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先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放回“马克思思想独立性”与文献学争议之间,再沿三个层次展开:以“现实的人”和“物质联系”重解所有制;说明阶级统治如何在横向契约、纵向支配与国家意识形态中安放自身;最后把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推进到危机与革命的不确定性。

现实的人物质联系所有制关系阶级统治意识形态生产力与交往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首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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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Marx (1818–1883) ·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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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位置与三个层次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中占据着一个独特而微妙的位置。这种独特性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理解。一个方向是阿尔都塞所开启的解读传统:它把《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马克思思想“独立性”的标志,意味着马克思由此超越了早期阶段,进入了他自己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地平。另一个方向则来自文献学意义上的挑战。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工作提示人们,这部文本最初未必是以“著作”的形式被规划和推出的,主要写于1845—1846年的这些手稿,也曾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伴的一份季刊计划相联系;2017年MEGA第一部分第五卷按手稿与印本分别编排材料,显示通行本“费尔巴哈章”包含后来的编辑重组。这一文献学事实似乎导向一个正相反对的结论:如果《德意志意识形态》并非作者定稿出版的完整书本,那么它在思想史上的那种“极端重要”的地位应当如何理解?

这个看似尖锐的张力,其实并不需要瓦解我们对这部文本的信任。即便最初的写作计划是为季刊准备材料,我们现在所读到的、被编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名下的核心内容,仍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亲手写下的。更关键的是,这些内容的思想意义,与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回顾是相互印证的。马克思在那里交代得很清楚:他和恩格斯在1844年合作撰写《神圣家族》之后,又在这一时期共同清理旧的哲学信仰,而这种合作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踏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并且经由这条道路,自觉地拉开了与当时流行的德国哲学之间的距离。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大量具体内容虽然表现为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针锋相对的批判,但在这些批判的背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在正面阐述一条与他们对手根本不同的思想道路。这条正面阐述的道路,最集中地体现在后来被编辑为“费尔巴哈章”的部分之中。下文的“三个层次”是课程对这些材料的组织方式。

要把握这个正面阐述,需要先看清它所针对的对手。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在政治立场上是激进的政治革命论者,他们所谋求的是现代版本的政治国家;而在理论把握方式上,他们把现实生活中的根本困境归结为观念层面的原因,因而以宗教批判作为揭示和解决这些困境的基本形式。换句话说,青年黑格尔派相信,只要在观念中完成批判,生活本身的颠倒就会被触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做的,恰恰是从这条“观念优先”的道路上撤离出来,转而追问:现实生活究竟“真”在哪里?如果思想要获得对于现实生活的把握,它应当从哪里开始?

正是在这个追问之下,费尔巴哈章呈现出三个相互支撑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重解所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界定了“所有制关系”(relations of ownership)的概念,把它从一种法学或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关系,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物质联系中的权力关系。第二个层次是“阶级统治”:他们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何以能够在自由、平等、契约的理性外观之下,维持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支配,并且说明这种支配如何必须被实现为国家对社会的统治,以及如何必须由意识形态来提供“理性的根据”。第三个层次是“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他们指出,这种阶级统治的结构不仅是不义的,而且在其自身的运行原则中包含着无法自我维系的矛盾,这一矛盾以危机和灾难的形式释放出来,把一批人抛出现有的生活体系,从而暴露出整个结构的界限。

这三个层次层层递进:先确立“从哪里看”,再揭示“看到了什么”,最后说明“所看到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持久”。以下依次展开。

二、重解所有制:从“现实的人”到“物质联系”,再到所有制关系

1. 从“现实的人”出发

人们通常以为,马克思讲所有制关系,第一步就是讲剥削、讲压迫。张双利教授特别强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恰恰不是这样起步的。他第一步所做的,是提出一个方法论性质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形成对于现实生活的思想高度上的把握,究竟应当从哪里开始?应当关注什么?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已经把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原则性分歧摆到了台面上。青年黑格尔派从规定生活的大写原则和观念出发,而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是:出发点必须是生活当中的“现实的人” (real individuals)。

“现实的人”这个表述中的“现实的”(real)和“个体”(individuals),都承担着严格的理论功能。“现实的人”首先意味着人是对象性的存在:人之为人,在于人离不开世界。人无法离开对象而自我封闭;他总是在双重的意义上被嵌在世界之中——世界是他的生活资料的来源,也是他的劳动资料的来源。人不是上帝,人是“小写的”、有限的存在;而恰恰因为他是有限的、对象性的,他才必须在与对象的关系中展开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个体”并不是孤立原子的意思。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直接发生的,它必须以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为中介才能被展开。工人与他的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在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已经存在着一种排他的私有财产关系;而工人与对象的关系所走向的方向,又反过来使这种私有财产关系获得自我巩固和自我确证。

因此,“现实的人”是指处在人与他人关系的中介当中的、活生生的、对象性的人。在这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他人的关系属于同一个关系结构的两个不可分离的侧面:没有人与对象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就失去了物质性的支撑;没有人与人的关系作为中介,人与对象的关系也无从被展开。

2. “物质联系”概念的双重含义

由“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引出的核心概念是**“物质联系”(material relationship)。物质联系首先是指把对象世界包容进去的人与人的联系**。这个界定同时拒斥了两种理解方式。一种理解方式是把人与人的关系想象为纯粹“精神上的彻底沟通”或“心灵的彻底敞开”,仿佛两个人可以绕过一切对象性的中介而直面相对。马克思的回应是:这种“直接的融通”恰恰不是有限的人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展开的关系。在基督教文本中,“向邻人敞开”之所以可能,背后总是站着上帝;如果没有那个超越性的、打开一切障碍的绝对原则,人不可能单凭自己就“打开心扉”。换言之,未经对象中介的人与人的直接关系,在理论上总是以某种超越于人的原则为担保的。马克思所要坚持的是:人是在与对象的关系的现实展开过程中,才坐实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的。你与他人的关系,一定是你与他人之间的物质联系;而物质联系之所以是“物质的”,正因为它把对象世界包含在自身之中。

另一种理解方式是把“物质联系”仅仅等同于经济关系或生产活动,仿佛它只适用于现代社会。马克思的概念当然可以用来讲述现代社会,但它并不限于现代社会。部落制的生活、石器时代或铁器时代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样可以在这个概念框架中被把握。要紧的是: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概念用于眼前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时,他们所揭示的是什么。

3. 从“需要的体系”到“劳动分工”:马克思与斯密、黑格尔的分野

眼前的现代社会在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法哲学中,通常被讲述为一个**“需要的体系”(system of needs)。在这个体系中,现代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人都为了大家”的关系:你干你的活,我干我的活;你是鞋匠,他是铁匠;这是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ur)。劳动分工在现代发展到了一个空前完备的程度,形成了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之所以可能,需要一种形式性的支撑:每一个人都是财产的所有者,相互之间以契约**的方式展开交换。如果没有一个上帝来分配每个人干什么活、再把产品分配给谁,那么劳动分工就只能依靠所有者之间的契约来运转。

在这个讲述方式中,契约关系的背后站着的是自由的个体:我有我的所有,你有你的所有;也许你一无所有,但你有才华,所以我们依然可以订立契约。你有优秀的头脑,我有雄厚的资本,我们可以在理性的平台上签订平等自由个体之间的契约。张双利教授提醒,这一幅画面是斯密和黑格尔的画面,而不是马克思的画面。马克思并不否认这幅画面的存在。他否认的是:这幅画面就是现代社会的全部真相。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揭示出,在“需要的体系”的外部形象之下,真实的核心内容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统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新的认识“嵌进”需要的体系的框架之中,使这个框架的内涵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马克思的切入点是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当然可以被理解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才能,凭借这种才能与特定的对象打交道,贡献某种有价值的财富,大家合在一起支撑起共同的生活。马克思不否认这种理解有其真实的一面,现代社会的分工也确实以空前的方式日益完备。但是,劳动分工中最根本、最要害的关系,并不是产业与产业之间、或产业内部环节与环节之间的差别。最根本的分工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mental labour and physical labour)。

这一分工意味着什么?课程把它放在定居共同体中知识活动与特权相结合的历史条件下来理解。在这些条件下,一批特权者可以从人与对象的直接关系中超脱出来,转而对人与人的关系进行规定。于是,共同体内部发生了人与人的分离:一群人规定着怎样生活,另一群人以劳动的方式展开、落实这些规定。这种分离可以从两个方向来表达。从活动方式看,它涉及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即直接生产活动与专门精神活动的分离。但从“凭什么能够行规定”的方向追问下去,它就需要联系财产与劳动的分离来考察:掌管财产的人与生长在被掌管土地之上的人之间的分离。这里所追问的是支配与财产的关系,不能据此把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直接当作统治者、被统治者的职业分类。

由此,马克思得出一个关键性的结论:劳动分工关系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的层次上被展开的所有制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是最根本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之中实际发生着的,是一方掌管财产、另一方失去财产;是一方因为没有财产,所以必须被另一方所支配。当劳动分工被从“物质劳动/精神劳动的分工”来理解时,课程所关注的要点落在掌握生产条件和社会规定权的人对直接生产者的支配,而不只是两种劳动之间的简单差别。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透过异化劳动批判所把握到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嵌进了劳动分工体系之中,嵌进了现代版本的私有财产体系之中。

这就是“重解所有制”的基本突破。它包含两层相互支撑的要点。第一,真实的生活真在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这个层次上;思想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延伸,但不能彻底抛开这个层次。第二,从这个层次进入现代社会,就会发现:现代社会并没有像它自己以为的那样,彻底抛掉了传统社会的人身支配关系。现代工资关系不再以主人与奴隶、贵族与农奴之间那种直接的人身依附为其法律前提;黑格尔法哲学也正确地指出,奴隶制在现代是没有理性根据的。但问题在于,在自由契约的理性形式的中介之下,劳动分工仍然可能同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相结合,并在财产关系的支撑下落实为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支配。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都包含统治,区别在于统治的现代版本与传统版本;自由与奴役的彻底区分并不适用。

三、阶级统治:现代支配结构的三个层次

“重解所有制”已经暴露出,现代私有财产关系中蕴含着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权力关系。但马克思并不认为这就把问题讲完了。如果现代支配仅仅是赤裸裸的权力,那么它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契约关系仍然存在,自由的个体仍然被承认,国家仍然以普遍性的面目出现。真正需要解释的是:这种人对人的支配关系,如何能够在自由、平等、理性的形式中被安放、被接受、被维系? 这就是“阶级统治”理论所要处理的问题。

在进入这一结构之前,需要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做一个必要的澄清。通常的理解是:社会分为不同的阶级,阶级概念用来概括这些不同阶级的共同规定性,即它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占据的共同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共同生存境况。这种理解不能说错,但本篇还要进一步追问统治如何形成。课程在这里的分析重心,指向成为社会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即 ruling class。它所追问的是:在权力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那个阶级,如何能够成为整个社会的规定者,如何能够以国家的面目出现,如何能够使人与人之间的权力统治关系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被安放下来。资产阶级是眼前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而无产阶级概念的重要性,也不仅仅在于它是被剥削、被统治的阶级,更在于它能够成长为下一个社会形态的规定者——通过消除阶级关系来实现普遍解放的政治主体。不理解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概念,就无法理解无产阶级概念所指向的那种全新的历史位置。

在这一澄清之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统治结构可以在三个层次上被展开。

1. 第一层:横向的普遍交往关系——自由个体之间的契约

现代私有财产关系的第一层规定性是自由个体之间的普遍交换关系,马克思有时称之为普遍交往(universal interaction)。在这一层上,每个人都被承认为独立的、自由的所有者;人与人之间相互分离,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目的;但同时,每个人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又必须借助一个外在的、普遍的交换体系。用黑格尔法哲学的语言来说,这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两大原则的外在联结。

马克思并没有否认这一层关系的存在。如果否认了它,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工人还可以“炒老板的鱿鱼”,为什么雇佣关系在形式上仍然表现为契约关系。你和老板之间之所以不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恰恰因为你们双方都被承认为 free individuals,都站在契约的订立者的位置上。这一层关系是真实的,不是意识形态的虚构。

2. 第二层:纵向的权力关系——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支配

但在这层横向关系的“外部形式”的支撑之下,以它为前提,实际展开着的还有另一层关系:一群人拥有双重意义上的对象,另一群人只拥有自己。前者是资本家,后者是雇佣工人。他们都作为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发生交换,但交换的真实内容是:拥有对象的人与彻底失去对象的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而这种契约关系落实到劳动过程之中,就是人对人的支配关系。

这就是一横一纵的双重规定性。马克思并没有用纵向关系去取消横向关系。恰恰相反,横向的契约关系是纵向支配得以“现代地”发生的条件。你必须首先被承认为一个自由的人、独立的人,然后才可能“自愿地”进入一个支配你的契约。如果连这层承认都没有,所谓“雇佣”就只剩直接的人身奴役。

3. 第三层:国家与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理性安放

现在的问题是:这双重关系怎么可能同时被现代人接受?一个确信自己生而自由的个体,为什么能够同时接受他与老板之间的支配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是理性的、有根据的?

课程将这一制度中介概括为:这种双重关系要能够在生活中被维系,需要有外部的理性停靠。第一个停靠是国家。社会被理解为由 individuals 聚合而成的,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但他们又必须生活在一起。于是国家以超越个体视野、代表普遍性的面目出现,把以私有财产权为核心内容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司法的方式确定下来,并以法律来支撑雇佣关系。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需要国家对私有财产和契约关系的保障;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权力关系,要以国家对所有权和契约执行的规定作为重要实现条件。如果没有国家来背书私有财产的排他性垄断,资本家凭什么仅凭“所有权”就和你订立一份以雇佣劳动为真实内容的契约?在订立契约的层面,资本家表现为和你平等交往的自由个体;公共强制权掌握在国家手里,它为所有权与契约提供保障。但这并未取消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的指挥、考核和惩戒权。国家所背书的契约,其展开的内容正是那群拥有双重对象的人对只拥有自己的人的支配。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具有阶级的性质,具有阶级基础。它的阶级基础就是那种已经展开为“一群人拥有双重对象、另一群人只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关系。而国家的作用,恰恰是使这种阶级基础获得普遍的意义和理性的根据。

但国家还不能仅仅是垄断的权力。国家作为国家,必须同时被人们确信为以普遍的原则、理性的概念为根据。如果国家只是赤裸裸的暴力垄断,它就无法获得相对于社会的有根据的统治地位。因此,国家必须是一体两面的:一手是相对于社会的、被垄断的权力;另一手是大写的原则、普遍的观念,即意识形态(ideology)。意识形态的功能,是把由阶级关系所支撑的权力,表述为以理性原则为根据的普遍秩序。在现代社会中,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被“硬生生地做成为”由观念支撑的国家,国家倒过头来对社会进行普遍的引导,而社会内部展开的关系就变成观念对生活的规定。现代人之所以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理性主义者,之所以要求生活“必须有根据”,其背后的根据正是由意识形态在阶级关系的支撑下所提供的。人和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被实现为“观念的统治”(the ruling of ideas)。

这就是现代版本阶级统治的完整结构。黑格尔所描述的市民社会——需要的体系、司法、社会福利——并没有被马克思扔掉;马克思所做的是揭示出:这些机制在使自由原则“得以实现”的同时,也使权力关系以自由的面目得以实现。自由借助这些机制,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概念的自我否定(conceptual self-negation)。自由的原则落实为制度,制度落实为权力关系,于是 freedom 走向了 domination。

四、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从阶级统治到结构的自我瓦解

1. 为什么“概念的自我否定”还不够

揭示自由原则在实现中走向统治,这已经是一种相当尖锐的批判。但张双利教授强调,这种批判有一个根本的限制:它仍然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与对手较量。你指出对方的原则自我否定,对方仍然可以调整意识形态的表述,把矛盾重新遮蔽起来。仅仅停留在“自由走向统治”这一辩证揭示上,并不足以撬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马克思的批判必须再向前推进:这种阶级统治的结构不仅是不义的,而且是无法自我维系的。它的矛盾不只是原则内部的矛盾,更是客观结构内部的矛盾,这一矛盾会以物质性的方式爆发出来。

2. 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同一个物质联系的两个方向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生产力与交往形式(Produktivkräfte und Verkehrsformen)来表述这一矛盾;后来更为熟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另一套用语。这一对概念需要从“物质联系”的内部结构来理解。人和人之间的物质联系包含着两个方向:一个是人与对象的关系,这可以被称为生产力;另一个是人与他人的普遍联系,这可以被称为生产关系或交往形式。两者属于同一个物质联系的两个方向,不能拆成彼此外在的实体。但恰恰是在这个统一的关系内部,蕴含着两个方向之间的原则性差异。

从生产力这一方向来看,现代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在全球范围的劳动分工体系中,每一个对象性的关系都被普遍的社会所规定。不同产业、不同技术环节之间形成了一条链条,占据优势的一方力图固化自己的位置,处于劣势的一方则力图向上突破。这种竞争是殊死的:它决定了你是能够爬坡进入“规定者”的一方,还是被卡死在“被规定者”的下游。正是这种竞争,带动了资本对技术的疯狂绑架,带动了对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的彻底调用,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和资源持续承受扩大积累的压力。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无比强大的共同资源,正是以此为前提的。

但从交往形式这一方向来看,每一个被嵌在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人,却仍然是只为自己而存在的私有者。工人劳动是为了活命,并不为他人生产;资本家生产是为了把资本做大,并不为人民的福祉。人与人的联系被市场、商品和契约所中介,但每个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仍然是与他人切断联系的自己。

3. 多重矛盾与危机的爆发

这种原则性的紧张并不必然自动导致矛盾。它之所以转化为矛盾,是因为社会化大生产所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无法返回地面。财富是以商品的形式出现的,商品只能卖给有能力购买商品的人;而雇佣劳动者要能够被驱赶到工厂中去接受雇佣,又必须彻底无产。于是,被调动起来的全部社会财富,无法重新变成满足人的需要的东西。它悬在半空中,只能以危机的形式释放其内部的紧张。

由此产生的是多重矛盾。第一重矛盾是工人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劳动对工人来说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负担,工人仇恨劳动,劳动带给他的只是自我丧失,谈不上自我确证。这是异化劳动在现代分工体系中的再次表述。第二重矛盾是资本家与外在规律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在席卷全球的需要体系的汪洋大海中,只能像瞎子摸象一样进行盲目的计算,他受某种外在的普遍规律强制,谈不上自由的主宰者。第三重矛盾是社会财富与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财富无法落地,无法返回为满足人的需要的东西。资本家的每一次计算失误、每一次风险把控的失误,都会让原则性的紧张释放出来,表现为危机。

危机所带来的,是一群人的灾难。这群人就是那些彻底仇恨劳动、但又是靠他们的劳动才把财富不断调用起来的人。他们在每一次危机中被甩出体系,成为过剩产业背后的过剩人口。用课程的表述说,他们的真实存在表明:这个完备的阶级统治结构已经大体上自我瓦解了。

4. 危机不自动通向解放:无产阶级革命的艰难性

但“自我瓦解”并不等于“自动进入下一个环节”。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而在《共产党宣言》中必须被郑重处理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危机只表明现有结构无法自我维系,它并不保证一个新的、更自由的社会关系会自动从危机中诞生。无法自我维系,也可能意味着彻底的毁灭。

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有着根本的不同。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部就已经拥有了现成的新经济要素:货币经济已经在旧社会中生长出来,社会关系已经在发生实际的转型。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所做的是为这个已经在生长的新社会关系赋予理性的根据和国家的形式,然后以国家权力把资本主义原则推进到彻底。但无产阶级不能仅仅凭借危机和灾难,就得到现成的新社会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社会化生产、劳动者的集中和联合等新社会的条件已经产生,却还不是能够自行接替资本统治的完整制度。资本主义不断把工人再生产为雇佣工人,并把一部分劳动者排入过剩人口;这种过程本身不会自动使劳动者成为下一个历史环节的自觉主体。

因此,课程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构概括为一种不同的顺序:先行政治解放,再行社会革命。首先把规定生活的权力掌握在手里,然后以这个权力为中介,对生活进行重新规定和安放。这就意味着革命的过程将无比漫长,意味着“不断革命”的问题将被提上日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达到的结论是一个严格的客观判断,谈不上乐观的自动主义: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暴露了旧结构的界限,但跨越这个界限的行动,仍然是一件必须被艰难地做出来的事情。

五、结语:三个层次之间的逻辑贯通

回看《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这三个层次,它们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思想道路。重解所有制把出发点放在处在人与他人关系中介之中的、对象性的现实的人身上,拒绝从大写的观念出发,从把对象世界包容进去的人与人的物质联系出发。阶级统治揭示了在这个出发点上所看到的东西: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联系,在自由契约的横向形式之下,展开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展开为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支配;这种支配必须被实现为国家对社会的统治,并由意识形态赋予其理性的外观。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则说明了这个结构的界限:它所调动的全部生产力,在它自身的交往形式中无法返回地面,必然以危机和灾难的形式把一批人甩出体系,从而暴露出阶级统治结构无法自我维系的客观性质。

这三个层次共同表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做的,既不是简单地“撕去”自由、平等、契约的“假象”,也不是否认这些形式的存在。他所做的是揭示:这些形式是真实的,但它们是有限度的;现代社会的区别是真实的,但这个区别落在现代版本的统治与传统版本的统治之间,并不落在自由与奴役之间。而正是这个“有限度”的真实结构,在其自身的运行中走向了无法自我维系的境地——原因在于它在自身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生产出了无法消化的矛盾;外在的道德原则在这里并不起作用。

原典与阅读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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