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区分无产阶级的客观经济处境与自觉的政治组织,再分析劳动力商品化、劳动过程的支配及工人的反抗。课程沿不同斗争形式讨论联合、教育与组织怎样使共同处境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
张双利教授在逐段讲解《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时反复提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要点:马克思并没有从“工人被压迫”直接推出“工人必然反抗”,也没有从“工人是客体”直接推出“工人是历史主体”。恰恰相反,他在第一章后半段所做的,是一套远比“压迫—反抗”公式复杂得多的论证。这套论证的目的,是说明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在原则上是可能的,以及这种可能性为什么必须通过政治革命、阶级斗争和思想组织的多重中介才能转化为现实。以下笔记沿着这一线索,从工人的经济处境与自觉组织为阶级主体的区分入手,依次处理工人的被规定处境、三重斗争形态、斗争中的教育因素,最后落到革命展开的三个层次与“双重前景”的结论。
一、问题的提出:从工人处境到自觉的无产阶级主体
在进入第一章下半段之前,有必要先澄清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区分。《宣言》把现代雇佣工人称为无产者;课程在这一经济规定之上,进一步区分直接经验层面的“工人”与自觉组织起来的阶级主体。工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实际存在者,是被商品化和合理化逻辑所规定的对象;而作为自觉行动主体的无产阶级则要经由斗争、组织和思想中介而形成。张双利教授强调,这一政治形成过程内含着工人、阶级、革命三个环节:工人是它的肉身性起点,阶级是它的组织形式,革命是它的实践指向。没有工人这一经验基础,无产阶级就是空的;但仅仅停留在工人的直接性上,自觉的阶级联合就不会自动出现。
这一区分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决定了《宣言》第一章后半段的整个论证策略。马克思不能从“工人很惨”推出“工人将解放”,因为“惨”本身不包含“解放”的规范性内容。从客体性到主体性之间不存在演绎式的通道。如果生活可以按照“第一环节推出第二环节、第二环节推出第三环节”的方式被把握,哲学就是多余的。马克思的讲述方式因此是“复调”的:他先呈现工人如何被资本逻辑彻底规定,然后回到同一个起点,呈现工人如何在被规定的过程中始终携带着与这一逻辑相差异的要素。前一个声部是“被规定的工人”,后一个声部是“阶级斗争的逻辑”。两者并行,而不是前者派生后者。
第一章上半部分向下半部分的转折,浓缩在一句话中:“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这句话总结了危机理论,其分量不在修辞:资本主义所释放的巨大生产力本身蕴含着瓦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能量。但“蕴含”不等于“释放”。能量如何被释放出来,如何不再是体系的自我复制,而成为对体系的否定,这是下半段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当代左翼政治哲学分化为两条线索:一条从社会劳动本身的社会性维度出发,试图在劳动过程中发掘与资本逻辑不相容的“新逻辑”(自治主义、帝国理论、一般智力等);另一条则强调生产力只是“武器”,要紧的是有能够运用武器的行动者,而这个行动者只能是由政党组织起来的阶级。两条线索在《宣言》文本中都有根据,马克思并没有在二者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他同时讲述:社会生产力内部的社会逻辑,以及使这一逻辑得以被自觉把握和现实化的阶级主体。
二、工人的处境:商品化与合理化的双重规定
要理解无产阶级何以可能,必须先理解工人被规定到了什么程度。马克思勾勒工人的生存状况,是为了完成对资产阶级社会规定性原则的“直接继续”;道德控诉并不构成他的论证。他的分析起点是:资产阶级怎样规定社会,工人就被置于怎样的被规定处境之中。这一处境由两个相互支撑的维度构成。
第一个维度是商品化的双重结构。 工人被嵌入普遍的商品交换关系之中,但形式上平等的交换资格不等于生产条件的平等。在劳动力的买卖中,一方占有生产资料,另一方则缺少独立生产所需的资料。落到工人身上,这意味着他不得不把劳动力作为可以“零星出卖”的商品让渡出去。工人在法律上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但在生产过程中受到资本的支配,课程由此强调他被当作被动的物来使用的处境。这一规定与《资本论》中“劳动力商品”的分析遥相呼应:工人出卖的是他自身劳动能力在一定时间内的支配权;具体产品并不属于他。一旦这一让渡完成,劳动就不再由工人自主支配,失去了“自我活动”(self-activity)的性质,而成为资本的劳动。
第二个维度是合理化。 商品交换以资本之间的竞争为中介展开,竞争迫使资本不断更新产业、改进技术,这就把整个生产过程卷入无止境的合理化之中。合理化落到工人身上,意味着劳动过程越来越由资本及其所借用的技术来规定,工人在价值增殖中被当作可替换的一般劳动力来使用。课程把这同抽象劳动的规定联系起来;严格说来,抽象劳动指形成商品价值的一般人类劳动,并不等同于机械化劳动。工人越来越难以独立掌握某个具体产品的完整制作过程,不再携带着行会师傅那种“劳动是我的”的特征;他仿佛变成被束缚在机器上的奴隶。表面上社会在进步,但就工人与自身劳动的关系而言,这是一个典型的倒退:中世纪的工人尚可在一定程度上说“劳动是我的”,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连这一层关系也丧失了。
合理化同时瓦解了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劳动是工人自己的,他在劳动中与对象发生关系,也就同时与同样面对这一对象的他人发生关系,社会性就内在于劳动过程之中。但劳动既然由资本规定,规定劳动的资本也就同时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人与工人之间成为相互竞争、相互排斥的岗位占有者,共同劳动的伙伴关系被竞争所分割。许多工作岗位的组织越来越抽离具体个人的特质:许多岗位因而可以由资本按成本要求更换劳动者。女工和童工对男工的排斥,正是这一逻辑的经验显现。张双利教授特别提示,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还可以把女性规定在家庭领域、把“胸怀天下”的人规定为普遍等级,这种“自然规定性”在市民社会中受到冲击;机器大工业在战争缺工之前就已广泛雇佣女工和童工;战争会进一步改变某些行业的性别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既有职业界限松动,又会利用性别差异、较低工资和家庭依赖关系——劳动在价值形式中的可比较性,并不意味着资本对劳动者的具体特质彻底无感。于是,资本凭借更低的女工工资压低用工成本,男工则在这种岗位竞争中受到排斥。这是自我竞争逻辑在工人内部制造分裂的典型形态;性别差异在此被纳入竞争,既有的性别分工和家庭关系也参与规定了这种竞争。
商品化与合理化合在一起,使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处于更野蛮形式之下的奴隶”:被监管、被统治、被经济关系所支配的纯粹对象。在这样一个工人身上,看不出他将是“伟大的历史主体”。社会化生产的社会性似乎长在规定工人的资本和技术身上,并不长在工人身上。 这就是问题的难点:社会性如何从劳动中被激发出来,如何不再作为资本的力量、而作为工人联合的原则被重新占有?
三、三重斗争:阶级斗争逻辑如何在资本逻辑内部生长
如果工人只是上述被规定的对象,资本主义确实可以“万年长青”。马克思之所以断言工人能够上升为无产阶级,是因为在实际存在着的工人身上还有“别样的东西”。这种别样的东西不能被理解为“压迫越深、反抗越强”的自然反应,而应被理解为一种不能被资本逻辑完全吸收的差异。马克思通过三重斗争来展示这一差异如何在资本主义内部被现实化。
1. 反对生产工具的斗争:与抽象劳动不同的劳动逻辑
第一重斗争表现为反对生产工具,即捣毁机器。从直接形态上看,这似乎是工人对外部强制的最粗陋反应。但马克思要指出的是,这种斗争所释放的是对一种与抽象劳动不同的劳动逻辑的坚持;“拒绝劳动”只是它的表面。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是外在强加的、与劳动者具体特质相剥离的抽象劳动,是典型的“物的统治”。而中世纪的劳动——无论是长在土地上的农耕劳动,还是行会制中成长为师傅的技艺劳动——都保持着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具体关联,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着“自我活动”的特征。工人捣毁机器,在表达上是对生产工具的攻击,在实质上却是对“劳动应当与劳动者自身相关联”这一原则的捍卫。
这一斗争形态在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看似“淡化”了,但它的逻辑发生了转移,并未消失。工人转而努力从“被规定者”攀升为“规定者”,不再捣毁机器。他们成为技术研发者、金融技术操作者、人力资源管理者。只要能够进入规定劳动的那一侧,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获得“自我活动”的体验。这种攀升当然是个体化的、竞争性的,但它恰恰证明:第一重斗争所承载的“另一种劳动”的向往,并没有被资本主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流动机制把它吸收并重组了。
2. 为权利而斗争:政治规定性与经济规定性之间的张力
第二重斗争是为权利而斗争(struggle for rights)。要理解这一斗争,必须先理解资产阶级的双重规定性:相对于被束缚在机器上的工人,资产阶级是经济规定性,是资本的人格化;相对于封建特权等级,资产阶级又是政治规定性,是形式平等原则的承担者。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确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形式平等关系,它否定的是特权关系。这一政治规定性的实现,并不是资产阶级单打独斗的结果;产业工人作为主力军参与了这一漫长的政治斗争。
工人参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斗争,其意义不在于“为他人作嫁衣裳”。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一斗争最终被资产阶级所收编:代议制国家归根结底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但他同时强调,政治规定性与经济规定性之间存在着张力。形式平等原则一旦被确立为国家的公开原则,它就对经济领域中的极端支配关系构成某种限定;否则形式平等本身无法维系。工人参与权利斗争,正是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自身所提供的机制,对自身在体系内的生存境况进行变革性抗争。这不同于“夺取政权”的斗争,它是在体系之内争取权利,是以国家为担保、以普遍性为名义的斗争。马克思并不反对这种斗争,因为正是这种斗争使工人不再仅仅是被局限在经济领域中的要素,而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力量。经济统治要想被打破,反抗必须首先从经济领域提升到政治领域。
3. 具有阶级革命高度的斗争:自我竞争逻辑的超越
第三重斗争才是直接针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它的前提条件是两个更为结构性的变化;“压迫达到了极点”本身并不构成充分条件。
第一个变化是工人之间生存境况的趋同。 前两重斗争——反对抽象劳动、争取权利——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自觉推行合理化。合理化越深入,工人越是普遍地被贬低为抽象劳动的载体;只要工人仍然停留在“被规定者”的位置上,他们的生存处境就越来越相似。这种“相似”还不是“联合”。它只是客观上的共同性,而不是自觉的组织。但共同性构成了一个必要的前提:工人之间的分离、对立和差异竞争,在合理化加速的条件下,逐渐叠加上了“大家实际上处于同样境况”这一事实。
第二个变化是过剩人口的制造。 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意味着生产过剩,更意味着把大量曾经处于体系之中的工人甩出当下的生产过程。失去工作机会的相对过剩人口,与体系的关系是“既内在又外在”的:他们曾经是体系的支撑者,现在却暂时不再被资本增殖所需要。他们成为被剥夺了工作岗位的雇佣工人,仍然属于无产阶级,并作为产业后备军同在业工人的工资和就业相联系。危机的最直接表达是失业;倒掉牛奶只是其戏剧化表象。生产过剩不仅表现为物的过剩,也表现为相对于资本增殖需要而言的人的“过剩”。这些过剩者与体系之间被迫展开一种否定的关系:单靠体系内部的个别权利改善,无法根本消除这种反复失业的风险,因为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就是随时可以将他们甩出。
当工人达到对这两个客观前提的自觉——既意识到彼此境况的共同性,也意识到体系本身不再提供任何保证——斗争就转向针对整个体系,不再停留于争取体系内的权利。这种斗争之所以具有“阶级高度”,不在于它规模更大或暴力更强,而在于它不再以承认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前提。工人超越自我竞争的逻辑,是这一转变的关节点。只要自我竞争仍然是工人处理彼此关系的唯一逻辑,工人就仍然处在资本逻辑的掌控之下;一旦工人自觉地超越这一逻辑,他就开始挣脱资本的掌控,开始展开直接针对资本所掌控的体系的原则性斗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人开始成长为阶级。
四、斗争中的新逻辑:教育、组织与原则的高度
然而,客观前提的具备并不自动产生自觉。被甩出体系的工人可以停留在愤怒、分散、甚至反动的状态中。从“客观生存境况”到“概念高度的自觉”之间,需要教育和组织的中介。马克思在《宣言》中讲“组织成为阶级”,但组织不能被理解为像资本整合工人那样,由一个外在力量把散落的原子强行捏合在一起。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仅仅模仿资本的组织方式,它就只是在复制它所要反对的原则。真正关键的是教育因素:工人如何达到对自己客观境况的自觉,如何从被规定的生活中生长出把握整体、超越现行的原则能力。
张双利教授将这一教育过程分析为三重因素。这三重因素在《宣言》文本中以历史过程的形态被叙述,并没有“一、二、三”的编号;但将它们提取出来,可以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所需要的知识条件。
1. 参与资产阶级政治斗争:明白“权利”意味着普遍性
工人并非天生就是与现代政治革命相匹配的参与者。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原则是资产阶级给出的,不是作为主力军的产业工人给出的。但工人参与这一斗争,仍然获得了不可替代的教育:他明白了权利之所以为权利,必须具有普遍的形式。仅仅被束缚在机器旁的工人只知道自己的特殊利益,只知道资本要求他做什么、他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谋求什么;而参与政治斗争的工人则接触到“普遍性”这一维度。他懂得,权利如果只是某个集团的特权,就不配称为权利;权利必须以普遍性为形式,必须由国家来担保。这种对普遍形式的自觉,是工人从市民社会中的自私个体上升为“公民”的第一步。背后站着的是传统知识分子——写下《人权宣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他们把普遍性的形式输入了工人的政治经验。
2. 资产者的跌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秘密的自觉
第二重教育因素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而来。每一次转型都会使大量资产者——小工业家、小商人、食利者——跌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这些跌落者带来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秘密的视野;普遍权利的抽象知识并不足以解释他们的转变。一个仅仅从工人位置出发的人,可能只知道契约是法律保障的、工资是协商的,但未必理解利润从何而来、资本如何与技术合谋、竞争如何迫使整个体系不断革命化。跌落的资产者——或者更准确地说,那些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但仍然保有资产阶级知识视野的知识分子——能够把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把体系运作的机制揭示出来。没有这一层知识,工人对体系的理解就停留在道德义愤的层面,无法把握其结构性缺陷。这一教育因素同样主要由传统知识分子来承担。
3. 阶级立场的跨越:对结构性缺陷的把握与新原则的提出
前两重教育使人“看懂”眼前的生活,但还不足以“改变”眼前的生活。最困难的是第三重教育: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性缺陷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超越资本主义规定性原则的新原则。马克思在《宣言》中指出,当两个阶级的决战临近时,会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变立场——用本雅明式的说法,这是一种conversion(改宗)。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是这种“改宗”的典型;后来的卢卡奇、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在思想史的意义上也都属于从资产阶级知识视野中决裂出来、转向无产阶级立场的人物。
这种立场的跨越来自认识,不能化约为道德选择:当资产阶级政治形式越来越无力限定经济现实、当“自由的原则”被它自身的现实机制所颠覆时,一部分知识分子会意识到,现行社会的原则已经在它的实现机制中走向了反面。共产党所做的事情,正是把这一从结构性缺陷中生长出来的新原则明确地表述出来:它把握住“自由的原则”如何在私有财产机制的中介下自我否定,并未凭空发明一个原则,从而重新探求自由原则得以实现的现实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的原则仍然是自由的原则,但它要求对自由与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摆放。这也是为什么《宣言》必须有一个“共产党”的环节:没有这个环节,斗争中的新逻辑就只是散落在经验中的碎片,无法上升到原则的高度。
五、无产阶级革命的展开:三个层次的统一
当“工人”经由三重斗争和三重教育上升为“无产阶级”之后,马克思才能够交代革命本身如何展开。这一交代在文本中分为三个层次,每一个层次都对应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持久争论的核心问题。
1. 革命的实现方式:先行政治革命,再行社会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就其具体实现过程而言,首先是在主权国家范围之内的革命。按照《宣言》提出的任务,它的实现方式具有这样的顺序:先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然后由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以国家的面目行社会革命。这一顺序与资产阶级革命形成了意味深长的颠倒关系。资产阶级革命是“先行社会革命,再行政治革命”:在封建社会内部,首先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交换和新兴城市的发展,有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增长和同旧制度的冲突;这些社会生活中的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统治准备了条件。政治革命是对社会革命既有成果的规范化、普遍化。而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倒过来”,是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危机并不自动带来社会革命:体系用合理化不断吸收对抗,用过剩人口不断驱逐对抗者。无产阶级如果不在政治革命中首先夺取国家政权,就无法以国家的力量去改写所有制关系和社会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不需要社会前提。它的社会前提正是前文所述的三重斗争和阶级形成过程;政治革命是这些前提的“汇聚点”,而不是它们的替代物。1872年序言又根据巴黎公社经验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接管现成的国家机器;取得政治权力也包含对其组织形式的改造。
2. 暴力革命的历史条件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
《宣言》主张暴力革命,这是一个经常被当作“结论”来接受的命题。但马克思的论证方式远比“革命就是暴力”复杂。课程把《宣言》的暴力革命主张同当时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联系起来,而不把暴力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资产阶级国家具有双重规定性:一重是普遍性,它以形式平等为原则,宣称代表普遍利益;另一重是使这一普遍性得以落地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被国家所垄断的。夺取政权,意味着直接触及国家对权力的垄断。在当时欧洲大陆的统治和镇压条件下,争取政治权力通常直接遭遇国家的强制力量。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规定性和政治规定性,共同构成《宣言》这一判断的现实根据。马克思强调暴力,是因为他要改写的对象是整个资本主义的生活形式;暴力本身并不构成目的,而这种生活形式是由垄断权力的国家在政治上支撑起来的。不过,不能仅从国家垄断强制力,推出所有时期和所有国家都只能采用同一种革命方式。马克思1872年阿姆斯特丹演说区分各国条件,承认英国、美国等可能以和平手段达到目标,同时仍强调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中强力的作用。
3. 两大客观前提与“两个必然”的真实内涵
《宣言》第一章最后一自然段讲“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通常被概括为“两个必然”的这段话,常常被读成一种单向度的历史预言。但张双利教授提醒,这一段背后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两大客观前提,而这两个前提都不是自动实现的。
第一个前提是资本主义已经形成并继续发展的社会化生产力。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化生产力在工业革命之后已经作为“摆在面前的事实”存在:社会化的生产力以及它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已经由资本主义本身锻造出来。这是“武器”。从满足人的需要的角度来说,问题在于这种生产力受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束缚,不能单纯按照社会需要来运用。这并不是说1848年的资源已足够满足所有人;第二章仍将尽快增加生产力总量列为革命后的任务。
第二个前提是能够掌管武器的行动者,即无产阶级。 马克思把论述重心放在第二个前提上。他需要判断:无产阶级是否已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判断的转折点,就是前文反复申说的工人超越自我竞争的逻辑。如果工人仍然把自我竞争当作处理彼此关系的唯一逻辑,他就仍然在资本的掌控之中;如果工人已经自觉超越这一逻辑,开始展开针对资本体系的具有阶级高度的斗争,无产阶级就作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超越需要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制造出工人境况的共同性和被甩出体系的经验,共产党则通过组织和教育使这些经验上升到原则的高度。
如果两个前提同时具备,无产阶级革命就成为“正在改写历史的现实运动”。但马克思并没有保证这两个前提会永远同时具备。这正是“两个必然”与**“双重前景”** 之间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同时存在着资本的逻辑和阶级斗争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带来的是危机的再度复制、合理化的深化、体系的自我维系;阶级斗争的逻辑带来的是在危机背景下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展开。前者不需要“原则性的跨越”,它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一种自然趋势;后者则需要与现行生活形式发生原则性的断裂,并产生一种能够包容和超越旧形式的新形式。两种前景都是人干预的结果,但干预的性质不同:守成也是一种干预,革命则是需要自觉、组织和原则高度的干预。如果“两个必然”被读成一条单向度的、无论人做什么都会实现的发展规律,那么真正改造历史的人的行动就失去了位置,人仍旧只是被“大写的历史”所裹挟的被动材料。马克思给出的不是这样的图景。他要求的是:守住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双重逻辑,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使阶级斗争的逻辑最终带来对历史的改写。
《宣言》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结束,这句口号凝结了全部论证的实践指向,其分量不在装饰。两元前景意味着没有松懈的余地:稍一松懈,资本逻辑就会占上风;而阶级斗争的逻辑之所以是“前景”而不是“宿命”,恰恰因为它需要被组织、被教育、被原则地把握,需要共产党在思想上的守护。马克思在第一章后半段所做的一切——从工人的被规定处境,到三重斗争,到教育因素,到革命展开的顺序与前提——都是为了说明: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不能被资本逻辑彻底吸收的对抗性要素;历史规律并不为它提供保证,而这些要素可以被组织为阶级,被提升为原则,被投入改写历史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