不是《宣言》所能预先回答的。开放性来自理论对历史复杂性的自觉承认,而非理论的缺陷。

(五)德国:革命前夕的预期与后来的历史经验

德国的例证是第四章的重心,也是最容易引起误读的地方。马克思明确断言,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这一判断常常被后来的读者视为马克思的“错误判断”,因为1848年德国革命实际上并没有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宣言》完成于三月革命之前,这首先是当时的策略与预期,而不是对已经发生的革命的说明。要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作出这一判断,必须把它放回从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到《宣言》的思想进程中来看。

在1843年底写成、1844年发表的《导言》中,马克思对德国革命道路的判断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第一,当下的德国在政治上落后于现代的水平,但它已经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第二,课程从德国政治力量的软弱出发,强调其小市民特征,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能力像法国的第三等级那样担当起政治革命的使命,无法上升为代表普遍利益的社会力量。第三,因此,马克思对德国能否像法国那样完成局部的政治解放提出疑问,并把彻底解放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因为无产者承受了整个历史转型过程所带来的全部痛苦,却没有参与历史发展的任何成果。

按照这一判断,德国革命似乎应当由无产阶级革命直接登场。到了《宣言》写作时,马克思却预期德国即将爆发一场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的对象是君主制、特权贵族和特权市民,它的要求在形式上就是实现现代政治。这看起来与1843年的判断相矛盾。课程理解《宣言》的一个关键,恰恰要通过区分革命的对象与革命的主体来重新规定德国革命的性质,并不否认这个矛盾。

从对象上看,《宣言》预期的德国革命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它反对的是君主制和特权,它所要确立的是现代政治的一般原则。但从主体上看,反对专制和特权的行动并不只能由资产阶级承担,无产者也可以独立组织并参与其中。《宣言》的实际策略是同采取革命行动的资产阶级一起斗争,并不断向工人说明双方的阶级对立。实际的1848—1849年革命包含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工人和农民等不同力量,领导权正是斗争中的问题。正是这一点,使德国革命与波兰革命处在同一个谱系之中:它们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无产者怎样参与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任务,并保持自己的阶级目标?在法国,实现现代政治是第三等级的事业,资产阶级是历史的主体;课程则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与小市民的局限出发,追问无产者能否在政治行动中争得更主动的位置。无产者所承受的社会矛盾是多元的:它既是君主制和特权制的受害者,又是正在以民族工业面目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受害者。因此,一旦无产者成为政治行动的主体,它就有可能把反对君主制的政治行动进一步发展为反对资本的行动。

课程由此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这一论断。它既表达了作者当时对紧接着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预期,也可以从课程的角度读出一种结构性的可能性:无产者若能组织为独立的行动主体,而他们所承受的矛盾又超出了单纯的政治解放所能回应的范围,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可能不会在资产阶级的目标上停住。如果过程被打断,如果它只完成了反对君主制、确立现代政治这一步,那么它就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如果过程没有被打断,如果作为政治行动主体的无产者能够进一步展开对社会关系的重新摆放,那么从起点开始的整个过程,都可以在回顾中被理解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具体历程。“中断”与“不中断”之间的分界线,在实际运动的过程中、在共产党人是否能够守住原则并引领运动走向更深环节的斗争中生成,并不由某种预先给定的阶段表决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课程强调,《宣言》预期的德国革命近期要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课程进一步讨论,无产者能否在承担这些任务时保持独立,共产党人能否在介入中争取引领运动。近期目标与最终目标构成环节与总体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共产党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会争取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这在机械的阶段论看来是“逻辑混乱”的,但在《宣言》的“介入与引领”的逻辑中,它是完全自洽的。

这一近期预期在1848—1849年并未实现。1850年《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重新总结革命联盟和工人独立组织的经验,也使课程关于“中断”与“不中断”、近期目标与最终目标的讨论获得了实际历史的检验。

四、从“环节”到“不断革命”:革命道路的开放性

六个例证分析完毕之后,第四章在原则上收回,给出一个总结性的规定: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而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这一总结把前述具体分析中的两条线索收束在一起。

第一条线索是介入的普遍性。共产党人在每一个具有现实条件的革命运动中都能够识别出反对现存秩序的因素,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种运动类型,并介入其中。这种普遍性从每一个具体处境的内在矛盾出发,而非抽象的“世界主义”。

第二条线索是原则的不可放弃性。介入不是融合,支持不是认同。共产党人在每一个运动中都把所有制问题提出来,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运动都必须立即进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变革;共产党人始终从运动是否触及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这一原则高度来理解运动的走向。宪章派运动争取政治权利,共产党人支持它,但同时知道政治权利的形式普遍性并不自动消解市民社会内部的支配关系;波兰运动争取民族独立,共产党人支持它,但同时支持那些把土地革命作为民族解放条件的力量,因为民族独立如果不同时改变土地关系,无产者的处境就不会真正改变。

由此引出的,是《宣言》第四章最深层的理论贡献: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具有双重含义。

第一重含义是反阶段论的开放性。革命不遵循一个固定的“先资产阶级革命、后无产阶级革命”的程序。在英国和法国,共产党人介入的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尚未彻底兑现的环节,推动它走向彻底;在波兰和德国,共产党人支持反专制、反封建或民族解放的任务,同时保持工人的阶级独立性,争取将民主运动引向更深的社会变革。革命的性质在运动的主体、对象和领导权的具体配置中生成,并不由“阶段”先验地规定。

第二重含义是环节论的开放性。革命是一个漫长的、有环节的过程,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每一个环节都有其相对独立的任务,不能因为最终目标尚未到来就拒绝完成当下的任务;但每一个环节也都不是封闭的终点,不能因为当下任务尚未完成就放弃对更高原则的坚守。张双利教授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性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直接任务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但承担这一任务的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政治行动者,而非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如果因为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拒绝参与,那是机械的阶段论;如果因为它由共产党领导就跳过民族独立和现代国家建设的环节,直接去实行社会主义,那是“毕其功于一役”的空想。环节必须被完成,但环节不被绝对化——这正是“不断革命”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明确提出的“不断革命”思想,其根源正在于《宣言》第四章所展示的这种“在介入中引领、在完成环节中保持开放”的结构。

五、结语:第四章的方法论意义

《共产党宣言》第四章之所以不能被当作一个简单的“策略附论”来读,是因为它承担着前三章的理论逻辑向历史实践过渡的关键功能。前三章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高度和客观前提;第四章则回答了这些原则和前提如何在尚未具备完整条件的具体处境中运作。马克思没有用“等待条件成熟”来回避这个难题,也没有用“降低原则”来迁就现实运动。他所做的,是在每一个例证中精确地辨认:运动的主体是谁,运动的对象是什么,运动已经提出了哪些真实的诉求,以及共产党人如何能够在支持这些诉求的同时,把所有制问题和阶级对立的原则保持在视野之中。

由此呈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既不是一条由客观规律自动铺就的直线,也不是一种可以由主观意志任意跳跃的冒险。它是一条在具体中坚守原则、在介入中保持超越的道路。英国宪章派、北美土地改革派、法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瑞士激进派、波兰的克拉科夫起义政党、德国的1848年革命——这些运动没有一个是“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每一个都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在其中生成自身的现实场所。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在它们之中守住原则、介入现实、引领方向,而非站在这些运动之外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这既是《宣言》第四章的方法,也是理解此后一个多世纪中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中国以及其他无数具体处境中如何展开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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