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序言与四章的整体结构进入《宣言》:序曲以“幽灵”点出时代处境,第一章做历史性批判,第二章提出共产主义原则,第三章辨析各种社会主义,第四章落到现实介入。课程还讨论“幽灵”为何不等于“不真实”,以及德里达式读法的界限。

序言四章结构幽灵历史性批判共产主义原则德里达
《共产党宣言》德文初版封面,1848 年。
《共产党宣言》德文初版封面,184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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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 · 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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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入《宣言》之前:一个被序曲定义的文本

《共产党宣言》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往往以一个音乐般的结构留存下来:序曲的音调过于鲜明,以至于主旋律反而退到了背景之中。人们记住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却未必同样熟悉四章正文的论证脉络。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阅读趣味问题。序曲之所以能够脱离乐章而被独立记住,恰恰因为它以最凝练的方式说出了整部作品所要面对的那个时代处境。因此,对《宣言》的阅读不能从第一章直接开始,而必须首先理解马克思在正文之前所设置的这一“引言”究竟承担着什么功能。

但这并不意味着正文可以被序曲所替代。张双利教授在概览部分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把《宣言》作为一个“文本整体”来重新问题化:它不仅仅包含四章正文,还包含在发表和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多篇序言。对于今天的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而言,这些序言的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正文。原因在于,序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承担了四个彼此关联的层次的功能。第一,它交代了《宣言》的写作缘起,使文本重新嵌入它得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第二,恩格斯在序言中对《宣言》核心要义所作的概括,后来成为理解整个文本的经典入口。第三,序言自觉地处理了《宣言》与1848年革命之后变化了的历史时代之间的关系。第四,这种处理是双向的,同时包含“一正一反”两个方面:从正的方面看,恩格斯尤其强调《宣言》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从反的方面看,1848年革命的失败迫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必须在序言中重新回答,一个写于革命前夕的纲领与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些序言之所以不能被当作正文的附属品,是因为它们构成了一道阶梯:从1848年的《宣言》出发,经过1848年革命、民族解放运动,一直到1870年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性更新,读者可以借助这些序言一步步走到19世纪末期。如果跳过正文而只读一两篇序言,再用序言中的概括去“遥想”正文的内容,那就颠倒了阅读的顺序。正确的进入方式始终是:先面对文本本身的具体论证,再借助序言把文本与变化了的历史环境接上。

二、四章的逻辑:从历史批判到原则高度,再到现实的介入

四章正文层层递进,构成一个论证整体;把它们看作平行并列的四块,会错过这一结构。重点无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但这两章之间的关系,以及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位置,都需要在整体中加以把握。

第一章的核心概念是阶级。但“阶级”在这里同时连接着两种社会形态,无法化约为静态的社会学范畴:一方面是以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另一方面是正在形成中的、以无产阶级为承担者的下一个社会形态。因此,第一章实际上包含两个相互交织的层面。它的上半部分以资产阶级概念为核心,对眼前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展开一种历史性批判,即揭示这个社会赖以确立的原则及其历史局限性;它的下半部分则以“工人如何上升为无产阶级”为核心线索,对正在展开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正面阐发。二者之所以能够被理解为一个整体,前提在于第一章开篇处对“阶级”概念的提出。而理解这个概念,不可能仅凭《宣言》文本本身,必须调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之前所经历的思想历程——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市民社会的解剖,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到阶级统治机制的揭示。

第二章的标题在《宣言》中是“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但其实际内容更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共产主义的原则。这里需要特别留意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区分:第二章大量论述共产党的纲领,但论述纲领本身并不是目的。共产党的纲领之所以值得论述,恰恰因为它就是正在生成中的下一个历史环节的规定性原则。然而,马克思论述这些原则的方式是驳论式的,而不是独断式的。他要做的是揭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据以自我辩护的原则——自由、平等、私有财产——如何在它自身的现实机制的中介之下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第二章同时包含着正面论述共产主义原则和批判资产阶级社会自我否定逻辑这两个一体两面。这也解释了第二章为什么“非常难读”:它的背后站着亚当·斯密、黑格尔等现代思想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点名,但要讲清楚“现代社会以自由为原则”这一自我声称如何必然转化为新型的奴役,就必须先理解那些伟大的现代思想家是如何论证这一原则的。

第三章在原则的高度上,对当时已经产生广泛影响的各种社会主义立场进行批判,辨明它们与第二章所阐述的共产主义原则之间的原则性差异。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他的理论工作与工人运动之间最内在的关联,正是深入运动内部,与那些在原则上错误的观点进行较量。第四章则把《宣言》的立场落到现实介入的层面。课程以“不断革命”来把握这一实践方向,更重要的含义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所强调的,是在每一种具体的现实条件之下,如何介入已经在发生着的反抗与裂口;它并不要求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都“不断革命”。这里是课程的概括,并非第四章的原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才进一步明确提出“不断革命”的要求。共产党人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已经存在的斗争出发,把它进一步引向原则的高度,并不从共产主义的原理中直接推出革命行动。

三、写作背景的双重性:理性安放与内部对抗的公开显露

要理解“共产主义的幽灵”为什么会在1848年以那样的方式出现,必须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面对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具有一种双重的结构,忽略任何一面都会使“幽灵”概念失去其唯物主义的分量。

第一重背景是资本主义世界在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理性安放。放眼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以英国为参照系,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资本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资本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似乎都已经“摆得顺顺当当”。马克思虽然身处于尚未具备这种完备形态的普鲁士,但从1843年开始,他就从未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普鲁士;他始终把普鲁士当作已经打开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部分来看待。这种理性安放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它并不局限于某个主权国家的疆域之内。资本借助主权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必然要对整个世界“长驱直入”。因此,现代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体系,而不是若干孤立国别现象的集合。

第二重背景则指向这一理性安放的背面。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恩格斯更早一些,就已经关注到现代世界本身所蕴含的、内在的、不可能被最终解决的矛盾。马克思首先借助市民社会的概念看到了这一点:一个失去了国家统帅和引领的市民社会,必然是无形状的、自我撕裂的。从1844年开始,当他认真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时,这一洞见获得了更加确定的形式:在人与人之间平等交换的形式之下,发生着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但与此同时,这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必然蕴含着非理性危机的种子。它一定会走到无法继续运转的地步,而一旦无法运转,就一定会产生反抗这个体制的新型力量。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经直接把握住了这一结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如何从“理性版本的自由交换”中必然地生产出非理性的危机。到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明确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与正在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

这两重背景的结合,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问题发生了位移: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异,以及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和规定性原则,推进到在思想中把握现代社会的内部矛盾本性。这一位移对于理解《宣言》的写作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政治经济学曾经是科学”:一个被“幽灵”所标示的历史条件

在进入“幽灵”概念之前,有必要先澄清一个容易被误解的判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明确说过: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这句话经常被简化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批判”,但马克思的原意要精确得多:他承认政治经济学曾经是科学,而它的科学性恰恰是有历史条件的。

这个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对抗性质尚未公开显露。在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的时代,劳资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不可化解的矛盾,还没有成为摆在眼前的、不可回避的事实。因此,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把现代市民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作为“理性规律”来把握,并不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建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把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称为“关于现代市民社会的科学”,说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犹豫。这种“科学”的资格,来自它尚未被迫面对它自身原则的否定性后果。

而到了马克思在1840年代后期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马克思此时很少使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说法,大体上仍然使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的内部对抗本性已经成为公开显露的事实。而这一事实最典型的证据,就是共产主义的运动:以无产者为主体、以反抗现行统治秩序为目的的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社会现象,个别、偶发的反抗不再能概括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它是普遍的幽灵——你永远无法摆脱它。在英国有,在落后的德国有,在其他地方也有。它的参与者大多数是无产者,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矛盾所生产出来的那批过剩人口。

五、“幽灵”的真实性:“无原则地存在”

“幽灵”这个意象在汉语语境中很容易被误读。“幽灵”似乎天然暗示着某种“不真实”的东西,仿佛它是一种幻影、一种虚假的意识。但马克思在这里的用法恰恰相反。课程用“真实存在但尚待自觉表达其原则的力量”来解释“幽灵”。这是本篇沿用的读法;《宣言》原文首先是在反击欧洲旧势力把共产主义妖魔化的言说。

《宣言》本身就是这一判断的直接证据。它是为当时流亡伦敦的德国无产者组织——正义者同盟,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下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下的行动纲领。这个组织本身的存在就表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幽灵”指当时社会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力量;把它当作修辞虚构,会错过这个组织的现实性。正义者同盟的改组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1847年1月,同盟领导人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并帮助改组;同年6月,同盟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宣言》正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起草的党纲。

因此,对“幽灵”的理解必须从社会现实入手。课程所要强调的是:共产主义的幽灵真实存在,它是《宣言》所要面对的最首要的社会现实。它之所以真实存在,是因为眼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无力掩盖自己的内部矛盾本性;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对抗本质,也就是内在的自我否定性。这种自我否定性表现为危机,危机使劳动者承受灾难并扩大失业,激化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与反抗。在业与失业的无产者通过罢工、结社和政治运动进入公共生活,成为困扰眼前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这些斗争成为共产主义运动,还需要纲领和组织的工作。这就是“幽灵”的唯物主义基础。

这一分析可以用一个当下的类比来照亮,但类比必须被严格限制在结构层面。张双利教授提示,今天去欧洲,政治哲学的首要话题之一是难民问题、民粹主义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走上街头、进入公共视野的,正是那些无法被现有秩序所消化的人口与力量。马克思在1848年面对的,是同一个结构逻辑的早期形态:无产者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已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只不过,此时的共产主义运动往往还停留在对现存统治秩序的简单的仇恨、敌视和反抗之中。它并不“不真实”;它尚未在概念上把握自身。

六、德里达的呼应及其界限

“幽灵”概念在20世纪后期重新获得思想界的关注,与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直接相关。苏东剧变之后,“马克思已死”与“历史终结”的宣告甚嚣尘上;德里达以1993年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会议上的演讲为基础,同年出版《马克思的幽灵》,重新追问马克思的遗产与解放承诺。这一呼应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从一个侧面证明:《宣言》开篇的“幽灵”是一个持续回返的思想事实,并未随着 1848 年过去而成为过时修辞。

课程在这里提出一个需要被明确化的界限:德里达的“幽灵”与马克思的“幽灵”并不处在同一个理论层面上。德里达的幽灵学更多地与《哈姆雷特》中父王幽灵的伦理牵引相关,强调的是幽灵的“回返”结构和对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德里达在“新国际”的论述中设想一种不以既有政党、国家或共同阶级身份为前提的联盟,并将它同对现实不正义的批判联系起来。这一判断在解构主义的问题域中自有其力度,但它与马克思在《宣言》中的运思方向恰好构成一个需要被辨明的差异:马克思所关心的是幽灵如何通过一个自觉的组织中介,从无原则的、单纯否定性的存在状态,转化为具有原则高度的历史力量。由此可以追问:不以既有阶级组织为前提的联盟,怎样取得持续行动和改变生产关系的力量?课程强调的差异在于,《宣言》要通过工人的阶级联合与政治组织,使幽灵不再仅仅是幽灵。

七、《宣言》的任务:使幽灵获得原则的高度

至此,可以正面陈述《宣言》引言所设定的任务。这个任务包含两个彼此不可分割的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破除了关于共产主义的“神话”。 当时欧洲的旧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已经联合起来,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在这种围剿中,共产主义被塑造成一种神秘的、危险的、不可理解的力量。与此同时,各种社会主义文献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释”和“安抚”这个幽灵。因此,《宣言》首先要做的,是把关于共产主义的各种神话从概念上瓦解掉,使人们能够面对实际存在着的共产主义运动本身,而不是面对一个被恐惧或幻想所包裹的影像。

第二个环节,也是更具建设性的环节,是使幽灵脱去其“无原则的状态”。 幽灵是真实存在的,但它此时还只是“幽灵般”的存在:它表现为分散的、局部的、往往停留在直接反抗层面的工人运动。它有力量否定现有秩序,但它还没有在概念的高度上把握住自己所承载的新的规定性原则。如果它始终停留在这个状态,它就始终只能是一种破坏性的、瓦解性的力量,始终可以被现有秩序以各种方式——理性的规训、暴力的剔除,或者更精巧的“消化”——加以处理。因此,《宣言》的任务是:使无处不在的幽灵成为实实在在地带出下一个历史环节的现实运动。用张双利教授课程幻灯片中的表述来概括,就是使幽灵“脱去其无原则的状态,成为具有原则高度的并因而能够开启历史的无产阶级革命”。

这里必须避免一种常见的误读。新的原则并不是从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一个更美好、更高尚、更神圣的画面,然后被“输入”到正在进行的运动之中。 如果那样理解,马克思就只不过是在用一种新的教义替换旧的教义。真正的任务恰恰相反:要能够进入眼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讲清楚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讲清楚它与那个生产出它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内在的、真实的、结构性的关联点究竟在哪里。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达到概念高度的具体批判,就不可能有对共产主义运动原则的真正讲述。这也是为什么《宣言》的第一章从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来龙去脉、本质特征和结构性缺陷的耐心剖析开始。“原则高度”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现实结构而单独获得的位置;它只能在对现实结构的批判性把握中被赢得。

八、从引言回到整体:一条贯穿四章的线索

一旦“幽灵”与“原则高度”之间的关系被澄清,四章的结构就获得了一条贯穿性的线索。

第一章之所以必须首先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历史批判,是因为幽灵的真实性植根于这个社会的内部对抗。不揭示这种对抗的结构,就无法说明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一定”会出现,而不仅仅是“碰巧”出现了。第一章后半部分讲述工人如何上升为无产阶级,正是在讲述幽灵如何开始从分散的反抗走向自觉的阶级存在。

第二章之所以必须以驳论的方式论述共产主义原则,是因为原则的高度只能在与资产阶级社会自我声称的原则的较量中获得。自由、平等、私有财产这些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并不是简单的谎言;它们曾经具有真实的内容,并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是“科学的”。马克思所要揭示的是:这些原则在资本主义的现实机制中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共产主义原则要批判性超越的是自由和平等在其中被实质性地取消的那个社会结构;它并不抽象地否定自由和平等。

第三章之所以要在原则的高度上批判各种社会主义立场,是因为幽灵的“去原则化”危险不仅来自旧势力的围剿,也来自运动内部那些看似同情共产主义、实则把共产主义拉回到现有秩序可以消化的层面的思潮。第四章之所以落到具体革命运动的介入,是因为原则的高度从来不意味着从原则出发“推出”革命。波兰人从哪里入手,德国人从哪里入手,中国人从哪里入手——答案只能在各自已经存在的反抗与裂口之中寻找。党不是站在一个无比正确的高度上把革命“输入”现实;党的作用在于使已经产生的、属于特定生活境况的运动,不断地被引领至原则的高度,同时又始终不脱离那个使它得以产生的现实基地。

这就是引言与四章之间的内在关系:引言说出了整部《宣言》的问题——一个真实存在却尚未获得原则高度的幽灵;四章则是使这个幽灵获得原则高度、从而成为自觉的历史运动的具体展开。幽灵不会因为人们不喜欢它而消失。只要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在自身内部生产出无法被消化的对抗与过剩,它就会持续地以各种形式“回返”。问题在于幽灵是否能够获得原则的高度,是否能够从单纯的否定性力量转化为带出下一个历史环节的现实运动。

原典与阅读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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