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出发,说明宗教批判如何完成而转向法哲学批判;再分析德国现实的双重规定、黑格尔法哲学作为现代国家的“良心”与“天花板”,最后落到哲学与无产阶级的联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张双利教授在《〈共产党宣言〉导读》中讲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时,首先给出的是一个阅读方法上的警告:这个文本“读起来实际上更加困难”。困难的根源并不在语言层面。它的层次极其复杂,并且与1843年德国的具体处境紧密缠绕。如果仅仅抽取其中两段最著名的文字(关于宗教的论述、关于无产阶级的界定),而错失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关联,那么《导言》所要回答的那个真正问题就会从视野中消失。因此,进入这个文本时,先要把握住它在整体上“要做什么”;个别命题的处理可以往后放。
一、《导言》的问题:一体两面
《导言》回答的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表面上看,它是一篇导言,必须交代“为什么要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但马克思并没有以通常的著作说明方式直接回应这个表面问题。他把它扭向了另一个更具实质性的方向:解决德国问题的革命道路究竟应当怎样展开。
这两个问题之所以是一体两面,是因为在马克思当时的思想规划中,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并未停留在学院式的理论兴趣上:它本身就是探索德国现实出路的一个首要环节。如果这条道路必须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开始,那么“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和“德国革命的道路是什么”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问法。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导言》看似松散的三部分才会呈现出内在的必然性。
由此可以先行标出《导言》的三重层次:第一,论德国的宗教批判,追问它如果真正要解决问题,必须被推进到何种程度;第二,论为什么这条被推进到底的宗教批判道路,在德国语境中必然包含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第三,论这条从法哲学批判开始的解决问题道路,就其根本规定性而言,何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三个层次并不彼此并列,它们构成一条不断向现实深处下降的道路:从宗教的批判下降到产生宗教的现实世界的批判,从现实世界的批判下降到对把握这个现实世界的最高理论形态——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再从理论层面的搏斗下降到承担变革的物质力量。
习惯性的阅读往往抬高了第一层和第三层:第一层有马克思关于宗教的密集论述,第三层有那个第一次被集中界定的“无产阶级”概念。但真正把文本撑开的是第二层。没有第二层,宗教批判就只是一般性的费尔巴哈式命题,无产阶级也只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答案”,而不是从德国现实的内在结构中生长出来的现实力量。张双利教授特别提醒,《导言》和同时期《论犹太人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正是在第二层中被建立起来的。
二、宗教批判:从“批判宗教”到“批判产生宗教的世界”
马克思进入德国问题的第一个入口是宗教批判。原因并不在于宗教批判仅仅是当时思想界的一种时髦思潮。更实际的情形是,在1840年代初的德国,宗教批判被广泛地理解为解决德国问题的一条道路。因此,要不要批判宗教本身已不成其为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果宗教批判真的能够解决德国的问题,它必须被推进到哪一步。
马克思首先充分承认以费尔巴哈为最高代表的宗教批判的贡献。费尔巴哈揭示了“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是对以神圣形象出现的自我异化的直接反驳,是一个不可绕过的环节。马克思没有说这个环节是错误的,也没有说它可以被跳过。但他同时指出,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只是宗教批判的一个环节,而不是这一任务的完成。
为什么不是完成?因为“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个命题只说出了异化的主体归属,却还没有说出异化的现实根源。人并不是无根的;人是栖身于现代世界之中的人。如果人把自己异化到一个抽象的上帝形象之中,那么问题一定首先出在他所栖身的那一个现实世界的结构之中。宗教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现代世界本身具有根本性的缺陷:当这个世界使人的生活失去根据的时候,宗教提供根据;当这个世界使人承受极致苦难的时候,宗教使苦难得以表达,并使生命在看似无法继续的条件下仍然可以与世界相和解。马克思在此语境中使用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其要点并不落在道德贬损上;它揭示的是宗教的社会功能:它是一种在颠倒的世界中使人得以维持下去的现实机制。
由此引出了宗教批判的下一步:对宗教的批判必须被深化为对产生了宗教的那个现实世界的批判。如果借用黑格尔对现代世界的结构性判断,现代世界在根本上是由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两个环节构成的,那么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就应当落实为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批判。更为关键的是,宗教批判如果仅仅是理论批判,它就仍然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层次上。一种积极的、彻底的宗教批判,必须指向对现实世界内部结构的实践性变革,必须指向一个超越了现有生活形式的下一个历史环节。用马克思的表述来说,这样的哲学已经越出解释世界的范围,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它参与历史的生成,参与对现代世界的实践变革。
这就是宗教批判在《导言》中的真正位置:它是一个出发点,但纯粹的理论批判绝不是宗教批判的完成。宗教批判的彻底化,必然要求它溢出自身,转入对现实世界的结构及其最高理论表达的批判。
三、德国现实的双重规定:低于现代,却已被现代所规定
在进入“为什么要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之前,必须先行处理一个看似前置的问题:德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马克思在此处的分析,是《导言》中最容易被低估、却对理解全部论证具有枢纽意义的部分。
马克思毫不含糊地承认,就现代政治而言,德国低于现代水平。这种落后有一个极其明确的标志:德国没有经历政治革命,因而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国家。但是,“低于现代水平”并不等于“前现代”。马克思随即拒绝了那种把德国直接归入旧制度的一般性否定态度。直接的否定不是批判;批判意味着指明一个事物已经失去其存在的根据,而不是简单地宣布它应当被消灭。
更复杂的地方在于,德国现实具有一种双重规定。一方面,德国制度确实以赤裸裸的形式体现着旧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德国又已经被现代世界的原则所规定。马克思用德国关于关税保护与民族工业的争论来例证这一点:以自由贸易为重要主张的英国政治经济学,表达了现代工业发展的要求;但德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在接受现代经济思想时,围绕自由竞争和关税保护出现了尖锐分歧。李斯特式保护主义为了回应先进工业国家的挑战,主张发展受保护的民族工业,借助关税保护和特权来支撑国家的经济力量。这是课程所讨论的后发资本主义经济主张,不能仅凭译名就说政治经济学在德国整体变成了民族主义学说:Nationalökonomie(国民经济学)在当时也常是政治经济学的名称。这些保护关税主张表达的并不是单纯的前现代经济关系。它真正表达的,是后发国家被现代世界所强制规定的特定方式。德国之所以需要民族工业、需要国家干预、需要把财富转化为国家力量,正是因为现代世界的竞争逻辑已经把它卷入其中。就此而言,德国现实是现代的,尽管它是以一种落后的、防御性的方式现代的。
这一双重规定进一步展开为三个层次。第一,德国现实实实在在地体现着内在于现代世界之中的旧制度缺陷。第二,德国的实际社会现实已经被现代的原则和规律所规定。第三,德国人已经在哲学中达到了对现代生活的理论自觉。正是在第三个层次上,黑格尔法哲学获得了它的特殊地位。
四、黑格尔法哲学:现代国家的“良心”与“天花板”
黑格尔法哲学必须成为批判的对象,原因并不在于它是一种错误的哲学。它恰恰是关于现代国家的政治意识的最完备形式。在马克思当时的判断中,英法两国经历了政治革命,但它们的国民未必清楚地“想明白”现代国家究竟是什么、国家为什么能够被设想为解决社会难题的环节。德国虽然在政治上落后,但恰恰因为落后,德国人能够在哲学中把现代国家的原则看得更加清楚。用马克思的话说,德国人“在哲学上思考政治革命,思考现代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现代国家的良心。
这一判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后果:哲学不是社会现实之外的抽象理论。以黑格尔法哲学为顶点的国家哲学,本身就是现代版本社会现实的一个构成性环节。现代世界不仅仅是由工业和私有权构成的,它同时也由关于自身的政治意识所支撑。因此,要在德国语境中真正解决具有现代性质的社会难题,理论上首先必须达到一个高于黑格尔法哲学的高度。黑格尔法哲学在这里扮演的角色,类似于一个天花板:它把“政治解放”和“现代国家”宣布为现代生活的最终答案,从而封闭了通往更高解放形式的理论空间。如果不首先与这个天花板搏斗,不首先指明政治解放的限度,那么德国问题就会被错误地处理为一个单纯的“追赶”问题,仿佛德国只需要重复英法已经走过的政治解放道路即可。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在这一点上与黑格尔拉开距离,其思想资源已经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先行准备好了。政治解放固然把人从封建等级和宗教权威中解放出来,但它同时也把人抛入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体系之中,并且以抽象的国家认同来补偿这种分裂。因此,政治解放不是人的解放。德国的问题在于,它既要面对旧制度的现实压迫,又要面对现代政治解放所无法消化的社会难题;它不可能通过简单地重走英法的政治革命道路来解决自身。黑格尔法哲学恰恰把政治解放的道路表述为最终答案,因此对它的批判,就是在理论上打开一条超越政治解放的道路。
五、德国的阶级状况:为什么资产阶级不能承担彻底革命
理论的通道打开之后,问题立即转入现实力量的层面:在德国,谁能够承担这场超越政治解放的彻底革命?
马克思首先排除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在英法完成政治革命,是因为它具有一种相互矛盾的双重规定性:它既是市民社会中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利益诉求的特殊等级,又能够把自身的特殊利益表述为具有普遍形式的社会变革。正是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不对称统一”,使资产阶级成为开创现代世界的历史主体。
但德国的资产阶级不具备这种双重规定性。德国资产阶级诞生得晚,它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封建政权的保护,它在政治上缺乏直面旧制度的勇气,在理论上则往往沉溺于抽象活动而脱离现实的人民需要。它只能守护自己特殊的、既得的利益,无法完成从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跨越。因此,在《导言》对1843年前后德国的判断中,人的彻底解放不能止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这一判断必须放回当时的阶级处境;到1848年,《宣言》第四章仍主张在资产阶级革命地反对专制制度时同它一道斗争,同时保持工人阶级的独立性。
那么,德国的无产阶级又如何?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对无产阶级作出了集中的界定,但这个界定必须在与资产阶级的结构性对照中来理解。无产阶级当然也是从市民社会中生长出来的一个特定群体,但它的独特性在于:它的解放不能以取得某种特殊等级的特权为终点。这不意味着工人没有工资、工时和生活保障等具体诉求,而是说这些诉求的彻底实现,必须进一步改变使他们成为无产者的社会关系。它以自身的实际生存状况否定了特殊性的原则本身,因而也否定了作为特殊性原则之现实基础的私有财产。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虽然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却已经在原则上与市民社会相分离。它要求的是人的权利,并不停留在“历史权利”或“特殊权利”上;它承受的是一般无权,而非“特殊无权”;它的目标是人的完全恢复,因为它所经验到的是人的完全丧失。
这一规定使无产阶级成为德国条件下唯一能够承担彻底革命的现实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是部分的革命:一个特殊等级代表普遍性,但那个普遍性始终以私有财产的特殊性为限度。无产阶级革命则不同:它没有把自己确立为新的特殊等级。它以否定私有财产为原则,指向人的解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导言》的结论得以形成:彻底的宗教批判在德国的处境中可被落实为哲学和无产阶级的联盟——从彻底的理论出发,由无产阶级来担当,以否定私有财产为原则的人的解放。
六、哲学与无产阶级:联盟的内在逻辑
“哲学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这个表述之所以容易被读成一个修辞性的号召,是因为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理论掌握群众”的一般公式。但如果回到《导言》的论证结构,这个联盟具有远为具体的含义。
哲学在《导言》中并不是泛指任何一种革命理论。它是为历史服务的哲学,是已经通过宗教批判和法哲学批判而达到的那个彻底的理论立场。这个立场的彻底性在于:它拒绝把任何一种神圣的或世俗的自我异化当作最终的东西来接受,转而要求从人的根本出发(“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去揭示和废除那些使人的行动受到扭曲和限定的外部力量与外部机制。但这样一种彻底的理论,不可能从自身中推出革命。理论的彻底性只提供头脑,它必须找到自己的心脏,找到那个以自身的现实存在来否定现有原则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就是这个心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反过来看,无产阶级的自发存在也不足以完成自身的使命。德国无产阶级在1843年的历史条件下,是在工业运动刚刚兴起时才逐步形成的,它还不可能从自身的直接经验中自动产生出关于自身历史意义的自觉意识。它需要那面理论的镜子,需要哲学来把它所承受的“一般无权”和“人的完全丧失”表述为一个原则性的否定,并由此指明它的目标落在人的解放上,另一种特殊权利并不在其列。联盟的必要性正在于此:没有无产阶级,哲学仍然是理论;没有哲学,无产阶级仍然是苦难。二者只有在对方的现实中才能获得自己的现实性。
这里还必须处理《导言》中一个容易被误读的层次。马克思此时对无产阶级的规定,仍然带有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深刻印记,课程借“正题—反题—合题”来解释这里的辩证关系:哲学作为关于人的本质的“正题”尚是潜在的、抽象的;无产阶级作为德国社会缺陷的集中体现,是“反题”,是纯粹的否定性和物质性的环节;二者的结合才指向“合题”,即人的解放的实现。指出这一点并非要贬低《导言》的理论价值。这样做是为了准确理解《导言》所处的位置:马克思在这里还没有制定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是在哲学人本学的语言中表达一个正在向现实历史运动逼近的洞见。无产阶级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在这里主要通过它所承受的普遍苦难、它所体现的人的完全丧失来表述;但原文也已经把无产阶级的形成同新兴工业运动和社会等级的解体联系起来,不能把它同现实生产条件割断。这个规定是过渡性的,但它已经足以把革命的主体从资产阶级转移到无产阶级,把革命的原则从政治解放转移到人的解放。
七、通向《共产党宣言》的道路
《导言》的结论并不构成终点。它是一个新的起点。当马克思说彻底的宗教批判在德国落实为哲学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时,他已经把“无产阶级”确立为一个需要被进一步具体化的概念。下一步的工作,不能再停留在德国宗教批判和法哲学批判的语境内部,而必须进入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这就是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开启的方向:借助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彻底拉开距离,并逐步形成马克思自己所特有的资本主义社会概念。
从这个角度看,《导言》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位置非常特殊。它仍然使用着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语言,仍然带有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构痕迹,但它已经完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定向:革命的道路已经由政治解放转向以否定私有财产为原则的、人的解放的道路;承担这一革命的主体,也从谋求普遍形式的特殊等级,转为那个在自身存在中否定了特殊性原则本身的无产阶级。几年之后,《共产党宣言》将以远为成熟的经济分析和历史分析来重新表述这一切,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把《宣言》的基本思想概括为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同时使社会摆脱剥削和压迫;这一思想的结构性雏形,已经在《导言》关于“人的完全丧失”与“人的完全恢复”的辩证关联中被先行勾画出来了。
因此,阅读《导言》时,与其把它当作一部已经完成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简明版本,不如把它当作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思想的解剖面:在这个解剖面上,宗教批判的彻底化、法哲学批判的必要性、德国现实的双重规定、资产阶级的结构性无能,以及无产阶级作为“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的独特规定,全部汇聚为同一个问题——德国如何以一条不同于政治解放的道路,达到人的高度。这条道路在当时还只有头脑和心脏,还没有完整的骨骼;但正是这个尚未完成的联盟,为此后全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规定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