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有财产的具体内涵进入竞争关系:竞争把每个人变成孤立的竞争者,又不断生产垄断;强者的权利与自由原则正相对立。课程以工厂制度、犯罪率、资本对科学技术的绑定为例,说明危机与过剩人口如何让政治经济学的“理性规律”显出非理性内涵。

竞争垄断强者的权利工厂制度危机过剩人口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初版,1845 年。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初版,18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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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部分疏解

一、问题的位置:从“价值与生产费用”到“私有财产制度本身”

在进入《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后半部分的具体论证之前,有必要先确定这一部分在整个文本中的位置,以及它所回应的那个尚未被回答的难题。这里的“第三部分”是课程的分段;《大纲》写于1843年,发表于1844年的《德法年鉴》。

《大纲》的第二部分已经处理了价值与生产费用这一对范畴。恩格斯在那里所做的工作,是拆解政治经济学以“等价交换”为核心的市场道德主义主张:如果价值果真如国民经济学所许诺的那样,是在自由交换中由生产费用与效用的关系公平地决定,那么商业社会似乎就能够自我证明为一种理性的、道德的经济秩序。然而,这一批判虽然瓦解了“交换正义”的意识形态,却还没有回答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当私有财产制度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撑之下被放大为生活当中的绝对原则时,它为什么必然导致过剩人口,为什么必然导致人对人的赤裸裸的新型奴役? 价值与生产费用的分析揭示的是交换领域的伪善,但交换领域的伪善本身还不足以解释生产领域和社会整体层面上的系统性灾难。第三部分的任务,就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恩格斯的回答集中在三个彼此关联的层次上。第一个层次是原则性的:私有财产制度的具体内涵不能归结为自由个体之间的抽象竞争。它实际上是已经被社会结构所绑定的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所突出的是“强者的权利”,而“强者的权利”在近代政治哲学的传统中早已被揭示为自由的反面、奴隶制的原则。第二个层次是经验性的:恩格斯把当时英国工厂制度的扩展与犯罪增加联系起来,试图以统计材料揭示竞争对道德生活的侵蚀,从经验上质疑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成就道德”的许诺。第三个层次是机制性的:资本将科学与技术绑定于机器体系,使强者对弱者的支配获得了不断扩张的技术手段,从而使支配突破许多传统的限度。这三个层次共同指向一个结论:竞争关系无法成为通往道德共同体的现实道路;当它成为人与人关系的最高原则时,它恰恰使道德关系成为彻底不可能的事情。

要理解这一结论的理论分量,需要先回到第三部分之前已经确立的起点:私有财产制度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

二、私有财产制度的具体内涵:竞争作为分离与对立

恩格斯对私有财产制度的分析,首先是一种范畴层面的剥离。政治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当作不言自明的前提,当作理论可以安然“躺在其中”的出发点;恩格斯则要求把这个前提本身翻转过来,追问它所蕴含的真实关系是什么。

答案是:私有财产制度的具体内涵,只是人和人之间的分离、对立与竞争。 这一判断需要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分析对照起来才能充分理解。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市民社会是特殊性原则的领域:每一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他人则被当作满足自身目的的手段;但黑格尔认为,特殊性通过“需要的体系”和劳动分工的相互依赖,可以过渡到普遍性,形成一种“第二自然”意义上的伦理秩序。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指出,市民社会的原子化无法被理性秩序轻易扬弃,它是现代世界内部的结构性事实。恩格斯在《大纲》中所做的工作,是用政治经济学自己的范畴——竞争——来重新表述这一事实:在市民社会中,如果“讲得好听一点”,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个体,自由原则似乎在其中得到了安放;但落到实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被彻底切断,每个人都只是自己,每一个他人都是成就自己的工具,因而每一个他人同时就是敌对的竞争者。

然而,恩格斯并不满足于仅仅把私有财产制度指认为“竞争”。如果停留在这一步,批判就仍然停留在政治经济学所划定的视野之内。他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以竞争为形式的私有财产关系,在它的内在逻辑上究竟通向何方? 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大纲》中最具洞察力的分析之一:竞争与垄断的相互中介。

在通常的经济学理解中,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学被放置在一条对立轴上:重商主义主张贸易保护、追求贸易顺差、以国家权力扶植垄断,因而导致商业战争;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新经济学则主张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反垄断。恩格斯拒绝接受这一对立叙事。他指出,私有财产本身在源头上就是垄断:一般意义上的“占有”不足以概括它,它属于排他性的占有,是对社会化的财富的排他性占有。私有财产制度不过是对这种排他性占有的彻底承认和制度化。因此,当自由主义经济学把“自由竞争”当作自己的旗帜时,它所掩盖的恰恰是竞争由以出发的那个垄断性的前提。

更重要的是,竞争并未取消垄断:它以竞争为机制来实现垄断的自我增长。私有财产作为原初的垄断,要展开自身、扩张自身,所借助的机制正是自由竞争;而自由竞争的机制,按照恩格斯的解析,实质上是弱肉强食的机制。在弱肉强食的机制之下,竞争的结果必然是财富的集中,而财富的集中就是垄断的再度形成。于是,私有财产的运动呈现为这样一个循环:垄断—竞争—再度垄断。自由竞争在这里表现为一个中介环节,它使原初的垄断转化为更大规模、更彻底的垄断,垄断并未由此趋于消散。

这一分析直接瓦解了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原则性差异。重商主义公开主张垄断,自由主义经济学则以反垄断自诩;但两者都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前提,而私有财产制度本身就意味着允许垄断、承认垄断、以垄断为原则。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谓“消灭垄断”,实际上只是“消灭小的垄断,以便使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垄断,即私有制,更自由地、更不受限制地起作用”。自由贸易的捍卫者与重商主义的拥护者之间的争论,在恩格斯的透视之下,不过是同一个私有财产原则内部两种政策姿态的争执;真正需要追问的,是私有财产这个前提本身是否正当。

这一分析的理论后果远远超出了对某一经济学派的评判。它意味着,自由竞争不可能被理解为一种使个体在公平规则下各尽其能、进而形成理性分工体系和道德共同体的机制。竞争并未实现分离的个体通过交换而达到的相互承认;它所实现的是强者对弱者的系统性支配。这就把分析引向了第三部分第一个层次的核心:竞争关系所贯彻的原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

三、强者的权利:竞争原则与自由原则的正相对立

恩格斯在第一个层次上所提出的论断,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自由竞争关系不能仅仅理解为抽象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它实际上是已经被社会结构所绑定的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竞争。 这一命题需要被准确理解,否则它的批判力量就会被削弱为一种道德抱怨。

所谓“被绑定”,指的是竞争的主体从来不是在真空中相遇的原子化个人。它是被现代经济关系安置在特定位置上的承担者。恩格斯在《大纲》的语境中把这些位置刻画为三对范畴: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工人三者不能随意互换;他们各自被嵌入一个由私有财产关系所规定的结构之中。竞争不仅发生在每一方内部的强者与弱者之间——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地主与地主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而且发生在三方之间;但贯穿所有这些竞争的那个统一原则,只有一个:强者的权利,right of the strongest。

“强者的权利”这一表述之所以具有批判性,是因为近代政治哲学早已处理过这个概念,恩格斯并非它的发明者。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处即指出,“强力并不构成权利”,如果服从仅仅基于强力,那么它就不具有任何道义上的约束力;强者除非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否则他就不可能长久地维持统治。而卢梭的政治哲学的全部努力,正是要揭示以强力为根据的统治与自由的原则是正相对立的:奴隶制之所以不构成一种权利,是因为“奴隶制和权利这两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恩格斯在《大纲》中把这一哲学洞见直接接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之上: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许诺的自由竞争,如果它的实际原则是强者的权利,那么人和人之间的自由关系就不可能成立;它所带来的是奴役,一种“新型的奴隶制”。这里的“新型”在于,它的形式已经离开法律上的身份等级,转入经济关系中的结构性位置;但就其实质而言,强者的权利所到之处,自由即告消亡。

由此可以理解恩格斯为何把政治经济学称为彻底的伪善。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所描述的,是一个由自由、理性、等价交换和共同善所构成的世界;但它在原则上所预设的私有财产制度,以及由这一制度所支撑的竞争关系,在生活当中所开出的结果恰恰是和它的理论结论正相对立的:自由让位于强者的权利,道德关系让位于自身的瓦解。政治经济学并非不知道财富的积累意味着什么,它本身就是一门关于如何发财致富的学问;但它同时宣称发财致富的进程会自动成就共同善,这就使它的理论在结构上成为一种明知其反面而仍然以正面形式加以表述的意识形态。

如果第一个层次所提供的是原则上的论证,那么第二个层次所提供的则是经验上的确证。

四、经验的确证:工厂制度、犯罪率与道德败坏的同步扩张

恩格斯要求读者“放眼去看”:在他所考察的英国社会,工厂制度的扩展伴随着犯罪的增加。这个断言并不停留在修辞层面;它可以在经验层面加以检验。在《大纲》中,恩格斯援引犯罪统计的规律性来表明,竞争已经渗透到道德领域之中,私有财产关系对人的贬损可以在犯罪统计的规律性中被经验地辨认出来。这一经验判断有其19世纪早期英国的历史范围,不能直接扩展为所有国家、所有时期的统计定律。

这一经验论证的意义,并不在把道德问题“化约为”犯罪统计。它要做的,是颠倒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道德主义的因果叙事。政治经济学所许诺的因果链条是:自由竞争→理性分工→普遍依赖→道德共同体。恩格斯以经验事实所揭示的因果链条则是:新型生产关系→社会纽带的瓦解→犯罪率的同步上升→道德关系的系统性败坏。工厂制度是这一因果链条的集中体现。工厂制度不仅是一种生产组织方式,它同时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重组方式:它把劳动者从传统的社会连带中抽离出来,把他们安置在机器体系所要求的纪律之下,并以工资为中介把他们重新编入一个纯粹以交换价值为取向的关系网络。家庭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也被卷入:恩格斯在《大纲》中指出,工厂制度破坏了“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家庭的财产共有”,孩子一到能够劳动的时候,就靠自己的工钱生活,把父母的家只看做客栈。道德关系难以作为一个不受竞争侵蚀的私人领域而独立存续;当社会关系被竞争原则彻底重新组织时,道德关系所赖以存续的那些社会条件本身就在被拆解。

这里需要避免一种误读。恩格斯的经验论证不能被理解为在说“资本主义带来了犯罪,所以资本主义是不道德的”;如果是这样,批判就仍然停留在道德主义的层面,而恩格斯恰恰拒绝站在道德高地上对现代生活进行说教。他的论证结构是:政治经济学宣称自由竞争能够成就道德关系;然而经验事实显示,自由竞争的扩张与道德关系的败坏是同步发生的;因此,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道德主义”的论断受到了经验层面的挑战。这一失败不能归咎于偶然的疏漏,其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制度本身的结构:竞争关系在原则上就不可能产生它所许诺的那种道德关系。在课程的论证中,经验材料所要确证的,正是原则论证所已经指出的东西。

但恩格斯的分析并没有止步于“竞争败坏道德”这一般性的判断。他在第三个层次上进一步追问:是什么样的机制,使这种非道德的关系被急剧地恶化,使强者权利本身所蕴含的野蛮被极致地放大?

五、机制性的恶化:资本对科学与技术的绑定

第三个层次的分析,是《大纲》中极具前瞻性的一笔。恩格斯把目光从竞争关系的一般结构转向了生产的技术条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一个决定性的现代特质:它必然借助科学与技术,并落实为机器,来展开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

这一论断需要被放置在恩格斯的整体论证中来理解。竞争关系所确立的是强者对弱者的支配,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资本家支配工人”这一表述上,分析就仍然过于抽象。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并不采取赤裸裸的暴力形式;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它通过机器体系来实现。机器本身是人类知识的对象化,是科学技术的结晶;但在私有财产关系之中,机器被资本所占有和运用,它的直接功能就变成了对工人劳动的排斥和吞并。机器的每一次改进,都在提高资本的生产效率的同时,使一部分工人的劳动变得多余;工人的技能如果只与某一被淘汰的产业环节相匹配,他就在产业转型的浪潮中被抛入过剩人口的行列。

正是在这里,恩格斯的分析揭示出资本支配的扩张。在前现代的条件下,强者对弱者的支配总是受到生产力水平、交通条件、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限制;而资本与科学技术的结合,使支配获得了一种自我扩张的技术动力。资本不再仅仅依赖延长劳动时间或加强劳动强度,它可以借助科学来不断地革命生产工具、革命劳动组织、革命产业结构,从而不断地再生产出强者对弱者的支配关系。这种支配因此不能化约为静态的“剥削”;它是一个不断扩大支配范围的过程:它不断扩大“人和人之间的残酷竞争”和“人剥削人”的范围,侵蚀对于支配和剥削的既有限制,使道德关系的瓦解和败坏成为结构性的趋势。

这一层次的分析,也使前面关于“竞争与垄断相互中介”的论断获得了具体的机制性内容。竞争之所以必然再度走向垄断,不仅因为弱肉强食的一般逻辑,而且因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竞争中最有力的武器:谁能够把科学更彻底地转化为机器体系,谁就能够在竞争中把对手驱逐出去。资本对科学技术的绑定,使竞争超出同一技术水平上的较量,变成一场以技术革命为形式的淘汰赛。而这场淘汰赛所生产出来的,不仅是财富的集中,还有过剩人口——那些在技术革命中被抛出生产过程的劳动者。恩格斯在《大纲》中把人口过剩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联系起来理解,正是要指出:过剩人口不能归因于自然规律;它是私有财产关系下竞争—技术机制的产物。

六、理性规律的非理性内涵:危机、过剩人口与人口论的镜像关系

在进入对“道德关系彻底不可能”的最终结论之前,需要把第三部分的论证与《大纲》此前的“理性规律”分析衔接起来。因为恩格斯在第三个层次上所揭示的机制,恰恰是政治经济学所标榜的“理性规律”的现实内涵。

政治经济学把握了供求关系波动规律,并据此宣称现代经济生活是理性的、有法则可循的。恩格斯并不否认这一规律在描述价格形成时的某种正确性;他承认,从此以后,经济生活可以被从规律的角度加以理解。但他追问的是:这个规律对于被嵌入私有财产关系之中的具体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答案是:危机。供求关系的周期性波动,落实到产业层面,就是产业链条的断裂和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意味着大量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无法回到社会流通之中,意味着大批工人被迫失业。而失业,在新型商业经济所营造的社会环境中,意味着一个人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为他要生存就必须消耗公共财富,而公共财富的正当性在理论上被设定为来自劳动产出;一旦失去就业机会,他就被抛入“过剩人口”的范畴。

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极为精彩的论断:同一种经济关系,在理论上同时表达为两种正相对立的理论形态。 一端是政治经济学,它把握的是这同一种关系所蕴含的“理性”面向,讲述供求规律、自由交换和普遍繁荣;另一端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它把握的是同一种关系所蕴含的非理性面向,即危机和危机条件下大规模产生的过剩人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能被当作一个可以从外部轻易打发掉的“反动理论”。它的出现具有现实的条件,它是政治经济学所描绘的那个“理性世界”的必要的理论补充。正因为政治经济学无力从自身的原则出发解释它所导致的过剩人口,才需要另一种理论以“自然规律”(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形式来为这一社会结果提供辩护。两种理论看似正相对立,实际上共享着同一个前提:私有财产关系下的竞争。它们不过是同一个生活事实的两副理论面孔。

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因此具有双重的针对性。一方面,他批判人口论的高度抽象:它把“人口过剩”从“生产过剩”“财富过剩”“资本过剩”的复杂整体中抽取出来,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可以用人口自然规律来解释的事实,从而切断了过剩人口与私有财产竞争关系之间的因果链条。另一方面,他批判人口论所暗含的**“就业手段=生活资料”的等式:人口论把“能否进入劳动分工体系”当作“是否有资格获得生活资料”的标准,而这一标准恰恰来自国民经济学所讲述的新型经济关系的逻辑;它并无自然必然性的依据。人需要生活资料才能活着,和人必须进入既定的劳动分工体系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这是两个层次的事情;人口论把后者冒充为前者,从而把社会关系所造成的过剩自然化为自然规律所造成的过剩**。

这一批判的意义在于,它使“理性规律”与“非理性结果”之间的对立被把握为同一个私有财产原则内部的自我矛盾。政治经济学所标榜的理性,其现实内涵恰恰是危机;而危机所生产出来的过剩人口,又被另一种理论以自然必然性的名义加以辩护。理性的形式与非理性的内容,自由的原则与奴役的实质,在市场道德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七、结论:竞争关系如何使道德关系成为“彻底不可能”

现在可以回到第三部分的总命题上来。

恩格斯在第三个层次结束时所给出的结论并不落在道德判断的层面,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判断:人和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一定导致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的彻底不可能。 这里的“彻底不可能”属于一种原则上的不可能,不能降格为经验上的“很难”或“代价很大”。如果竞争关系仅仅是偶然地伴随一些不道德的现象,那么人们仍然可以设想通过改良竞争规则、加强道德教育或完善法律来使竞争与道德相容。但恩格斯的论证指向的是另一个方向:竞争关系之所以使道德关系不可能,是因为竞争关系所贯彻的原则——强者的权利——在概念上就与道德关系所要求的原则正相对立。道德关系要求的是对他人作为目的本身的承认,而强者的权利所实现的是把他人下降为工具;道德关系要求的是自由,而强者的权利在卢梭已经揭示的意义上就是奴隶制。当私有财产制度把强者的权利制度化、把竞争普遍化,并把科学技术转化为强化强者支配的手段时,道德关系所赖以存续的社会条件就在原则上被取消了。

这一结论同时构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定性:它是“彻底的伪善”。它的理论结论与它所讲述的新型经济关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正相反对。政治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当作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顺着讲”,讲述自由、理性与共同善;恩格斯则“倒过头来”以私有财产本身为反思对象,追问它的来源和根据。这一“倒转”正是后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定向:资本究竟来自哪里?私有财产的根据究竟何在? 政治经济学不敢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它已经把自己的理论安居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之中;而《大纲》的全部力量,恰恰在于把这个前提重新问题化。

八、一个必要的回顾:这一分析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位置

把《大纲》第三部分的论证放回1843—1844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探索过程之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理论意义。

在马克思那里,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所讲述的、以国家为最后根据的现代世界进行双重批判:一方面批判思辨的法哲学把国家当作伦理理念的现实,另一方面批判现代国家本身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所具有的抽象性。恩格斯的批判对象则更为集中:他直接进入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所讲述的市民社会领域中的经济关系,对理论和理论所描述的现实进行双重批判。马克思后来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界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最初的推动力之一就来自恩格斯这部“天才的大纲”。

《大纲》第三部分所留下的理论遗产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私有财产前提的反思成为后来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起点;马克思不再满足于从哲学上指认市民社会的原子化;他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去理解市民社会内部的原则和机制。第二,自由与奴役、理性与危机的内在紧张成为考察资本主义结构的主线;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展开的危机理论,在基本思路上已经由恩格斯在这里先行提示。第三,竞争—垄断—竞争的辩证运动,以及资本对科学技术的绑定,为后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提供了最初的范畴框架。

当然,也应当看到青年恩格斯此时的分析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距离。在《大纲》中,恩格斯主要是从竞争关系出发来理解私有财产的运动:竞争是私有制的表现形式,弱肉强食的竞争导致财富集中和危机。而后来马克思则进一步把竞争理解为资本逻辑的表现形式:无论是理性的特征还是非理性的危机,都是由资本作为统摄一切的力量所“牵出来的”。这一差异不可忽略;它标志着从“以竞争为中心的私有制批判”向“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的理论推进。但正因为如此,《大纲》第三部分的意义才更加清晰:它提出了问题,开辟了方向,而问题的解决则属于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更大工程。

在课程所考察的这段思想发展进程中,《大纲》第三部分的核心贡献可以凝结为一个命题:私有财产制度的具体内涵是竞争,竞争的原则是强者的权利,而强者的权利在原则上是自由的反面;因此,政治经济学所许诺的通过自由竞争成就道德共同体的道路,在结构上通向奴役,无法通向自由。 这一命题,是恩格斯在1844年对现代世界所作出的一个“原则上的论断”;而后来马克思的全部工作,正是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细分析,把这个论断从“天才的猜测”推进为“科学的把握”。

原典与阅读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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