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太容易读”的错觉出发,拆开三重写作背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工业革命所暴露的现代社会对抗性,以及 1848 年革命前夕的欧洲政治形势。导论把《宣言》定位为介入性的政治文本,并说明它为何必须从马克思此前十年的理论搏斗读起。
导论:为什么《宣言》需要被“导读”
在进入《共产党宣言》的正文之前,有必要先回应一个几乎每位读者初次接触这个文本时都会产生的直觉:它太短、太薄、太“好读”了。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或《资本论》相比,《宣言》的文字显得通俗、直白,甚至带有鼓动性的修辞色彩。这种“容易”的印象并非错觉:它原本就是写给正在参与革命运动的流亡工人阅读的,而马克思本人又曾长期担任《莱茵报》主编,深谙如何以具有公共性的写作风格将复杂判断压缩为有力的表述。然而,恰恰是这种表面上的“容易”,构成了教学上真正的困难:如果仅以获取文本信息为目标,两小时足以通读;但《宣言》的思想含量要从字面通畅之外去找。它同此前近十年的理论搏斗、同1848年前后欧洲政治局势的复杂关联,以及同此后一百七十余年资本主义转型史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才是真正需要打开的部分。因此,这门课程与其说是“讲解一本小册子”,不如说是以《宣言》为轴心,打开它所嵌入的那个思想史与政治史的网络。
导论课所交代的“三重写作背景”,正是进入这一网络的第一组坐标。通常读者能够看到的是最直接的一层:《宣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但如果停留于此,就无法解释一个只有数百人的流亡工人组织,何以需要、又何以可能产生一份以“全世界无产者”为名义的文本。第二重背景指向工业革命:马克思在1840年代逐步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恩格斯对英国工业状况的调查,把握到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那种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语言无法完全容纳的对抗性。第三重背景则是1848年革命前夕的政治形势:《宣言》在革命爆发前形成,几乎同时席卷欧洲的革命及其失败,则进一步把它的判断置于现实的政治斗争和历史检验之中。三重背景并不构成并列的“原因清单”。它们是一个由特殊到普遍、由理论到事件的递进结构:没有工业革命所暴露的社会矛盾,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只是一个没有历史内容的密谋团体;1848年前夕的革命形势,又使这种社会矛盾同迫近的政治行动相联结。《宣言》作为工人组织纲领的实践性,在革命爆发前就已经存在。以下依次展开这三重背景,并在此基础上说明《宣言》何以是一个介入性的文本,不能读成事后的总结。
第一重背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与“真理成为现实”的意志
最直接的写作背景,是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正义者同盟的改组及其纲领起草所承担的工作。正义者同盟于1836年在巴黎成立,成员主要来自流亡的德国手工业工人;1839年巴黎起义失败后,一批重要骨干流亡伦敦。它带有工人共产主义、基督教和秘密会社传统的影响,口号是“人人皆兄弟”。课程从这一口号中读出的共同体形象,是一种有机共同体:所有人在上帝之中同为肢体,人与人之间通过唯一的中介——上帝——而直接相通。在马克思、恩格斯参与的理论与组织工作推动下,同盟于1847年经代表大会讨论改组,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将口号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更替绝非修辞层面的调整,它标志着中介结构的根本改变:在“人人皆兄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想象为无需社会制度中介的血脉式关联;而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联合之所以可能,恰恰因为无产者共同处于复杂的社会机制——雇佣劳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市场依赖——所规定的阶级处境之中。也就是说,新的口号已经把“社会机制”本身置于联合的条件之中,也没有把它当作可以由爱的诫命取代的东西。
这一转变透露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理论活动之性质的理解。他们不是纯粹的理论家;在他们看来,理论所把握的真理必须通过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成为真的”。这里的“成为真的”不能在认识论意义上读成“被证实”。正确的理解是:真理具有一种实践性的存在方式,只有在改造现存关系的过程中才获得现实性。正因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都保持对现实政治的极强干预性,而与无产者组织发生关系正是这种干预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组织层面,1847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行动纲领。今天通行的《共产党宣言》由马克思执笔,而其底稿则是恩格斯以问答体写成的《共产主义原理》Principles of Communism。将两个文本对照阅读,可以清晰地看到写作风格与论证策略的差异:恩格斯的底稿更接近宣传性提纲,而马克思的定稿则将具体判断嵌入一种历史性的叙事之中,使“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关系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对立,而成为现代世界自身运动的内在环节。这一风格直接承袭自《莱茵报》时期的政论写作:战斗性、公共性与理论判断在其中是同一回事。
然而,仅仅从“为一个小规模组织写纲领”这一事实出发,仍然无法说明《宣言》的普遍性抱负。一个以伦敦为重要组织中心、跨国活动的德国流亡工人团体,何以需要一份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分析对象的文本?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进入第二重背景:工业革命所暴露的现代社会的对抗性质。
第二重背景:工业革命与现代社会对抗性的发现
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及其限度
马克思与以黑格尔为最高峰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之间的分歧,首先不涉及是否承认自由的原则;关键在于如何判断“自由的原则如何成为现实”。黑格尔法哲学的核心洞见在于:现代世界的原则是自由,但自由不能停留在主观任性或道德良知之中,它必须在客观的伦理制度——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中获得定在。法国大革命在政治层面宣告了人作为人的自由和平等,黑格尔则试图以思辨的方式证明,现代国家能够在制度上安放这一原则。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及其同时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家”:他们透过革命所看到的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质性差异,是自由原则在现代世界中获得承认的事实,以及使这一原则得以“妥帖安放”的各种社会机制。
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一成就。但他坚持认为,仅从法国大革命出发,只能把握现代世界的形式层面——政治共同体中的平等成员资格、立宪国家、人民主权。这一形式层面的自由是真实的,却不是自足的。要使自由的原则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还必须理解另一场革命:以英国为典型形态的工业革命。
自由交换关系内部的断裂
工业革命之所以具有理论上的决定性意义,并不取决于它带来了更多的财富或更先进的技术;关键在于它彻底重组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面上,资本主义社会以自由交换为原则:每个人作为商品所有者相互面对,通过契约结成相互依赖的体系。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从这一表面出发,将社会描述为一个满足需要的体系,在其中每个人通过为他人劳动而满足自身需要,自由与相互依存似乎可以和谐共存。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遭遇的物质利益争论,以及随后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恩格斯的曼彻斯特调查,逐步打破了这一画面。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前提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一群人垄断了生产资料,另一群人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与此同时,货币经济获得充分发展,一切生存条件都必须通过市场中介才能获得。在这两个前提之下,自由交换关系的形式同一性——每个人都是交换者——所掩盖的,是实质上的断裂:社会被撕裂为两个不同的群体,无产者必须依靠出售劳动力维持生活,而失业和贫困又使其中一部分人无法稳定地取得生活资料。无产者并非在生产关系之外,资本恰恰依靠他们的生产劳动增殖。自由交换的“体系”因而不能被理解为一个所有人都能通过贡献资源而获得资源的和谐整体;它在自身运作中生产出就业中的剥削与失业造成的排斥。黑格尔的需要体系也已经面对财富增长与贫困并存的难题。
这就是马克思在工业革命背景下所把握到的现代社会的对抗性质。它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分配不均”或“贫富差距”,因为那仍然是在体系内部设想补救。对抗性所指的是:体系的形式原则(自由、平等、相互依赖)与体系的实体内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所规定的阶级对立)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不一致。法国大革命所宣告的自由原则要成为真实的,就不能只停留在国家形式和政治平等的层面。它必须贯穿到以生产资料占有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之中。只要后者仍然采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形式,自由原则就仍受到财产关系的实质限制,政治形式上的自由也就尚未成为所有人的充分自由。
这一判断直接改变了“共产主义幽灵”的含义。《宣言》开篇说“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在汉语日常语感中,“幽灵”意味着不真实、虚幻、可疑。但马克思的用法恰恰相反:幽灵之所以能够“游荡”,是因为产生它的社会运动是真实存在着的——层出不穷的、连续不断的反对现存秩序的斗争,本身就是现代社会对抗性的现实显现。幽灵是否真实并不构成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它尚不理解自身的原则与方向。如果它不能理解自身,它就只能以密谋、恐怖或碎片化的反抗形式存在,而无法成为撬动整个体系的力量。《宣言》所要做的,正是使这个真实存在着的幽灵获得自我理解,从而由“仅仅存在着的”反抗转变为历史生成中的现实力量。
第三重背景:1848年革命与革命主体的复杂性
“凑巧的时间”与《宣言》的历史效力
《宣言》于1848年2月在伦敦付印,几乎同时,革命从法国二月革命开始迅速席卷欧洲。这一时间上的“凑巧”,让《宣言》的发表与革命浪潮直接相接,但它并未立即成为全欧洲革命者普遍使用的手册。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回顾,1848年六月起义失败后的反动,使它一度退到幕后;后来的工人运动、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和译本增长,才逐渐形成它的世界性影响。这一“事件性”的接受史本身提示了一个重要的解释原则:《宣言》的历史意义无法仅从文本内部推导出来;它必须同时被理解为文本与事件相互构成的关系。
德国革命的结构:形式的理性与悬空的革命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1848年革命的一个有益的理解入口,是它与近代中国革命之间的结构性相似。这当然不意味着两者在内容上等同;可比性落在革命的社会基础与领导力量这一层面。1848年革命首先在各民族共同体内部展开;在德国境内,革命的首要目标是“行德国版本的法国大革命”,即成就现代民主政治,确立人民主权、立宪制度和法治国家。
关键的问题在于:这场革命的发动者和引领者是谁?课程着重讨论现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modern bourgeois intellectuals)在报刊、议会和政治论辩中的作用:他们表达的是与传统相区别的理性自由原则,其所关切的是人民主权如何以普遍的、理性的国家形式得到安放,以及立宪、民主等机制如何使这一原则得以落实。但这些政治活动有其阶级基础,不能把知识分子与资本家截然分开。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中把康普豪森、汉泽曼等自由派政治人物分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阶级既要求摆脱旧体制对工商业的束缚,又害怕工农的独立行动危及财产关系,因而不愿以彻底革命来冒险。
然而,正是这种阶级利益的矛盾与政治要求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德国革命的内在困难。现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是外部理性的形式: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立宪国家。但这些形式如果不能与工农的实际要求及组织力量相联结,革命就会面临课程所说的“悬空”问题。一旦革命展开,各种社会力量进入博弈,形式的原则并不自动指向实质的解放。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中的表现——它在关键时刻背叛了农民,也背叛了革命本身——正是这种悬空性的政治显现。马克思后来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等文本中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批判,其理论根源正在于此:德国资产阶级不像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那样,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旧制度的阶级;它已经面对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对人民的动员既有所需要,又深怀畏惧。
无产阶级作为新生力量与“德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但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的判断并不止于揭示资产阶级革命的限度。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已经制造出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这个力量没有从外部被“引入”革命;它是在资本主义关系内部被生产出来的,既以劳动构成资本积累的条件,又因同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受到资本的支配;失业与贫困则使这种对抗进一步显露。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个新生力量的存在,使德国革命有可能突破法国大革命式的形式局限。
其逻辑在于:如果革命仅仅停留在理性的外部形式,它最终仍然可以与私有财产关系“和解”——形式上的平等可以与实质上的剥削共存。要使革命不背叛自身的原则,就必须让革命的主体不仅包括要求政治权利的知识分子,而且包括那些在日常生产中直接遭遇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之对抗性的工人。只有当工人成为革命的主体,革命才能从“国家形式”深入到“实体性的生活”内部,深入到人与人之间以生产资料占有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宣言》第四章提出: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紧接着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这句话明确承认德国革命直接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时作出了鲜明的历史预期:德国处于更先进的欧洲文明条件之下,无产阶级也比英法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更为发展,革命将被推向超越其自身界限的方向。这一判断直接联系行动策略:在资产阶级革命地反对专制制度时同它一道斗争,同时始终使工人认识到自身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准备独立的阶级斗争。
介入性文本:《宣言》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互补
然而,这一历史预期并未在1848年革命中实现。实际进程表明,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完全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形式上的理性国家可以与私有财产关系达成妥协,革命可以走向反动。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继续研究失败的原因和新的斗争条件。正因如此,《宣言》不能被当作对历史进程的“事后总结”。它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直接的、政治性的、介入性的文本:在可能性尚未闭合的历史瞬间,它试图通过赋予无产阶级以自我理解来影响博弈的方向,将革命往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向牵引。
这也就解释了《宣言》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之间的关系。后者是对1848年革命失败后法国政治进程的“事后”分析,它冷静地展示了在特定社会条件和力量对比之下,革命如何走向波拿巴主义的结局。两者并不矛盾:《宣言》是在可能性打开之时给出方向的介入,《雾月十八日》是在可能性闭合之后对博弈结果的解剖。前者如果没有后者的补充,就容易沦为对“必然胜利”的抽象信念;后者如果没有前者的参照,就难以看清在失败的结构中仍然被生产出来的对抗性力量。正是在这种互补关系中,马克思的政治分析才既保持了理论的现实感,又保持了实践的指向性。
从写作背景到核心内容:一个必要的过渡
三重背景所指向的,是一个共同的理论结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从来不是一个平面化的、以自由交换为唯一原则的和谐整体;它是一个在自身内部生产出对抗性的历史结构。法国大革命提供了自由的政治形式,工业革命暴露了这一形式与实体内容之间的断裂,1848年革命则将这一断裂以革命与反动的拉锯形式呈现于历史表面。由此再读《宣言》第一章开篇“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便能看清它的问题指向。恩格斯在1888年版脚注中把这里的历史限定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区别于原始共同体。这句话不能脱离具体分析而被单独引用;它是一个从上述三重背景中生成的问题框架:如果现代社会的自由原则与其阶级内容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张力,那么理解这一张力、并指明超越它的条件,就必须从阶级和阶级斗争入手。
在这个意义上,导论所交代的写作背景,已经预先规定了后续课程的基本走向:首先要回到1843年至1844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考察马克思如何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异化劳动分析,逐步形成以“自己的概念”讲述现代世界的能力;然后才能进入《宣言》文本本身,看“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自由与奴役的张力”“理性与危机的关联”“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何以必须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等一系列命题如何在文本内部被展开。三重背景并不在《宣言》之外,不能仅仅被读作“历史语境”。它们构成了《宣言》论证得以可能的条件;而《宣言》之所以在一百七十余年后仍然与当下相关,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后续转型——从自由竞争到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一再以新的形式重现了那个最初在1848年前后被把握到的结构性问题:形式上的自由与实质上的对抗如何共存,以及超越这一对抗的条件究竟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