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先悬置“一般历史规律”的读法,把第一章理解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批判:马克思在 1843—1848 年间逐步形成对现代阶级关系的分析,阶级斗争刻画统治关系内部的张力,资产阶级则经由经济与政治双重线索取得规定性。最后落到商品化、合理化与全球化三条原则。
一、导言:第一章的定位与读法问题
《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通常被读作马克思对“人类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先给出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普遍公式,再以这个公式为模板去解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张双利教授从一开始就提醒,这种读法需要被悬置。如果带着这个预设进入文本,第一章中最要紧的东西恰恰会被漏掉:马克思在这里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唯一的、历史性的环节出发,并没有从一个general law出发去“具体化”,去把握它“从哪里来”“凭什么与过去不同”以及“为什么无法自我持存”。
这一读法上的分歧,直接关系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在流行的“一般规律”模式中,历史唯物主义被理解为一种先行的历史哲学框架,每一个社会形态都只是这个框架的例示。但马克思在1843—1848年间的思想发展所显示的,是另一种模式:他始终是一个关于现代社会的思想家,从与黑格尔法哲学的搏斗开始,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理解现在。而如果真的理解了现在,就意味着同时理解了现在与过去的质的差异,以及现在自身内部所蕴含的自我否定趋势。思想只能关乎它的时代,但关于时代的思想可以把握住时代的历史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宣言》第一章是一次历史性批判的集中展开,不能读成一部“历史哲学大纲”。张双利教授将这一批判概括为三个层次:通过讲述资产阶级的历史生成来讲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在概念的高度上把握这个已经与传统社会产生质的差异的社会所具有的新的规定性原则;讲述眼前这个环节的自我否定趋势,即它的历史局限性。这三个层次分别对应本章的第10.3讲(历史生成)、第10.4讲(规定性原则)以及后续的第10.5—10.6讲(危机)。而第10.1和10.2讲所处理的,则是这一批判由以出发的概念前提:阶级与阶级斗争。
在进入具体论述之前,还需要先行澄清第一章的整体结构。第一章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的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讲述以资产阶级为规定者的社会如何历史地生成、如何获得其新的规定性原则;下半部分的核心概念是工人—无产阶级,讲述这个社会内部如何开始出现与资产阶级的规定逻辑不同的新要素。因此,第一章的概念骨架可以概括为三个环节:阶级—资产阶级—工人无产阶级。不理解第一个概念,就无法理解第二个;不理解第二个,就无法理解第三个为何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中长成,外部“许诺”解释不了它。
二、阶级概念的历史生成:从政治革命到物质联系
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并不是在《宣言》中第一次被使用的。它在1843—1848年间经历了一个可以被清晰追踪的生成过程,而理解这个生成过程,是理解《宣言》第一章为什么要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开篇的关键。
在写于1843年末至1844年初、发表于1844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阶级的把握还主要落在政治革命的维度上。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是由政治革命所带来的;而政治革命是由现代资产阶级完成的。现代资产阶级在封建的大君主国中曾经只是一个特殊的等级——第三等级,有着与贵族和僧侣不同的特殊利益诉求。但它所展开的却是一场普遍的革命:这场革命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形式上成为独立的个体。在这里,阶级概念是从“资产阶级”这个入口进入的,它所刻画的是这样一个群体如何通过政治革命带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根本跨越。
随着马克思转入政治经济学批判,阶级概念获得了新的规定性。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已经看到,在现代的独立个体之间,一个极其重要的关系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支配和掌控。这一洞见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被进一步推进:马克思进一步追问资产阶级“如何成为”现代社会的统治阶级,不再只问它“如何带来”现代社会——经济领域中已经起支配作用的群体,如何借助国家、法律等复杂机制,将自己的经济统治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资产阶级概念由此获得了它的双重锚定:它既是一个政治革命意义上的bourgeois,又是一个经济统治意义上的capitalist。这两个规定性之间的张力,将在后文关于资产阶级历史生成的讨论中成为核心线索。
这一概念生成过程的理论后果是深远的。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劳动分工关系入手去把握所有制关系和阶级关系时,他通过深入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去把握每一种社会形式的具体规定性,并未“把一般规律应用到历史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维度,恰恰在于它要求在概念的高度上把握有内容的规定性,而不是用一个“统治者—被统治者”的抽象模型去滤掉所有质的内容。古希腊雅典的自由民与奴隶、封建社会的师傅与帮工、贵族与农奴、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者与无产者——如果阶级斗争理论只能说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么它就无法告诉我们雅典与封建社会有什么不同,封建社会与眼前这个社会又有什么不同。马克思在《宣言》开篇所说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其理论功能不在于提供一个可以套用于一切时代的公式,而在于抓住阶级统治这个根本结构,并由此出发去讲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与前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质的差异,以及它与将要展开的下一个社会形式之间的断裂。
三、阶级斗争:阶级统治的张力及其不被保证的结局
如果阶级概念所刻画的是每一种社会形式内部的结构性统治关系,那么阶级斗争所刻画的,就是这种统治关系内部所必然展开的张力。在通常的“一般公式”读法中,阶级斗争被理解为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反抗,而这种反抗被默认为必然走向被统治者的胜利。张双利教授明确指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远不止于此。
首先,阶级斗争并不“自动”带来下一个社会形式。马克思在《宣言》中列举了从雅典城邦到罗马帝国、到日耳曼封建制、再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序列,但这个序列是回首过去时才在思想中被把握到的线性的发展。在每一个转型的当口,阶级斗争都有可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其一,既有的社会形式被瓦解,并在历史偶然性因素的配合下开出下一个社会形式,“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其二,斗争的各方同归于尽,社会在灾难性的破坏中土崩瓦解,而并不保证在废墟之上一定长出更高级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所把握的“必然性”,从来不是像种子埋藏在历史开端处那样预先担保结局的历史目的论;它是事后在思想中被重建起来的可理解性,而不是事先被承诺的轨道。
其次,阶级斗争的理论意义不能仅仅被归结为“被压迫阶级一定成为胜利者”。本雅明之所以转向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他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中读出了另一种历史书写的可能性:胜利者的历史之下埋藏着被遗忘者的反抗,而真正支撑“human history”的,恰恰是那条没有变成新的胜利者、因而无法书写自己的神话的线索。逆历史潮流而动,意味着辨认那些在反抗中未能“成功”的绵延不绝的苦难与斗争;胜利者的叙事不提供这条线索。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从来没有给出一个“用鲜血打图章加以担保”的线性历史观:阶级统治一定在阶级斗争中展开,阶级斗争是内在于阶级统治的张力,但阶级斗争并不保证顺利地开出下一个阶级统治的新形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课程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从现有社会的矛盾中生长、又需要通过阶级实践实现的历史可能性。《宣言》第一章末尾同时明确宣告资产阶级灭亡和无产阶级胜利的“两个不可避免”;这一革命判断怎样同组织和行动相联系,仍须在后半章中具体阅读。
这一理解方式具有直接的政治后果。如果《宣言》被读成一部封闭的线性历史哲学,那么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的现实社会主义经验,就只能在“背叛本真道路”或“偏离一般公式”的框架中被否定性地安置。而如果读出《宣言》本身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开放性,那么现实社会主义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所打开的一种别样的可能性,不再只是一个需要被辩护的“例外”——它不被任何先行规律所担保,但它同样不能被任何封闭的公式所预先排除。读《宣言》时,要紧的是领会那种在把握现在的同时把握现在的自我瓦解趋势、并在这种趋势中辨认多样可能性的思想姿态。
四、资产阶级的历史生成:经济规定性与政治规定性的双重线索
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前提被确立之后,第一章上半部分的实质工作才真正开始:从资产阶级概念入手,讲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这一讲述的直接文本参照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要理解每一种现行的社会形式,必须深入到劳动分工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中去把握它,并在这一基础之上把握整个复杂的社会结构。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仅仅从政治革命角度考察资产阶级不同,《宣言》同时从经济的规定性和政治的规定性两条线索来讲述资产阶级如何登上历史舞台,而这两条线索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一)经济规定性:从农奴逃亡到机器大工业
从经济的角度看,资产阶级的历史生成可以被概括为三个前后相继而又性质不同的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封建生产方式内部的松动与城市、城关市民的发展。《宣言》写道,中世纪农奴中产生了最初城市的城关市民,资产阶级的最初成分又从这些市民中发展起来;逃离土地束缚是这一历史的一条线索。他们从原有的宗法关系中被“硬生生拔起”,成为不再直接依附原有主人的free individual;但脱离旧关系并不保证获得新的社会位置,其中失去土地和劳动条件的人,还会陷入无依无靠的处境。这里还需区分资产阶级早期成分的发展同无产者的形成,不能把所有城关市民都当作一无所有者。这一环节所标示的是旧生产方式的解体,但它本身还没有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就那些失去旧有生活条件的人而言,脱离旧关系还不能代替新生活条件的建构。
第二个环节是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在逃亡农奴集中的区域所兴起的工场手工业,以织布业为主,技术含量不高,却具有两个关键的规定性。其一,这已经是一种以市场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它的背后站着货币经济,而不是为自己或为土地上的主人而生产。其二,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可以在尚未彻底瓦解的旧生活形式内部生长出来:它发生在农村贵族和城市行会师傅的干预所不及的“缝隙地带”,因而可以在封建社会的内部获得立足之地。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术语来说,这对应着资本对劳动的形式从属:资本已经在既有的劳动过程之上确立了对劳动的控制,但还没有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彻底重塑这个劳动过程本身。这一环节之所以重要,恰恰因为它后来再也不可能重演:资本主义的普遍支配使局部的替代实践持续面临市场与积累的压力,因而不能指望它们自行长成完整的新制度。
第三个环节是机器大工业和工业革命。马克思将这一转型的完成定位于英国,因为英国同时具备了三个条件:世界市场的占有(通过航海业的领先)、理性国家对私有财产和自由契约的保障(光荣革命后的政治前提),以及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与资本之间的合谋。机器大工业所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在于劳动的技术含量被从工人身上抽取出来,转移到机器之上:工人从以技艺支配劳动过程的主体,变成被机器支配的环节。用《资本论》手稿的术语来说,这是从形式从属向实际从属的过渡:资本按照自己的内在要求彻底重塑了劳动过程本身,控制范围超出既有的劳动过程。到了这一步,资产阶级才真正获得了摧毁一切现存既定因素、将整个社会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下的物质力量。
(二)政治规定性:从城市共和国到代议制国家
从政治的角度看,资产阶级的历史生成同样经历了三个环节,但这条线索与经济的线索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在仍然处于等级社会的封建框架中,逃亡出来的城关市民在政治地位上面临两种处境。其一,如果他们恰好处于贵族武装力量无力顾及的地区,他们可能结成自治的城市共和国。其二,如果他们生长在大君主国之中,他们就只是被压迫的第三等级。然而,正是这个被压迫的第三等级,随着工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逐渐成为大君主国的真正基础:国家的税收越来越依赖他们,贵族和僧侣虽然仍在,但供养他们的人已经变成了正在兴起的第三等级。在此基础上,第三等级通过政治革命将国家转变为现代代议制国家。
这里需要特别留意马克思对现代国家的双重刻画。他首先承认,现代代议制国家在形式上是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普遍国家,它不同于贵族国家那样的排他性国家。英国宪章派运动恰恰是利用了现代国家的这种普遍性质,来为工人争取普遍的政治权利。但马克思同时强调,这种普遍理性的国家形式,其阶级基础是经济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对无产者的经济统治。国家之所以是“普遍的”,并不否定它的阶级性质;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普遍的形式,使得已经在市民社会中确立起来的经济统治能够得到理性的支撑。由此便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一对最真实的结构性张力:资本主义与民主。一方是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纯粹的经济统治,另一方是这种统治必须借助的理性国家形式;二者不仅共在,而且相互矛盾。现代工资关系的重要特征,是资本支配可以通过形式上自由的契约和经济强制实现;它仍需要国家权力保障,也没有使殖民奴役和其他直接强制在现代历史中自动消失。民主权利因此同阶级统治处于实际的冲突和斗争之中。
五、新的规定性原则:商品化、合理化与全球化
资产阶级的历史生成回答了“它从哪里来”。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已经与传统社会产生质的差异的社会,其新的规定性原则究竟是什么?张双利教授用三个概念来概括这一原则的不同维度:借用马克思晚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言,核心是商品化;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20世纪卢卡奇对韦伯合理化分析的批判性吸收)的语言,是合理化;借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语言,是全球化。这三个概念是同一个原则在不同层面上的展开,不能读成并列的“特征清单”。
(一)商品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彻底重新摆放
《宣言》第一章最精彩的段落之一,正是马克思以高度浓缩的方式讲述商品化如何从根本上重新安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重新安放包含三个层次,而三个层次之间存在着严格的逻辑递进。
第一个层次是对原先的人与人之间自然关系或宗法关系的彻底瓦解。 资产阶级来到人间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全部砍断。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主人与农奴之间的温情脉脉,不再有行会师傅与帮工之间的宗法纽带。这一步只是破坏,还没有建构。它的直接结果是城市中充满了大量被“自由”了的个体——他们从土地上被连根拔起,从原有的共同体关系中脱落,成为无依无靠的、赤裸裸一无所有的存在。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是被从自己的土地中硬生生拔出、再被硬生生嵌入陌生人社会的个体;鲁滨逊式的“带着社会技能来到孤岛”的个体并不适用。
第二个层次是以契约关系重新安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些被抛出旧关系的个体如何在社会中存活?答案是:以自由个体的身份,通过契约与所有的他人重新建立关系。亚当·斯密等现代思想家所反复呼吁的“自由劳动的权利”,正是这一重新安放的理论表达。但契约关系要能够普遍达成,需要一个客观前提:货币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货币作为交换的一般尺度,普遍的契约关系就无法在陌生人之间稳定地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它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般形式,超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
第三个层次,也是最关键的层次,是契约关系在内容上落实为一方对另一方的经济剥削。 契约关系在形式上预设了双方的自由与平等,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机制中,工人在一定期限内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其劳动过程因而受资本指挥;工人本人并未成为资本家的财产。正因为这种对劳动力使用权的让渡是通过契约形式完成的,它才不再需要任何外部的、政治的或宗法的遮掩,而可以直接以赤裸裸的经济剥削的方式实现。在这里,马克思关于“一横一纵”的区分是决定性的:从横的维度看,是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商品交换;但在横线所织成的网下面,在纵的维度上,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而这一纵向关系的前提,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那些从土地上逃亡出来的个体,虽然仍然是生产者、仍然能够执行劳动,但他们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已经彻底分离。正是这种分离,使得普遍的商品交换关系在现实内容上落实为人对人的直接支配。
商品化还有两个必须被强调的规定性。第一,商品化具有不断突破既有边界的扩张冲动。 无论是人还是物,无论是可见的物还是不可见的观念,都可能被纳入商品化的逻辑。正是这一无内在限度的趋势,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仅仅以“国家”的面目出现;它必然溢出民族国家的边界,把这种规定性原则推向世界市场(这一点将在“全球化”环节中展开)。也正是在这里,可以引入波兰尼的“双重运动”作为对照性理解:商品化的无边界趋势不断侵蚀社会生活自身得以持续的条件,因此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保护自己”——例如,以福利国家的形式,通过社会立法和公共保障对商品化进行限定和协调;而新自由主义则倾向于通过国家行动推进市场化,强化国家对自由交换和资本流动的支撑。从波兰尼的对照视角看,资本主义社会中持续发生着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之间的搏斗;两种运动都可能通过国家、制度和社会力量来推进。第二,商品化过程同时就是世俗化过程。 普遍的交换关系不断瓦解和重组那些超越商品交换逻辑的神圣权威;在市民社会中,它带来的是货币拜物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同盟并不足以概括这一结果。这一判断直接呼应了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市民社会发展趋向的分析:极致的世俗化具有严重的政治后果——那个自称超出社会之上的理性国家,其普遍性根据会受到私人利益和货币力量的侵蚀。
(二)合理化:资产阶级的永恒革命与劳动的抽象化
商品化提供了人与人之间关系重新安放的形式,而合理化所刻画的是这种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如何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马克思在第一章中有一段被反复引用的经典表述: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这段话刻画的是资产阶级本身从一开始就是革命的阶级;“不断革命”并非无产阶级革命的专属要求。这种革命性的根源,在于商品化所释放出来的资本与资本之间没有边界的竞争:在普遍商品交换的条件下,每一个资本都必须不断寻求资本与技术合谋的新方式,通过产业的不断转型来维持自身,否则就会被竞争所淘汰。
合理化所带来的结果可以从三个层次来把握。第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扩大生产力的历史作用,同时揭示其剥削关系与危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第二,落实到工人身上,是劳动的日益抽象化。 机器体系的扩展往往伴随着对工人独立掌握的技术和劳动控制权的剥夺:技术被从工人的活劳动中抽取出来,固定到外在的机器和可被资本所掌控的生产资料之中。传统社会中的匠人,其劳动具有文化与技术的含量,他对对象的内在尺度有一种活生生的把握;而在机器大工业的条件下,这种把握被科学和技术事先捕捉并固化,工人的劳动越来越受机器体系和生产纪律规定。但这不能直接等同于《资本论》的抽象劳动:后者说明不同具体劳动在商品价值关系中被当作一般人类劳动,熟练劳动同样具有这一社会形式。用《资本论》手稿的概念来说,这正是实际从属的完成:劳动过程以资本所控制的机器体系为中心,不再以劳动者的技艺为中心。第三,在社会关系上,合理化带来两个结果。 其一,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解放使得那些无法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容的异质要素持续承受改造和清除的压力;传统社会所遗留的因素,难以原封不动地维持自身。但资本也会吸收和改造土地占有、家庭劳动等旧关系,使之服务于积累。其二,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日益简单化:一方是掌控资本和技术(以及技术所带来的机器)的规定的一方,另一方是被规定的一方。韦伯后来可能会指出,在合理化的条件下,技术本身会支撑起一批新的等级,使得“站队”问题变得复杂;但马克思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当资本和技术作为同一个规定的一方已经在社会中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时,社会关系的根本结构就是规定者与被规定者之间的分化。黑格尔所苦心培植的、用以抵挡市民社会内部革命潮流的那种固定的伦理机制——等级、同业公会——在资本面前统统成为幻想。马克思不再需要像1843年那样去“论证”这些观念是错的;资本主义的永恒革命本身就已经使它们失去了现实性。
(三)全球化:世界市场的内在逻辑
商品化的无内在限度,必然使资本主义突破民族国家的边界,将整个世界纳入自己的规定性之中。全球化因此是商品化原则在空间维度上的内在必然性,不能只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外部扩张”。
马克思从两个角度分析了这一特征。其一,资本主义生产以世界市场为导向。 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但全球化并不取消民族国家,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生产需要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它的前提和保障:资产阶级使人口集中、生产资料集中、财产聚集在少数人手里,由此产生政治的集中,独立的、各有不同利益和法律制度的地区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政府、统一法律、统一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国家是资本全球化的最重要的机制,并不站在全球化的对立面。其二,资本主义的扩张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将资本对整个世界的普遍统治确立起来。因此,受资本积累支配的社会,绝对不可能仅仅以“国家的面目”出现;它趋向于把不同国家和地区卷入世界市场,但各地的制度、阶级斗争与发展路径仍有差别。
六、结语:规定性原则与自我否定趋势的接合
到此为止,第一章上半部分的核心工作已经完成:资产阶级的历史生成被追溯到经济规定性与政治规定性两条线索的交织,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的规定性原则则在商品化—合理化—全球化的三重展开中被把握。这一原则是一个自我展开、自我普遍化、自我绝对化的运动,无法化为一组可以从外部列举的“特征”:商品化将一切关系纳入交换形式,合理化使这一形式在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中被永恒地再生产,全球化则使这一再生产突破一切空间的界限。
然而,正是这一原则的无内在限度,构成了它自我否定的根源。如果商品化没有任何内在边界,那么它必然最终触及那些不能被商品化而不被毁灭的东西——劳动、土地、货币,以及社会生活自身得以维系的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彻底地展开它的规定性原则,它就越是生产出自身无法容纳的界限。这就是第一章上半部分与下半部分之间的逻辑关节:资产阶级社会的规定性原则的彻底展开,同时就是它的自我否定趋势的生成。而“工人—无产阶级”之所以不是一个从外部被引入的“对立面”,恰恰是因为它是在这一自我否定趋势中被规定、被甩出、并最终被组织为跃出体系的新要素的存在。不理解上半部分所刻画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规定性原则,就无法理解下半部分的无产阶级为何只能被理解为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所生长出来的、与这个体系在逻辑上不同的可能性;它不是“另一种阶级统治的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