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宣言》第一章的危机论述从“矛盾—危机—革命”的三段论中解放出来:生产过剩体现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危机带来生产破坏和失业,而共同处境转化为阶级行动需要联合与组织。课程最后区分先行社会革命与先行政治革命两种过渡。

生产过剩危机过剩人口生产力生产关系两种过渡
1931 年 2 月,芝加哥失业者在施粥处外排队。
1931 年 2 月,芝加哥失业者在施粥处外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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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位置:为什么必须从“结果”出发

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叙述中,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并不是以一种简单的“矛盾—危机—革命”的三段论形式展开的。张双利教授在讲授中反复提醒,恰恰是这种被后来接受史简化了的图式,遮蔽了马克思在文本中实际做出的、远为审慎也远为困难的区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蕴含着结构性的矛盾,这一矛盾会周期性地以危机的形式暴露出来;但危机本身并不能够仅仅凭借自己是危机,就自动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重大难题的解决。 矛盾的敞露并不保证矛盾的被解决。这一判断构成了理解 10.5 与 10.6 两节课程之间内在关联的枢纽:如果说 10.5 要回答的是“危机从哪里来、它的性质是什么”,那么 10.6 要回答的则是“危机带来了什么、它究竟能够带来什么、又不能够带来什么”。后者之所以更为关键,是因为正是在“结果”的层次上,马克思与一切将历史必然性理解为机械进程的思维方式拉开了距离。

因此,笔记的展开必须遵循一个严格的递进结构:首先回到危机的根源,澄清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何以不同于封建社会中的同类矛盾;继而进入危机的结果,逐层辨析生产力破坏、过剩人口的生产,以及无产者由共同处境走向自觉阶级组织这一“抽象的可能性”之间的断裂与衔接;最后在这一结构中重新理解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更高历史环节过渡之间在政治革命与社会改造的关系上的差异。

二、危机的根源:生产过剩为什么是结构性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危机时使用了一个极为著名的比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张双利教授指出,这一表述虽然带有文学性,却精准地规定了危机的根源所在,而非仅仅是一种修辞上的夸张。要理解“魔法师为什么不能再支配自己呼唤出来的魔鬼”,就必须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此前一切生产方式的那个本质规定性:对生产力的永恒革命,以及与之相伴随的 “商品化没有任何限度”。

资本主义生产以资本增殖为目的,产品必须作为商品出售,才能实现这一目的。生活世界中的一切资源,不论被笼统地归入“人的资源”还是“物的资源”,都可以被商品的形式所统摄,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来。借助于技术合谋与产业的不断更新,这种生产方式在制造可供养人类社会的资源方面展现出一种此前任何社会形式都不具备的能力:它具有不断扩大积累的冲动,但实际增长受到自然条件、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制约。马克思并没有说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在工业革命之后就已经耗尽了它的潜力,也没有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终将超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接纳范围。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能够呼唤出如此庞大的生产力,正是因为它把“永恒的不安”和“不断的变革”写入了自身的运作原则之中。

然而,它具有多么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它所制造出来的生产力无法以资源的形式返回人类社会。这里的问题在于生产力的社会返回通道被其自身的生产关系所阻断;生产力“不够”并不能解释它。资本主义的生产服从资本增殖的目的,商品要返回到社会之中,就需要有大量的人能够与这些商品发生货币交换的关系;但资本主义生产同时以机器排除人的劳动,反复排斥一部分劳动者,并压缩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于是,被制造出来的生产力越是庞大,它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接就越是困难,由此产生的便是以生产过剩为本质规定性的危机。它的表现形式是商业危机——商品卖不出去——但其本质规定性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制造出来的资源无法与人类社会对接,无法与人的需要对接;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允许的需要而言,它显得“过剩”了。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性的区分。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同封建社会中的同类矛盾似乎遵循相同的逻辑:生产力超出了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于是要求突破旧的生产关系,带来新的生产方式。但张双利教授强调, 二者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结果完全不同。在封建社会中,超出生产关系掌控的生产力可以溢出原有的生产关系之外,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给出新的生产方式,反过来吞噬旧的、已经衰弱无力的生产方式。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解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所依赖的模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历史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过剩危机所导致的,却表现为对生产力的单纯破坏,新的生产方式并未随之产生。

这一区分之所以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是因为它直接规定了危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危机并不会自动地把旧的生产关系送入坟墓,也不会自动地催生出新的生产关系。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那被体系所不容的强大生产力试图自行突破现行体系,但它不会仅凭危机本身自动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所证明的,是支撑资本主义运行下去的那个“资源成就人类社会”的假象被暂时撕开;它并未证明资本主义已经在某个外部的、更高的原则面前失效;而资产阶级用来应对危机的方式,恰恰是对这一假象的再度制造。

三、危机的第一个结果:生产力的破坏与“技术拯救资本”的循环

在澄清了危机的根源之后,张双利教授将课堂的重心转向了结果。这里的第一步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容易被跳过的重要规定:危机的第一个直接结果是对过剩生产力的破坏。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然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紧接着指出的,是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两种办法:“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两句话在课堂讲授中被展开为一个具有内在循环结构的机制。

资产阶级在既定的生产方式内部寻找出路,并未放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通过开拓新的市场,把“资源成就社会”的那个范围在空间上扩大;它通过各种以技术为最重要手段的广告产业和需要制造,更加充分、更加不留死角地利用旧市场。这两条路径在现象上表现为产业的更新、技术的升级、消费领域的扩张,但在本质上,它们都只是把已经被危机撕开的裂口重新弥合起来。每一次弥合都不意味着结构性难题的解决,而只是把同一个难题推迟到下一个时刻。因此,马克思所说的“危机必然导致下一次危机”,是对这一机制的逻辑刻画;把它读成修辞性的诅咒,会错失其中的机制分析:解决危机的办法是继续原有的逻辑,是对现行假象的重新复制;只要复制的逻辑不变,中断就一定会再次发生。

这里需要特别辨析一个容易被混淆的层次。危机的第一个结果确实包含着对产业形态的变革和更新:资产阶级正是通过技术手段和产业重组来占领新市场、更充分地利用旧市场的。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拯救资本”是一个准确的概括。但张双利教授强调,产业形态的更新并不等于生产方式的更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商品为目的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以机器排除劳动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被反复地重新固定下来,而不是被改造。生产力的破坏与产业形态的更新,恰恰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服务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保存,而不是对它的超越。

因此,危机的第一个结果远不足以支撑“危机自动带来革命”的推论。在资产阶级仍然有能力通过新市场的开拓和需要的制造来收拾残局的情况下,危机所直接产生的只是资本的自我调整。张双利教授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表述:“只会有资本对于残局的收拾”,而不会有“带来下一个历史环节的社会革命”。这一判断并不否认危机在客观上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限度,但它拒绝把“暴露”等同于“解决”。矛盾的敞露,只有在一种新的力量介入之后,才可能转化为矛盾的解决;而这一新的力量并不能由危机本身从资本的一侧分泌出来。

四、危机的第二个结果:过剩人口与“既内在又外在”的无产者

如果危机仅仅停留在第一个结果上,那么它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来说并不是真正危险的。单个资本家的破产、局部的产业震荡、既定产业的暂时停顿,可能被宏观的经济管理所缓和、所管控、所消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历了这样的停顿之后,仍然可以重新启动。真正使危机成为“危险的”,是它的第二个结果:过剩人口的生产。

这个结果在逻辑上是从第一个结果中直接延伸出来的。过剩的生产力无法返回人类社会,意味着既定的产业无法继续顺畅地转动;产业陷入停顿,意味着那些凭靠产业而获得自身社会存在的个人失去既有岗位和工资收入,被排出原有的直接生产过程。因此,危机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是工人失业、工厂倒闭;倒掉牛奶只是其戏剧化的表象。生产过剩不仅仅是物的过剩,它同时是人的过剩:那些曾经作为体系的支撑者、作为使体系成为体系的核心要素的人,在危机中被甩出原有的就业关系。过剩的商品与失业的劳动者同时出现,表明社会需要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冲突:他们不能在资本有利可图的条件下重新结合起来。

张双利教授在这里引入了一个具有理论纵深的规定:失业无产者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间的关系,是既内在又外在的。无产者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站在体系之外的“剩余物”;恰恰相反,他们曾经是制造资源的人,是支撑体系运转的首要要素。只是在危机条件下,他们失去工作岗位,被抛出了那个他们曾经以劳动支撑起来的直接生产过程。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体系的关系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外部否定。他们原本在体系之内,而体系一旦停顿,他们便作为失业人口被排斥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却仍然处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中。这种“既内在又外在”的位置,构成了无产者所特有的对抗性:他们的否定只能从体系自身在被甩出者身上留下的、不能被原有就业关系吸收的矛盾中获得位置;一个与体系无关的立场并不存在。

然而,即使走到了这一步,危机与革命之间仍然没有出现一条自动的通路。被甩出体系的无产者的存在,只是为革命提供了客观的前提,而不是革命本身。这里的关键在于第三个层次,而第三个层次的性质与前两个层次截然不同。

五、第三个层次:从“被甩出者”到“被组织起来的阶级”的断裂

危机的第二个结果所生产出来的,是大量的、失去工作岗位的雇佣工人。他们是无产者,但还没有形成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下半部分所谈论的、能够对整个体系进行彻底改造的自觉政治主体。在经济地位上,在业与失业的雇佣工人同属无产阶级。从前者到后者,需要一个新的要素的加入;而这个新的要素不可能来自资本的一侧。

张双利教授将这一结构表述得极为清晰:危机的结果是递进的,但它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自然过程。第一个结果是对生产力的破坏,第二个结果是大量被甩出体系的无产者的产生,第三个结果则是“能够对整个体系进行彻底改造的无产阶级,在对体系进行否定和抗争的过程当中,被不断地组织起来”。前两个结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所直接给出的,但第二个结果到第三个结果之间的过渡,不是由危机自身自动给出的。被甩出体系的无产者并不会因为自己被甩出这一事实本身,就自动上升为具有自觉阶级意识、能够改写整个社会关系的无产阶级。从“被甩出者”到“组织起来的阶级”,需要经历一个政治性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是否能够完成,取决于新的要素能否加入僵局。

这一断裂正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下半部分讨论工人的斗争与联合,并由此进入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主题的根本原因。如果危机的第一层结果和第二层结果就足以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替代,那么马克思就不需要花费那样大的篇幅去讨论工人的处境、工人的斗争,以及工人在斗争中被组织起来的逻辑。恰恰是因为危机本身不能把“否定的材料”自动组织为“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的组织问题才成为决定性的环节。用张双利教授的话说,危机所导致的结果中,第三个层次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它是否成为现实,取决于在业与失业的无产者能否经由自己对整个体系的否定和抗争,发展出能够改写整个社会的联合、知识与组织。

这也意味着,“看到危机没有什么可以欢呼的”。危机的到来并不自动证明社会主义的胜利;它只是把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限度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暴露出来。如果新的要素被以各种方式先行阻断,那么危机所留下的就只是生产力的破坏和过剩人口的堆积,而不会带来历史环节的转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在危机的结构中指认出一个必须被政治地填充的空位,并未从危机的“必然性”直接推导革命的“必然性”: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更高形态的过渡,不能等待危机自行完成,而只能由被组织起来的无产者来承担。

六、两种过渡:先行社会革命与先行政治革命

正是在这一关节点上,张双利教授引入了全课程中最具结构性意义的比较: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在革命的顺序上是根本不同的。

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方式,可以提供一个反衬的参照。在封建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要素逐渐溢出旧的生产关系之外,开出一种全新的安排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这种方式反过来吞噬掉已经衰弱无力的旧方式。因此,马克思在叙述资产阶级的历史生成时,先写它的经济规定性,再写它的政治规定性;课程把这一路径概括为先行社会革命,再行政治革命。这里的“先行”与“再行”着重说明新经济关系已经为政治革命准备了一定社会基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首先在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层次上发生,然后才反过来形成对整个社会的普遍改造力,并要求政治革命对既有成果加以规范化和普遍化;政治斗争又反过来推进经济关系的变化。

张双利教授特别提醒,马克思之所以采取这一叙述顺序,并不是因为他事先抱有一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教条,然后把这一教条外在地应用于历史叙述。如果是那样,马克思就只是在用一套哲学框架去整理材料,而不是在跟随历史本身的结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慢慢走出自己的道路,是因为他终于意识到:作为现代社会生活之支撑的政治条件本身,又需要新的前提。在黑格尔那里,现代伦理生活以政治国家为前提,市民社会中的新社会生活是在国家的规定之下被理解的;在马克思这里,事情被复杂化为一个三步结构;“社会决定国家”替换“国家决定社会”式的简单颠倒,不足以描述它:第一步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社会革命;第二步是政治革命对于社会革命既有成果的规范化和普遍化;第三步是政治革命之后的政治国家反过来为现代社会生活提供结构性的支撑。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是在颠倒之外对这一内部结构的补足和完整化。

这一分析一旦被带入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解,课程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可能重复资产阶级革命的顺序。资产阶级可以在封建社会内部先造成新的物质关系,再夺取政权;但资本主义的危机并不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它直接带来的是被排出生产过程的无产者和对生产力的破坏。因此,无产者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先完成一场“社会革命”,然后再去进行政治革命。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一定是先行政治革命,先夺取政权,然后再站在国家的高度对社会进行彻底变革,再行社会革命。只有这样,对于资源和社会关系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改造,才有可能被掌握在无产者手里,而不是继续被掌握在资产者手里。在课程的论证中,这一顺序上的颠倒由危机的性质所规定,不能只用策略上的取舍来解释:既然危机本身不能完成生产关系的更新,那么更新就只能从政治权力的夺取开始,并以政治权力为杠杆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

七、结论:危机的“界限”作为政治任务的起点

将 10.5 与 10.6 的讲授合而观之,可以看到一个严密而克制的论证结构。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生产力的永恒革命”与“资源无法返回社会”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使危机必然以生产过剩的形式反复出现。但危机的第一个结果只是生产力的破坏和产业形态的更新,第二个结果只是过剩人口的生产。二者共同表明:危机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它所能做到的,至多是把资本主义的假象撕开,而资产阶级随即用新市场的开拓和需要的制造把裂口重新弥合。从“被甩出体系的无产者”到“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从“客观的否定性”到“现实的政治主体”,中间横亘着一道不能由资本主义自行跨越的断裂。

正是这道断裂,规定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下半部分的全部主题,也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在顺序上区别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内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从来不是在断言危机本身会自动执行这一判决。它所表达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自身的运行中生产出了使自己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的条件,但将这些条件转化为一个新的历史环节,需要一个自觉的政治行动去承接。危机的界限,正是政治任务的起点。看到危机,并不等于看到了社会主义的胜利;看到危机所暴露出的那个必须被组织起来填补的空位,才等于看到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个“必然性”究竟落在何处。

原典与阅读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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