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文本相隔数月,却共同把宗教批判推进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批判。导读先拆开鲍威尔把犹太人的解放等同于国家脱离宗教的论证,再进入《导言》中“人的解放”与无产阶级的出场,说明马克思为什么把德国哲学的完成寄托在一个正在解体的阶级身上。

政治解放人的解放市民社会无产阶级宗教批判
卡尔·马克思肖像
卡尔·马克思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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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Jabez Edwin Mayall (1813–1901) ·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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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问题:政治解放完成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

对应问题链:德古 g07、g08;马恩 m01、m02。

1843 年,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在克罗茨纳赫集中阅读历史与国家理论,写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同年秋,他应卢格之邀为《德法年鉴》写作,完成《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本的题目不同,问题却相连:宗教批判已经推进到国家批判,接下来要问的是,政治解放是否等于人的解放。

鲍威尔的问题

布鲁诺·鲍威尔主张,犹太人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国家要成为理性的国家,也必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这个论证在当时的德国有现实针对性,因为犹太人在法律与社会上受到多重限制。鲍威尔把宗教视为分离人的特殊主义,认为只有普遍的人类身份才能克服这种分离。

马克思承认宗教压迫的存在,同时指出鲍威尔的论证把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弄反了。现代国家可以在形式上脱离宗教,允许公民拥有信仰自由,却仍然以私有财产、竞争与阶级差别为基础。国家不再以宗教为国教,不等于人已经从宗教异化中解放出来;政治领域的形式平等,可以与市民社会中的实际不平等并存。

政治解放的成就与限度

政治解放是真实的历史成就。它把人从等级、行会与宗教权威的直接统治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公民身份、法律人格与政治权利。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些成果,他要问的是:为什么政治解放能够与人的异化同时存在?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把现代国家比作一个双重结构。国家是普遍性的领域,公民在其中享有平等;市民社会是特殊性的领域,人作为私有者、经营者与竞争者彼此分离。国家宣布人天生自由平等,市民社会却每天生产出财产与权力的不平等。政治解放因此不是虚假的,它是片面的:它把人提升为公民,却没有改变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存在方式。

犹太人的问题在这个框架里被重新提出。马克思没有把犹太教当作一个特殊的民族问题,而是把它当作现代市民社会的隐喻:实际需要、金钱、利己主义成为普遍原则。这个说法在后来引发很多争论,读者需要区分马克思对鲍威尔的论战、对犹太教的历史描述与对市民社会的结构分析。把三者混在一起,容易把文本读成单纯的反犹言论,也容易漏掉它对现代国家形式的批判。

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

《导言》把问题推向更尖锐的层面。德国在政治上落后于英法,却在哲学上完成了对宗教与国家的批判。马克思因此提出一个著名的判断:德国的解放不能停留在政治层面,必须从哲学批判走向人的解放;而承担这一解放任务的主体,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

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是市民社会解体的产物,并不构成其中一个特殊等级:它失去了一切私有财产,也就失去了一切特殊利益,因而能够代表普遍的人类解放。这个论证带有强烈的哲学建构色彩,不能直接当作经验社会学。它要回答的问题是:谁有资格把哲学批判变成实践?马克思的答案是,那些在现有秩序中没有任何既得利益的人。

这里的“人的解放”是一个结构概念,并非道德口号。政治解放把人分成公民与私人,人的解放则要消除这种分裂,让人在自己的劳动、交往与公共生活中不再处于异化状态。m01 中的异化劳动分析,正是从另一个方向补充了这个主题:人不仅在政治领域被分裂,也在生产领域被分裂。

宗教批判与意识形态

两篇文本都从宗教批判出发,却没有停在宗教上。g08 的脉络里,费尔巴哈把神学还原为人学,马克思则进一步追问: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本质投射到一个彼岸?如果宗教是人的自我异化,那么产生这种异化的现实生活是什么?

这个追问把宗教批判引向意识形态批判。m02 中的“意识没有独立的历史”并不否认观念的重要性;它要求把观念放回物质生产与交往形式中找到根据。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展开的这个思路,在 1843 年的文本里已经露出端倪:宗教、国家、法律与哲学都不是自足领域,它们参与组织人对自身处境的理解。

两篇文本的读法

第一次阅读可以先读《论犹太人问题》的第一部分,抓住“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区分;再读《导言》,看马克思如何把德国哲学的问题转成革命主体的问题。读《导言》时,注意它的修辞力量:宗教批判、哲学批判与无产阶级的出场被组织成一条递进线。这条线有说服力,也有跳跃,读者要分辨哪些是论证,哪些是预言式的判断。

第二次阅读可以把两篇文本与 g07 的黑格尔法哲学对照。黑格尔把国家理解为伦理生活的最高环节,马克思则把国家放回市民社会,指出国家形式上的普遍性掩盖了市民社会的分裂。这个倒转并不只是把“上下”颠倒过来,它改变了国家理论的提问方式:国家由最高的伦理实体转为社会关系的一种组织形式。

版本与延伸阅读

读这两篇文本时,最好同时了解 1843 年德国的政治处境:书报检查、邦国分裂、犹太人的法律地位、黑格尔法哲学在普鲁士的官方地位。缺少这些背景,马克思的论战容易被读成抽象的人类学,而不是针对具体制度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