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从“消灭私有财产”的否定性表述进入原则性批判:私有财产如何从市民社会机制扩张为全社会的规定性原则;家庭与国家如何在财产原则下被重新理解;自由原则如何在资本主义机制中走向自己的反面。课程最后区分观念的层次与“两个决裂”。
核心问题: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正面阐述共产主义的原则时,他究竟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消灭私有财产”这一表述,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简单的经济纲领或对文明的否定,而必须被把握为一场在原则高度上展开的自我否定逻辑的揭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理解第二章所运用的批判方式的独特性——它与第一章的历史性批判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批判逻辑,共同支撑起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判断。
一、第二章的写作意图与批判方法的双重性
恩格斯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独立纲领草案题为“Principles of Communism”,亦即“共产主义的原则”或“共产主义的原理”。它为《宣言》的准备提供了材料,并非第二章的旧标题;第二章实际题为“无产者和共产党人”。课程以两份文本的联系提示我们,第二章并不停留于对资产阶级社会“再度”进行经验层面的控诉;它要在第一章已经完成的历史性批判的基础上,正面给出那个正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呈现出来的新的规定性原则。
然而,“正面给出”在这里必须被加上一个限定:马克思不可能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处理法国大革命原则那样的方式来讲述共产主义的原则。黑格尔生长于一个“内部结构已经相对完整”的现代世界之中,哲学在他那里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而马克思写作《宣言》时,正在开辟下一个历史环节的革命刚刚开始,生活尚未提供可供思想加工的具体内容。《宣言》不是预言书,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预先描绘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因此,第二章对共产主义原则的“正面讲述”,只能以一种批判的方式来完成:通过揭示现行资产阶级社会的规定性原则何以注定走向自我否定,来反衬和呈现那个取代它的新原则的必然性。
这就引出了第二章的方法论核心:原则性批判。张双利教授在多个场合明确指出,《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从历史性批判和原则性批判两个角度展开。历史性批判以“资产阶级”概念为核心,讲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生成、本质特征与内在危机;原则性批判则以“私有财产”概念为核心,揭示资产阶级社会在原则上的自相矛盾——它自我声称以自由(freedom) 为原则,但这一原则所借以实现自身的现实机制,却必然将自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即统治(domination)。
所谓“原则性批判”,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种“你声称以A为原则,我指出你实际上以B为原则”的外部指责。课程借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内在批判来追问:一种社会形态所自我声称的原则,怎样在其现实机制中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对自身的否定。原则性批判的任务,就是在概念层面上把这一“自我否定”(self-negation)的内在过程展示出来。马克思在第二章中所做的,正是将这一黑格尔式的批判操作,落实在“私有财产”这个具体的现实机制之上。
二、私有财产的“越界”:从市民社会机制到全社会规定性原则
要理解“双重批判”为什么必要,必须先看清马克思与黑格尔在私有财产问题上的分歧所在。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框架中,现代伦理生活被区分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环节。财产首先在“抽象法”层面得到讨论,家庭也有共同财产的物质条件。在伦理生活的层次上,课程的比较重点则是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各自声称的原则:家庭以伦理之爱(ethical love) 为纽带,国家以正义和更高的普遍性为原则。黑格尔并不否认市民社会中私有财产所带来的特殊性释放,但他相信家庭和国家各自拥有独立的原则,足以对市民社会的抽象性构成限定和补充。
马克思的批判恰恰指向这一“领域分治”的想象。他要表明的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私有财产并不满足于停留在市民社会领域;它已经越界,变成了规定所有领域的原则。市民社会固然由私有财产关系所支配,但家庭和国家同样被这一机制所渗透和重塑。一旦如此,现代社会的“原则”就不能再被表述为自由,而必须被重新表述为以统治为唯一含义的私有财产关系。私有财产的原则“既不以自由为根据,也不以自由为结果”;它以人与人之间的排他性剥削关系为前提,以人对他人的支配为结果。
这一步论证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家庭和国家各自拥有看似独立的原则——爱、正义、普遍性——来抵抗“私有财产是唯一原则”的论断。马克思在《宣言》短小的篇幅中完成这一论证,靠的是一种极为独特的论证策略:他不问“家庭应该是什么”,而问“谁无法达成家庭”;不问“国家声称自己是什么”,而问“国家实际上为谁服务”。
三、对家庭的批判:从“无家者”反观家庭的真实原则
3.1 马克思为什么不直接说“家庭不存在”
马克思讲家庭的方式,初听起来与具体生活“隔着十万八千里”。他并没有简单地断言“现代社会没有家庭”,那样的论断对他而言没有分析意义。他采取的是具体的考察,但“具体”在这里指选择一个能够暴露本质的视角,而不停留在家庭生活的经验细节。
这个视角就是:现代社会中有一些人无法达成家庭。无产者的男性和女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往往被剥夺了建立和维持一个家庭所必需的物质条件。马克思的论证逻辑是:透过这些“没有家庭的人”的实际生存境况,去辨认达成家庭所缺失的必要条件;再透过这一缺失,反过来审视那些拥有“温情脉脉的面纱”和“华丽遮掩”的家庭,看其内部最核心的原则究竟是什么。这是一种从缺失反观存在的方法:无产者之所以无法达成家庭,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财产;那么,财产就是使家庭得以实际达成的真正原则。
3.2 黑格尔的“伦理之爱”与马克思的“财产原则”
这一结论直接针对的是黑格尔的家庭理论。在黑格尔那里,家庭的本质规定是伦理之爱,而不是浪漫之爱(romantic love)。浪漫之爱以两个独立主体的情感为出发点,但它“永远无法结成直接的、自然的伦理共同体”;婚姻必须完成一种结构性的转型,从浪漫之爱过渡到以伦理共同体为取向的伦理之爱,否则家庭无法维系。黑格尔同时承认家庭需要财富作为其“外在定在”,但在他体系中,财富是家庭伦理统一体的物质保障和外部条件,而不是家庭的内在原则。
马克思的倒推则把这一关系颠倒过来:如果财产构成家庭得以实际达成的构成性原则,而不只是家庭的外部条件,那么实际存在着的资产阶级家庭,无论披着多么浓厚的伦理之爱的面纱,其核心原则都已经是私有财产关系。在家庭内部,私有财产以“one person”为单位被掌管在家长手中;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类似于被出卖的雇佣劳动在资本家手中的地位——“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这句听起来极为激烈的判断,其根据并不在于对个别资产者道德品质的指责,而在于家庭作为制度已经被私有财产原则所贯穿这一结构性事实。
需要留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对家庭的处理与后文对国家处理的“干脆”形成了对照。他没有直接回答:在私有财产不再是唯一规定性原则的条件下,家庭这个机制是否还需要、将以何种形态存在。这个问题被悬置了,但悬置本身是诚实的——生活尚未提供答案。而在国家问题上,马克思的论述则展开得更为充分,也更为复杂。
四、对国家的批判:三部曲与“工人是有祖国”的张力
4.1 资产阶级国家:资本统治的核心机制
国家对马克思而言是一个比家庭“更复杂”的对象。他的论证同样分三步展开,而不直接把现代国家等同于“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仍需国家、国家的最终消亡。只有三步全部完成,“工人是没有祖国的”这一判断才获得其完整含义。
第一步的要点在于:资产阶级国家之所以是“资产阶级的”,要从它所维持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统治来理解,不能仅由主权国家的形式推出:它是资本完成社会统治所不可或缺的中介。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货币和关税体系,是资本实现社会化统治的制度前提。国家对内支撑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统治,对外支撑资本参与国际竞争以及“工业民族对农业民族的统治”。因此,当工人作为工人面对现行国家时,他与这个国家所承载的资本原则之间的关系是分离的。
4.2 但工人仍然需要国家
然而,这种“分离”绝不意味着工人上升为无产阶级之后就可以不要国家。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一个常被忽略的张力:工人要想从分散的、被资本规定的“工人”上升为自觉的无产阶级,并进而践行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政治革命),就必须占据资本曾经占据的那个核心机制和制高点。社会革命意味着对资本原则的彻底改造,而对整个社会原则的“全盘重新规定”,在现实历史条件下,仍然需要民族国家这一机制作为行动的中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工人的政治革命同时意味着无产阶级所践行的民族解放;无产阶级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才能完成政治革命。因此,“工人是没有祖国的”这一判断,必须在层次上被精确地限定: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层次上,工人与这个国家所承载的资本原则相分离,他没有祖国;但在无产阶级国家的层次上,无产阶级是有国家的。工人承担本国政治斗争的任务,同时又是国际主义者;《宣言》还明确限定,这种民族性不同于资产阶级所理解的民族性。这一双重位置要求把民族解放同超越民族界限的阶级联合联系起来。
4.3 世界历史的两步:资本开出可能性,无产阶级将其变为现实
国家的第三步论述,将问题推进到世界历史的层面。马克思没有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国际主义的远景,就宣布主权国家是一个可以立即抛弃的“历史落后的痕迹”。相反,他指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实际形成需要两步。
第一步已经由资本完成。资本所推动的全球化已经开出了世界市场,已经把一切民族强行推入一个世界之中。这意味着,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可能性,已经蕴含在资本所给出的社会现实之中——正如在主权国家范围内工人所展开的劳动已经是社会化生产(social production),其社会性已经隐含在资本所规定的生活之中;同样,世界历史范围内的普遍性也已经蕴含在资本所开出的现代世界之中。
但资本所完成的只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以被随时扼杀,可以被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所打断。无产阶级国家所要做的,是把这种已经蕴含在资本现实中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变成现实。因此,真正的世界历史是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开出的:资产阶级带出可能性,无产阶级接着资产阶级把它实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把“世界历史”放在最后——世界历史在黑格尔那里是法哲学的最高环节,但在马克思这里,它的实际形成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依赖于无产阶级对资本原则的实践性改造。
三步合在一起,结论才清晰起来:在资本主义式私有财产关系的强烈规定之下,现行资产阶级国家以统治为原则,自由在这里并不构成原则。家庭和国家并没有各自独立的、足以抵抗私有财产的原则;它们作为“行动领域”的独立性和结构性关系已经瓦解。
五、原则性批判的完成:自由如何走向自己的反面
至此,第二章的“双重批判”已经完成了它在原则高度上的主要工作。我们可以把这一论证的总体结构重新勾勒如下。
在市民社会领域,马克思已经表明:私有财产这个现实机制所导致的是自由的反面;自由的实现并没有发生。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死劳动,支配着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每一个人,包括资本家;资本家本身也只是资本的人格化承担者。所谓“自由个体性(free individuality)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它表面上许诺每一个人释放自我、追求独特性的权利,实际上却把“活出自我”转化为“获得对他人进行规定的权力”。现代人的生活经验因此必然是撕裂的——一方面陶醉于自由个体性的假象,另一方面清醒地朝着强者逻辑和支配权力奋斗。私有财产是统治的内在机制;把它当作自由的外在保障,恰好遮蔽了这一点。
在家庭领域,私有财产原则穿透了伦理之爱的面纱,使家庭内部的关系被还原为以家长为掌管者的财产关系。在国家领域,资产阶级国家作为资本统治的核心机制,与工人相分离;但无产阶级在改造社会的革命中又必须利用国家机制,从而将“工人没有祖国”与“无产阶级有国家”统一在同一个历史过程之中。三个领域合在一起,现代社会所自我声称的自由原则,在其借以实现自身的私有财产机制的中介之下,必然走向统治。
这就是原则性批判的核心要义:原则性批判并不用一个外在原则替换另一个原则;它展示一个社会形态自我声称的原则如何在其自身的现实机制中走向自我否定。马克思在第二章中“再度上演”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现代社会所做的原则性批判,但他把批判的支点从“精神”替换为“私有财产”这个现实制度。
六、观念的层次与“两个决裂”
然而,原则性批判如果仅仅停留在“私有财产导致统治”这一结构判断上,就还没有触及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生活于这一结构之中的人们,会真诚地相信现代社会是以自由为原则的? 马克思清楚地知道,他所揭示的那个“统治”的画面,并不是普通百姓对自身生活的日常理解。自由的原则之所以能够被人们相信为现代生活的实际规定性原则,是因为在这一现实结构之上,生成了一整套观念——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应该是怎样”的观念,关于权利、契约、正义和爱的观念。
这些观念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关于生活的观念,是在如此这般的私有财产结构中、通过层层中介被生产出来的。但一旦被生产出来,它们就倒过头来成为人们笃信的规定生活的“原因”和“根据”。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说,这是统治阶级的思想(ruling ideas),是观念的统治:观念把自己摆到第一位,把生活摆到第二位,从而获得了意识形态的性质。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第二章的结论才以“两个决裂”的形式出现。无产阶级革命意味着:第一,与导致统治的私有财产原则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第二,与支撑人们对私有财产关系之信仰的全部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第二个决裂之所以指向“所有传统观念”,原因在于阶级统治(class domination) 是迄今为止欧洲历史的基本结构,而不在于马克思对文化传统持有笼统的敌意;在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关于生活的观念必然被系统性地转化为意识形态观念。与私有财产关系决裂,意味着与以资本主义为最高形态的阶级统治社会决裂;与传统观念决裂,意味着与阶级统治必然相伴的全部意识形态决裂。
七、结语:第二章在整部《宣言》中的位置
“两个决裂”不是终点,第二章随后继续讨论政治统治、过渡措施和联合体,再通向第三章。第二章结尾处已经暗示:与私有财产关系和传统观念决裂,是要“倒过头来”重新找到一条让自由原则得以安放的现实道路。
这正是理解第二章全部工作的钥匙。共产主义的原则依然是自由,而不是对自由的抛弃。问题在于,在现行资产阶级社会中,那个被认作“实现自由”的现实机制——私有财产——已经吞噬了自由的原则,使自由无法被安放。共产主义之所以要取消私有财产,是因为它要瓦解这一“机制吞噬原则”的困境,重新探索一条使自由原则能够在层层现实机制的中介之下得到安放的道路。
因此,第二章从另一个批判逻辑上完成了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则性清算”。第一章从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出发,讲述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危机;第二章从自由原则与现实机制的关系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的原则性危机——它自我声称的原则已经耗尽了自身的根据。两者合在一起,才构成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自我否定”的完整把握:它不仅在生产上无法继续维持自身,更在原则上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
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原则性批判的方法在当代是否仍然有效?当“自由”被更为精致地编码为“选择”“灵活性”和“自我实现”时,私有财产机制与自由原则之间的自我否定关系是否变得更容易被遮蔽,还是更容易被察觉?马克思在家庭问题上刻意悬置的“家庭机制是否还需要”的问题,在今天以何种形态重新出现?这些问题并不要求一个现成的答案,但它们要求读者像马克思对待黑格尔那样,认真对待每一个社会形态自己声称的原则,并追问这一原则在它的现实机制中究竟走向了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