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市民社会的自我理解,而不是一门中性的财富科学。课程沿价值与生产费用两个范畴,说明从价格中抽象出来的“价值”如何掩盖土地、资本与劳动的分裂,并追问这些经济关系如何妨碍共同利益的形成。

经济道德主义价值生产费用私有制共同善伪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肖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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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Hall (1826–ca. 1898) (cropped and sepia tone removed) ·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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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恩格斯为什么必须“绕道”政治经济学

在马克思借助黑格尔法哲学完成对现代国家的批判之后,一个理论任务随之变得紧迫:市民社会已经被锁定为批判的真正对象,但马克思手中并不具备解剖市民社会内部结构的合适工具。黑格尔的法哲学曾经提供过进入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通道,然而马克思已经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了大幅删改和还原,那条通道不再能够带他进入市民社会的内部机制。正是在这个思想瓶颈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出现在马克思面前,使马克思“实实在在地认识到政治经济学将是去展开市民社会批判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恩格斯与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并不相同。马克思是从哲学批判出发,追问自我异化和贫富分化的内在原因;恩格斯则直接生活在英国,面对的是宪章运动中已经登上舞台的工人,以及工厂制度下活生生的 “新型奴役制”。他无意于概念的演绎,关心的是一个经验性的矛盾:一种在理论上被断定为理性的、人道的、有道德的经济体系,为什么在实际中生产出过剩人口和非人道的奴役?《大纲》的写作动力就来自这个矛盾,它的全部批判逻辑也必须从这个矛盾来理解。

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时放弃一个常见的误解:恩格斯在《大纲》中对政治经济学所作的激烈道德谴责,并不意味着他要用另一种道德标准去“审判”资本主义。如果《大纲》仅仅是一部道德批判的著作,它就不可能成为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源。恩格斯真正做的事情,是进入政治经济学自身赖以成立的理论前提,从内部揭示这个前提必然产生与它所许诺的“共同善”正相反对的结果。价值和生产费用这两个范畴,就是他选定的两个入口。

二、经济道德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现代版本的伪善”

要理解恩格斯为什么偏偏选择价值和生产费用,必须先把握他所面对的政治经济学的整体理论姿态。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新经济学,与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旧经济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关键的结构性差异:旧经济学把垄断当作经济活动的组织原则,新经济学则以自由——自由劳动、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作为自己的旗帜。恩格斯并不否认新经济学相对于旧经济学的进步意义:恰恰因为新经济学让私有制“畅通无阻”,它才使得私有制的内在后果得以充分暴露出来,从而为看清私有制的真相提供了条件。

但新经济学在理论上做了一件更为深刻的事情。它把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展开的经济活动,规定为一种具有成就共同体、成就所有人的道德规定性的活动。这个理论设定,可以简洁地概括为经济道德主义:自由劳动加上普遍交换,被断定为最终通向共同善(common good)。政治经济学所做的远不止描述“人们如何发财致富”;在描述的同时,它赋予这一过程以道德的意义:每一个人对私人利益的追求,通过市场的中介,被说成是在客观上服务于一切人的利益。

这个设定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理论力量,是因为它为整个自由主义版本的政治哲学提供了根基。如果市民社会中的市场行为本身就被认定为理性的和道德的,那么市民社会就能够以自身的理性为根据,反过来对既定的统治性权力进行规训,使权力服从于“道德的”和“合乎理性”的要求;而这样建立起来的国家,反过来又以保障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人权为目的。从社会的理性出发为国家奠基——这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主张,其最源头的理论支撑要到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之道德性质的前提设定中去寻找,在政治哲学内部反而找不到它。

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伪善。《大纲》既包含对经济学家的道德指责,也揭示理论结构本身的矛盾:它把私有制当作一个不需要反思的、可以停靠的原初前提,然后从这个前提出发,讲述一个关于自由、理性和共同善的故事。私有制是否真的能够与“自由共在”的道德要求相匹配,在政治经济学那里从来不是一个需要考察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把自己所找到的现实机制——私有财产制度——直接当作了时代精神的天然载体,却没有追问这个机制是否配得上它所承载的道德许诺。

恩格斯由此获得了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内在批判的立足点:不需要从外部引入另一套道德标准,只需要追问,当私有制被彻底释放为经济生活的唯一逻辑时,它所产生出来的现实,是否与政治经济学自己所许诺的那个“道德共同体”相一致。价值和生产费用,就是这一追问在理论层面上的具体展开。

三、对价值范畴的批判:从价格中抽象出来的“价值”何以不可能成就共同善

恩格斯对价值范畴的批判,针对的首先是政治经济学内部两种看似对立的价值规定。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强调价值归根结底由生产费用决定;法国的政治经济学则强调价值归根结底由实际效用决定。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对立并不构成真正的理论分歧,因为任何一方要把自己的逻辑贯彻到底,都不得不把对方的要求纳入进来:生产费用一旦被当作价值的最终尺度,就无法回避“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否具有效用”的问题;实际效用一旦被当作价值的基础,又必须说明效用的提供需要付出怎样的生产费用。不仅如此,双方在讲述价值时,都不得不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带进来。竞争内在于价值规定,不能被当作价值规定之外的偶然因素;它是使生产费用和效用得以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媒介。

然而,仅仅指出两种规定互相依赖、互相拆解,还不足以完成批判。恩格斯更进一步追问:政治经济学家究竟是怎样得出“价值”这个范畴的?他的回答极为简练,也极为关键:他们是从价格出发的。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直接观察到的只有价格;价格围绕着某个中心波动,而价格的波动由竞争这一主观要素与某些客观要素共同决定。政治经济学家所做的,是在理论上把价格中由竞争带来的主观波动抽象掉,把剩下的那个“稳定的客观要素”命名为价值。价值被说成是价格背后的真实基础,而真实的人的需要(human needs)则被安放在这个价值概念的背后,作为它道德正当性的最终保证。

这一“抽象”的操作,在认识论上看似自然,在历史上却包含着决定性的颠倒。政治经济学家以为自己在价格背后发现了价值,进而用价值去解释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但实际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被竞争关系所规定的价格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而价值则是从这种价格关系中抽象出来的理论产物。政治经济学从价值出发讲述的经济运行,算不上对现实经济过程的忠实描述;它更像是对一个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体系所作的理论化装扮。

这个颠倒具有直接的道德后果。如果生产真的像政治经济学所许诺的那样,是以“价值”为目的的生产,那么它就应该通过对人的实际需要的满足,成就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共同体。但既然真实的生产只是以生产商品、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而竞争关系又反过来重新规定了整个生产过程,那么这种生产就不会直接带来对人的真实需要的满足,也不会直接成就共同体。政治经济学把“价值”放在经济学的开端处,是为了让整个经济过程看起来具有道德的目的论结构;而现实的经济过程却以竞争和交换价值为轴心,这个目的论结构从一开始就是悬空的。

这里需要做一个重要的限定:恩格斯此时并没有给出一个成熟的、在科学上经得起检验的价值概念。他仍然处在探索之中,还没有达到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逐步确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样的理论层次。这一点并不削弱《大纲》的意义,因为恩格斯在此处的批判意图并不限于提出一个“正确的价值定义”,他要揭示的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范畴在理论操作上的来源:它是对价格进行抽象的结果,而他认为把这个抽象同竞争关系割裂会遮蔽生产体系的真实性质。他也尝试把生产费用与效用联系起来规定价值。批判的要害落在别处。真正的问题在于,“政治经济学从价值出发所讲述的那个道德的经济体系,是否与实际的生产过程相符”;至于“恩格斯的价值概念是否科学”,并不构成衡量这条批判路径意义的唯一判据。答案是:不相符。

四、对生产费用范畴的批判:土地、资本与劳动的分裂如何使共同体成为不可能

如果说价值范畴的批判拆解了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过程的目的论包装,那么生产费用范畴的批判则直接进入社会财富的构成与分配,揭示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经济体系在起点上就已经被分裂所贯穿。

政治经济学把生产费用界定为三个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与这三者相对应的,是三种收入形式:土地带来地租,资本带来利润(并进一步分化为利润与利息),劳动带来工资。政治经济学用这个三分结构来解释社会财富如何形成、如何增长、如何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分配。恩格斯要做的,是逐一考察这三个要素,看看它们在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形式中,究竟以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为前提。

首先是土地。土地之所以能够成为生产费用的一部分、能够被当作“有价值的”要素,前提是它已经被少数人所占有和垄断。土地就其自然性质而言,并不天然地属于某一部分人;它成为地租的源泉,恰恰是因为一部分人已经以排他的方式将它据为己有,而另一部分人则被排除在土地之外。这意味着,生产费用中的“土地”这一项,从一开始就承载着一种与道德共同体正相反对的社会关系:少数人的垄断占有,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数人的无土地状态。政治经济学把这个前提当作既定的、无需追问的事实接受下来,而恩格斯指出,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共同体”的否定。

其次是资本。政治经济学在理解资本时包含着一种双重规定:一方面,它承认资本就其起源来说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并由此推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因为财产被说成是自由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在计算生产费用时,政治经济学却硬生生地把资本和劳动分开,把资本当作一个与劳动相独立的、独立地参与生产的要素。分离绝非中性的分析操作,它带来进一步的分裂:资本一旦与劳动分离,就可以以生息资本的形式“间接地”参与生产,于是资本自身又分化为利润和利息。利息的出现使事情变得格外清楚:出借资本者可以不直接参加生产,而借出的资本仍可能由借入者投入生产过程;收入请求权与实际生产活动的分离,使资本看起来能够以利息的形式“自己增殖”。在这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任何联系都在表面上被切断了,资本的增殖表现为资本自身的天然属性。恩格斯指出,这个结果彻底违背了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来源于自由劳动”的基本主张:如果资本真的只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它就不可能在脱离劳动的情况下自行增殖;而政治经济学在生产费用中所承认的资本,恰恰是一个已经与劳动相分裂、并且在出借者看来无须亲自劳动便能带来收入的资本。

最后是劳动。政治经济学在计算生产费用时,始终以劳动与资本的分离为前提。因为如果劳动不与资本分离,劳动者所获得的那份财富就无法与资本所获得的那份财富在形式上区分开来,利润和工资的界线也就无从划出。整个生产费用体系得以运转的条件,就是从事劳动的人是无资本的、无土地的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所能够带来的唯一收入形式是工资,而工资份额在竞争中形成,工人为维持生存必须出卖劳动的处境,又使工资承受向劳动者最必需生活资料压低的压力;这种力量关系不能直接等同于一个永恒不变的生理最低额。恩格斯在这里揭示的是一个比“分配不公”更为根本的事实:创造财富的劳动与占有、支配财富之间发生了分离。恩格斯明确写到经济学承认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他所批判的是:这一承认同劳动者只能在竞争中取得工资、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分离的处境并存。

把土地、资本、劳动这三项放在一起看,生产费用范畴呈现出来的图景,与政治经济学所许诺的“通过自由劳动和普遍交换成就共同善”相去甚远:它是一张由垄断、分裂和竞争结构起来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竞争,“共同体”退到了幕后:无土地的劳动竞争不过土地,无资本的劳动竞争不过资本,小资本竞争不过大资本。最终呈现的是一幅弱肉强食的画面;那个在自由分工体系中以自己的劳动创造共同财富、共同财富又反过来成就每一个人的道德共同体,在这里找不到位置。

这就是恩格斯对生产费用范畴的批判所要达到的结论。政治经济学把土地、资本和劳动当作三个并行的“生产费用要素”来计算,仿佛它们只是技术性的生产要素;但恩格斯指出,这三个要素中的每一个都以人与人之间的分裂为前提,都以私有制条件下的排他性占有为前提。生产费用的“三位一体”远非中性的经济分析框架,它是私有制所造就的社会关系在理论上的凝固形式。

五、从范畴批判到私有制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道德性质被彻底否定

价值和生产费用这两个范畴的批判,在恩格斯那里汇合为一个统一的结论。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概念性、理论性概括,所表述的只有一个最大的社会生活的现实:私有制。私有制没有停留在抽象的法律形式上,它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实际关系;而在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中,这种实际关系只意味着竞争。自由竞争在这里并不意味着通过理性的劳动分工成就美好的道德共同体;自由竞争意味着把人撕裂,意味着弱肉强食。

这个结论必须从《大纲》的整体结构中来看。恩格斯在《大纲》第一部分对新经济学所作的界定,已经为后两个部分的范畴批判划定了问题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征,是对自己的前提本身不加反思;这个前提就是私有制。价值和生产费用的批判,正是要证明:从这个不加反思的前提出发,政治经济学所讲述的“道德的经济体系”在每一个关键范畴上都暴露出它自身的反面。价值范畴把价格关系装扮成道德目的论,生产费用范畴把分裂和竞争凝固为“自然的”经济结构。因此,政治经济学所许诺的“自由劳动+普遍交换=共同善”的公式,无法靠经验修正来补救;它是整个理论立场所必然产生的伪善。

这一批判的彻底性还体现在恩格斯对“新经济学—旧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格局的定位上。新经济学以自由为旗帜,旧经济学(重商主义)以垄断为旗帜,而李斯特式的保护关税理论则把自由主义经济学引向了反动的垄断主张。“国民经济学”在这里常是政治经济学的译名,不能把它本身当成李斯特学派的专名。恩格斯承认斯密体系相对于重商主义的历史进步,但进一步指出,竞争与垄断仍是同一前提下的对立两极,共同表达着内在于私有财产制度之中的对立双方。要真正超越这个对立,唯一的道路是超越二者共同停靠的那个前提——私有制。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之所以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正是因为它首先直指政治经济学所不敢反思的所有制问题:消灭私有财产。

在这个意义上,《大纲》对价值和生产费用的批判,不能仅看作一部孤立的经济学著作中的技术性章节;它是恩格斯走向私有制批判、进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步骤。恩格斯没有停留在“资本主义不道德”的判断上;他所做的是进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内部,证明这个体系在开端处就已经被私有制和竞争关系所规定,因此它所许诺的道德性质不可能在现实中兑现。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是伪善的,原因不在它许诺得不够多:它的前提使它所许诺的东西在结构上成为不可能。

六、结语:这一批判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位置

回到《大纲》与马克思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利用”了《大纲》,并称它为“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此后在不同时期,马克思又多次给予《大纲》高度评价。这种重视与《大纲》是否已经提供完备的价值理论或剩余价值理论无关——它没有,而且恩格斯本人在写作时也尚未达到那个层次。马克思所重视的,是《大纲》所开辟的批判路径:它进入政治经济学自身的范畴和前提,从内部揭示其矛盾,并未停留于依据哲学原则对经济生活作道德评判;它把私有制本身当作需要被说明和被超越的东西,拒绝把私有制当作既定的背景接受下来。

《大纲》对价值和生产费用的批判,在这个路径上承担着双重功能。在否定性的方面,它拆毁了政治经济学关于“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具有道德性质”的核心主张,证明价值和生产费用这两个最基本的范畴都已经把竞争和分裂包含在自身之中,因此经济过程不可能自发地成就共同体。在肯定性的方面,它把私有制确定为一切问题的汇聚点,从而为马克思后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展开异化劳动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前提,提供了一个来自政治经济学内部的经验性入口。恩格斯没有替马克思完成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但他把政治经济学这个“最重要的思想资源”端送到了马克思面前,并且以一种马克思能够直接接手的方式,指明了这个资源为什么必须被批判地占有,简单地接受或简单地拒绝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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