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方法,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依次分析劳动者与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及他人相异化的四重规定。课程把异化理解为市民社会内部的权力原则,而非单纯的道德感叹,并讨论它与私有财产、共产主义构想的关系。

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类本质对象化私有财产共产主义
工业化时期的巴门,1870 年的城市图景。
工业化时期的巴门,1870 年的城市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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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von Wille †1887 (Scan: de:Benutzer:Morty) ·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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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双利教授在讲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反复提醒一点:异化劳动不能被当作一个“读来读去就是一个异化”的文学性概念来消费。它之所以能在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中占据结构性位置,并不在于它描摹了某种令人共鸣的生存体验。使它获得这一位置的,是概念层面的揭示:市民社会内部有一条此前未被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法哲学承认的原则,即在自由的经济交往关系之中,实际发生着人对人的权力支配。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从马克思分析异化劳动的方法入手,不能停留在对“异化”一词的感伤式使用上。

一、分析的方法:从经济事实上升到概念

马克思在《手稿》中面对的是一个既定的经济事实:工人进行生产,但产品不归工人所有;工人越是劳动,越是生产得多,他自己就越是贫困、越是匮乏。国民经济学家承认这个事实,甚至以某种方式描述它,却不追问这个事实之所以可能的条件。马克思的做法不同。他的思路是典型的德国哲学思路:面对经验事实,追问使这个经济事实成为可能的概念是什么;一旦达到这个概念,再回过头来看眼前的社会现实,现实便从生活端送过来的零散事实,转变为被概念把握了的、有结构性关联的整体。

因此,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性”来自马克思对经济事实的结构性分析,并非他先有一个名为“异化劳动”的概念,再把它摊开为四个条目。恰恰相反,他是在分析一个经济事实时,从一个维度必然带出另一个维度,从一个层次必然逼出下一个层次。四个规定性之间由此形成结构性的必然关联,不能理解为外在于分析过程的分类框架。张双利教授特别强调这种“必然带出”的性质,正是为了抵抗那种把四条规定性背成四个并列名词的教科书式读法。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第一个规定性会直接引出第二个,第二个会逼出第三个,而第三个最终只能在第四个中获得现实的承担者。

二、第一重规定:劳动产品的异化(对象性前提的剥夺与倒转)

“劳动产品的异化”在最表面的层次上说的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工人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商品,不归工人占有。但这句话如果仅仅停留为一个经济事实的描述,它就还没有达到概念的高度。要使这个事实成为可理解的,必须追问:人和他的对象之间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之中?

马克思的回答是:人之为人,首先在于他是对象性的。他不是上帝。上帝不需要外部对象而自足存在,人却必须在与对象的关系中才能活着。没有外部对象,人连肉体的存活都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展开所谓“神圣的人类劳动”。但人与对象的关系又不是直接的、动物式的消灭对象的关系。人通过劳动作为中介来达成与对象的关系:他在劳动中对象化自身,按照对象自身的内在尺度来加工对象,把对象变成“我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对象化并不意味着人的存在的丧失;它恰恰是人的存在的确证:人在他所创造的对象中,看到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

然而,工人的状况把这个结构从根底上颠倒了过来。工人之所以成为工人,前提是他在双重的意义上失去了对象:他既没有生活资料意义上的对象,也没有劳动资料意义上的对象。他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但他终究不是上帝,仍然必须依靠对象才能存活。于是,他唯一能够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嵌入别人所安排的劳动过程,通过受雇劳动来获得维持肉体存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用马克思后来更严格的术语说,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这就构成了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异化的完整结构:工人确实是对象性的存在物,确实通过劳动与对象发生关系,但这一关系并不使对象成为“他的对象”。它的结果是让对象成为不属于他的、独立的、异己的力量,并且反过来不断地召唤他、驱赶他再度进入同样的生存状况。

这里的关键在于,异化并不能归结为“工人不占有产品”这样一个可以在分配层面被修正的事实。它的根子是对象性的前提本身被否定:私有财产落实下来,意味着对人的对象性的剥夺。工人被造成了一个不是上帝、却必须像上帝一样不需要对象的存在者,一个不可能的存在者,然后又被抛回对象的世界,只能以放弃对象的方式获得对象。劳动产品本来是劳动的对象化,是“我的对象”;现在它脱离了和我的关系,成为独立的力量,不仅不再确证我,反而回过头来规定我、支配我、奴役我。这才是“劳动产品作为劳动产品的异化”这个概念所把握的东西。

三、第二重规定:劳动本身的异化(活动作为他者性过程)

第一重规定性已经包含着一个无法回避的追问:我的劳动所带出来的东西,为什么会变成和我没有关系、并且反过来支配我的力量?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劳动的结果,必须看劳动活动本身。这就是第二重规定性的必然性所在:劳动产品的异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生产这个产品的劳动本身已经不是工人的劳动。

“劳动本身的异化”说的是:这个劳动确实发生在工人身上,确实是由他支出的,但它并不属于他。马克思从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来规定这种“不是我的”性质。

第一,这个劳动是强制的。工人之所以进入这个岗位、展开这个劳动,并非出于自由选择;他在双重意义上被剥夺了生活资料,不得不以出卖劳动力为条件来换取生存的可能。劳动的外在强制性由此具有结构性,不能归结为偶然的暴力:它根植于工人与对象世界之间关系的断裂。

第二,这个劳动对于实施劳动的工人来说是否定性的、消灭性的。它无法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只表现为一种纯粹的负担,一种从外部强加的重负。工人在劳动中无从肯定自己,只能否定自己;他感受不到自由,只感到不自由。张双利教授用“瘟疫”来传达马克思的判断:工人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只要外在强制稍一解除,他立刻就会逃开。劳动在这里成为生命的消耗,生命并未由此展开。

第三,这个劳动不是由工人自己规定的。张双利教授用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类比:当年信仰上帝的人必须搞清楚,自己头脑中关于上帝的观念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如果是自己想出来的,那就是假的;它必须是上帝通过圣灵给予的。同样,工人在雇佣劳动中所执行的活动方式、节奏和目的,均由外部力量先行规定“劳动应该怎样进行”,再灌注到他身上;他自身的内在尺度并不参与这一规定。他虽然活动着,活动的“形式”却不属于他。这使得劳动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彻底的他者性关系:劳动由我发出,落在我身上,但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异己的过程,并且反过来意味着对我的否定和消灭。

第二重规定性之所以必须从第一重规定性中逼出来,是因为如果不分析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就仍然是一个无法说明的结果。产品之所以不属于我,根源不在产品;生产产品的活动已经先行地不属于我。

四、第三重规定:类本质的异化与“因为你是人,所以你可以自觉地把自己下降为动物”

如果人在与对象的关系中落到了这样的地步,在与自身活动的关系中落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么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出现了:这样活着的人,还能不能在生命活动中活出“人”的意味?这就是第三重规定性所要处理的问题。

“类本质的异化”听起来抽象,实际上说的是一件很朴素的事情。人与动物的活动有一个根本区别: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不然,人不仅活动着,而且在活动的同时知道自己是作为一个人在活动着。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作自己的对象,因此人的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自觉”本身就是人的类特性所在,不能理解为附加在人身上的某种高级属性:人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从自身中拉开,作为对象来对待,从而不再被活动所吞没。

这种自觉性落实在哪里?落实在人和对象的关系之中。人在与对象打交道时,并不直接吞掉或消灭对象;他依照对象自身的内在尺度来对待对象,山就是山,水就是水,黄土就是黄土,黑土就是黑土。你与不同的对象打交道,就要依循不同的对象本身的内在尺度,并以对这一尺度的把握为中介,赋予对象以新的属人的形式。一把木椅之所以成为木匠的对象,正是因为木匠在木料的内在尺度与人的需要之间建立起了中介关系。在这种自主劳动中,劳动怎样展开,归根结底由劳动着的人自我规定;人在对象身上和劳动过程中所实现的,是自我确证。他在他所创造的对象中,自觉地达到了对自己作为人的存在的确认。

现在来看工人的雇佣劳动。这里发生的是一种极致的扭曲。这种扭曲首先表现为:工人在对象中和生产过程中无法达到自我确证。这还只是消极的一面。更深刻的一面在于:工人之所以能够被嵌入雇佣劳动,恰恰因为他不是动物。动物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它不可能“自觉地”把自己降低;人却因为具有类意识,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对象来对待,因而也能够把这一活动自觉地组织为一种否定自身的活动。工人能够完成工厂所要求的、牲畜般的、片面的劳动,前提恰恰是他具有人所特有的那种把自身活动对象化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在这里被用于生产出对人性的系统性否定,不再用于确证人性。

这就是张双利教授所概括的那个悖论式表述:“因为你是人,所以可以自觉地把自己下降为低于人的动物。” 第三重规定性的要点并不止于“工人过着牲畜般的生活”。它要说明的是:工人的生命活动之所以能够被组织为牲畜般的生活,其可能性条件正是人的类本质本身。类本质在此并未被取消,它被倒转了:从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根据,变成自我贬损的根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课程把亚当·斯密所讨论的自由劳动同雇佣劳动的现实作对照,指出前者所承诺的自主性在后者中走向反面。斯密和黑格尔都认为,劳动分工体系不仅让每个人与自己的技能相匹配的对象打交道,而且让人在与对象的关系中确认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尊严,即确认自己是“社会的一个自由的有独特贡献的成员”。斯密强调市场分工的协调作用,黑格尔则强调还需要国家从外部培植伦理机制来补足市场;斯密也已在《国富论》中讨论雇主的谈判优势、细密分工对工人智力的损害及公共教育的必要性。但马克思指出,落实到工人的雇佣劳动,这个“自由个体”被真实地活成了动物一样没有个体性的存在。类本质的异化所揭示的是一种结构性的结果,不能化约为某种道德上的堕落:劳动分工体系在其现实的雇佣形式中,系统地阻断了劳动成就自由个体性的可能。

五、第四重规定:人与人的异化(异己力量的主体归属)

到这里,分析的链条还不能停止。如果工人在对象、活动和类本质三个层次上都处于异化之中,那么一个追问到底的问题必然浮现:这个不属于我的、支配着我的、反过来规定我的力量,究竟是谁的力量?

马克思用了一个和宗教批判完全同构的论证。在信仰中,信徒可以把一切善归给上帝,把自己的卓越业绩理解为“增添上帝的荣耀”。他越是把自己的一切归于上帝,上帝就越是显得伟大,他就越是依赖上帝而活。但关键在于:与其说上帝因其伟大而支配你,不如说你在不断制造上帝的伟大性,才使这种支配持续下去。异化劳动的逻辑与此完全同构。不属于我的绝对的对象性力量,不属于我的劳动,不可能凭空悬置;它一定属于另一个人。不属于我的劳动,一定是由别人掌管的劳动;不属于我的力量,一定归属于一个与我相分离的、作为他人而存在的群体。

这个“别人”不是上帝。在市民社会这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承担起上帝位置的,是资本家。资本家的力量并不来自他“制造了财富”。他真正的力量在于制造了能够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新的产业被开辟出来,新的就业机会被制造出来,而这些就业机会同时制造了与这些岗位相匹配的、被规定为只能以这种方式劳动的主体。如果资本家撤资,如果这些岗位被撤除,工人面临的并不只是“失去一份工作”;他可能被从社会存在的结构中抹去,成为过剩人口。过剩人口之所以是市民社会内部的一个结构性现象,根源就在这里:工人作为“工人”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由异化劳动的生产关系所生产出来的。

由此,马克思达到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论: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的前提,也是异化劳动的结构性结果。表面上看,分析是从私有财产这一前提出发的:私有财产造成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展开了雇佣劳动。但分析的深入揭示出,私有财产本身又在异化劳动的过程中被源源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异化劳动不断地把支配异化劳动的力量制造出来,就像信徒不断地把支配自己的上帝制造出来一样。因此,这种私有财产在存在的根据上是无根据的。国民经济学断言它是自由劳动的自然结果,这一说法并不成立;它的源头是工人的异化劳动,是对于工人自由的系统性抹杀,是对人像动物一样的支配和奴役。

六、结论:市民社会内部的权力原则与两个理论后果

四个规定性合在一起,所改变的远不止是对“劳动”的理解。它改变了对市民社会内部结构性关系的理解。

在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的图景中,市民社会的基本关系可以被理解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是私有财产的所有者,都是人权意义上的抽象的个人;另一方面,这些抽象的个人通过契约展开普遍的交往。黑格尔把这两个层面把握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原则:特殊性使每个人把自己作为目的,普遍性则以需要和劳动的中介体系把这些孤立的个体联结起来。在斯密看来,自由的交换本身就足以把特殊的逐利行为引向共同的善;黑格尔则认为市场不够,还需要国家从外部提供伦理的整合。但无论二者差别多大,他们都共享一个前提:市民社会内部的关系,就其所是而言,是自由个体之间的经济交往关系。

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的分析所揭示的,是在这个“自由交往”的形式之下运作着的另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并不来自国家从外部施加于社会的支配。它指的是在市民社会内部、在自由的经济交往关系之中实际发生着的人对人的权力支配。契约关系承认每一个人都是抽象的所有者,这是真的;但抽象所有权的形式平等,恰恰使得私有财产对彻底无产了的工人的支配关系得以在其中展开。工人作为抽象的个人是自由的,但作为失去了对象的对象性存在者,他只能以服从他人对劳动的规定为条件来维持生存。自由的形式在这里并不构成权力的反面;它正是权力得以施行的中介。

这一发现直接导向两个结论。

第一,国民经济学称不上劳动财富论的直接贯彻。 劳动既然被确认为财富的源泉,就必须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财富的增长并不相应地成为劳动者自身的富有?实际发生的是:劳动所增长的财富并不由劳动者掌握;它首先带来的是掌握在他人手中、并进而用来支配劳动者的财富。劳动价值论在国民经济学中之所以能够与工人的贫困并存,原因也不在于它尚未被贯彻到底。真正的缘由是,它所把握的“劳动”从一开始就被异化劳动的现实所规定。

第二,社会解放的路径必须从工人的政治解放开始。 工人在异化劳动中所承受的,不仅仅是一个特殊群体的被奴役。异化劳动所生产出来的,是整个市民社会内部的权力结构:自由交往的形式与人对人的实际支配在同一过程中被同时再生产出来。因此,改变这个结构不能仅仅诉诸道德改良或分配调整;它要求工人作为政治主体站出来,打断异化劳动对支配关系的持续生产。

这就是为什么张双利教授强调,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能“陷入迷人的异化概念再也出不来”。异化劳动分析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提供一种可以被无限代入的生存体验描述。它从对一个经济事实的结构性分析中,逼出了市民社会内部的权力原则。这个原则是斯密所不承认的,也是黑格尔所不承认的。它构成了马克思此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重新阐述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起点:权力首先落实在市民社会内部,并非只由国家垄断。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哲学批判的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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