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相互依赖为何制造共同生活的分裂
在现代市场中,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生活,却要依赖大量陌生人的劳动。分工扩大了相互联系,个人又可能在竞争中失去谋生条件;财富增长与贫困积累由此同时出现。黑格尔把这种矛盾放进市民社会的结构中理解。现代个人取得独立地位以后,怎样与他人形成持续的伦理关系,怎样使共同生活超出私人利益的碰撞,成为法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分别承担不同的伦理关系。家庭以共同生活与情感联系成员,市民社会通过劳动、交换和需要把独立个人连接起来,国家则被赋予实现普遍利益的地位。黑格尔试图用制度中介这种推进:职业组织、公共管理和政治代表,使特殊利益进入共同事务。自由要获得现实性,就必须在个人能够参与并承认的制度关系中取得具体内容。
市民社会的贫困使这项安排暴露出尖锐困难。劳动者需要通过社会分工获得生活资料,分工与竞争又能把他们排斥出独立生活的条件。黑格尔希望由国家的普遍性统摄这种分裂,并让官僚等级承担公共事务。马克思的批判正落在这里:把国家说成普遍利益的实现,会把现实的阶级关系倒置为理念的环节,把官僚机构自身的特殊利益遮蔽在普遍性名下。
研究国家因而必须返回它赖以成立的社会关系,追问财产、劳动与权力怎样组织了公民的实际生活。国家所宣称的共同性,需要接受现实关系的检验,贫困与支配也要求现实的改造。黑格尔体系的批判由此打开了另一条道路:人的共同力量为什么会以高于人的独立力量出现?在国家问题之外,费尔巴哈将从宗教入手,把这个颠倒追溯到人的本质及其异化。
它制造的新问题: 如果国家并不能消除市民社会的贫困与异化,那么宗教与哲学是否也只是人的异化投射? 继续到 08 · 宗教批判 →
五透镜
同一个结,五种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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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结上的人
每个人都是某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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