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后半段先区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顺序:前者社会革命先行,后者政治革命先行。十项措施是原则在特定条件下的策略表达,而不是原则本身。课程最后把共产主义的原则落在自由上,并以对家庭与国家的双重批判收束。
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论述推进到后半段时,一个结构性的困难浮现出来:马克思已经通过“消灭私有财产”这一否定性表述,揭示出资本主义以私有财产为中介对自由原则的全面否定,但“消灭私有财产”本身并不是一个正面的原则。它只是从反面指出了共产主义要拆除的东西,却没有正面回答“共产主义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张双利教授在讲授中反复提醒,读《共产党宣言》不能把第一章、第二章当作彼此封闭的章节来读,任何一个经典文本的阅读都要求“读了前面的所有东西记住,然后读后面的时候随时调用”。正是在这种来回调用的阅读方式中,第二章后半段的论证才显露出它的真正意图:马克思要通过讲述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展开,来说明由这场革命所开出的共产主义原则,而这个原则,归根结底是自由。
一、政治革命先行: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构性颠倒
第二章后半段首先交代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展开方式。马克思在这里做了一个在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区分:资产阶级革命是“社会革命先行,政治革命随后”,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政治革命先行,社会革命跟上”。张双利教授在课程中把这一点作为理解第二章后半段的第一把钥匙,因为正是在这个“颠倒”中,共产主义原则得以安放的政治形式才被确定下来。
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是社会革命先行,是因为新的生产方式已经在旧社会的内部生成并发育起来。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市场交换、工厂制度,在封建等级秩序尚未被政治革命推翻之前,就已经在社会生活的底层缓慢地生长。政治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所做的事情是为已经在旧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生产方式提供“普遍的、必要的条件”,使它能够以国家法律和制度的形式被固定下来、被普遍化。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是对既成社会变革的追认和形式化。
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则相反。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所能够生成的,并不是一种现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机制、雇佣劳动制度和市场关系,恰恰是无产阶级所要否定的对象,而不是它可以现成继承的组织形式。因此,无产阶级首先必须改变阶级统治的性质:把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转变为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国家。这一步是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把阶级统治的主体从资产阶级转换为无产阶级,并不取消阶级统治本身。张双利教授特别强调,“政治革命先行”不意味着政治革命可以凭空发生:它仍然需要第一章结尾所交代的两大社会条件——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以及工人已经联合为普遍的无产阶级。没有这两个条件,政治革命就缺乏客观的基础。但即便在这两个条件成熟之后,无产阶级所能够做的第一步,仍然以首先夺取国家政权为起点,并不直接去组织一种新的社会生产,然后以国家为主体回过头来对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全面的变革。这第二步,就是社会革命。
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经典表述之间的张力:无产阶级革命看起来是“从上到下”的,先改变国家政权,再以国家力量去变革经济关系。张双利教授提醒,这种表面上的张力必须在第一章的整体框架中被理解,而不能把《宣言》读成碎片化的文本。第一章已经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机制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周期性的危机,而危机又把大量无产者甩出生产体系,使他们成为与整个体系处于否定关系之中的过剩人口。政治革命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这些社会条件已经在资本主义内部被准备出来。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构不能简化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倒转;它是:社会生产关系领域的矛盾准备了革命的条件,政治革命在这个条件下打开变革的入口,社会革命再以国家为杠杆完成对生产关系本身的彻底改造。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并没有被取消,它不再以“自发演进”的形式表现出来;革命主体的自觉介入赋予它政治形式。
这一结构也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二章中没有为共产主义提供一套完整的、普遍适用的制度蓝图。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草稿中使用了“principles of communism”的表述,这个表述容易让人联想到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那种以一个总原则统摄各个具体环节的体系性写法。但《宣言》第二章没有从一个抽象总原则推演出全部具体制度,而是将历史论述、政治任务与过渡措施结合起来。张双利教授指出,这里有一个历史条件:当时并不存在一个已经完成了的无产阶级革命,未来制度的全面展开尚缺少实践经验;不过,第二章仍然实质性地提出了十项过渡措施。马克思能够讨论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定性原则,并就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措施作出初步规定。原则的层面与具体制度的层面必须被区分开来:后者还需要接下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反思继续处理。恩格斯1847年11月致马克思的信提出采用“宣言”体裁,直接理由是需要叙述历史、问答体不合适,不能把体裁变化仅归因于革命经验尚未完成。
二、十项措施:社会革命的三重逻辑
在确定了“政治革命先行、社会革命跟上”的结构之后,马克思以十项措施的形式,给出了社会革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大致方向。张双利教授在讲授中强调,这十项措施只是原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策略性表达,不能等同于共产主义的原则本身。如果把这十项措施直接等同于共产主义的原则,就会把马克思在原则高度上所做的事情降格为一份具体的政策清单。但反过来,如果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承认这些措施“有些地方已经过时”就完全忽略它们,也会失去一个理解社会革命内在逻辑的重要窗口。
十项措施可以被理解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限制私有财产”。前四条——剥夺地产并将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没收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所做的事情是通过国家权力对私有财产的无限积累和代际传递施加限制,而非在一夜之间“消灭”私有财产。张双利教授在课程中把这一点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限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相类比,说明其共同的结构性特征:在既定的生产过程仍需持续进行的条件下,首先打断私有财产通过继承、地产垄断和资本集中而自我再生产的方式。之所以不能直接“取消”私有财产,是因为社会革命必须以生产的持续性为前提。如果生产过程中断,任何关于“社会化”的设想都失去了物质基础。限制私有财产,是为了在维持生产连续性的同时,逐步改变私有财产在社会结构中的支配性地位。
第二个层次是“以国家为主导安排社会生产”。中间三条——通过国家银行集中信贷、把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所指向的,是生产目的的结构性转变。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商品的交换价值和资本的增值为目的的生产;社会革命所要做的,是把生产的方向从“以资本增值为目的”扭转为“以成就社会本身为目的”。张双利教授在这里特别指出,这种转变的关键不在于“国有化”本身,而在于国家作为社会革命的杠杆,把资源的支配权从私人手中转移到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体手中,从而使生产能够按照社会的需要来组织,而不是按照资本的增殖逻辑来组织。国家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政治革命所打开的那个“入口”的执行者,而不是一个取代社会的永久性支配者。
第三个层次是“全民参与生产与全民享有需要”。最后三条——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以逐步消灭城乡对立、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免费教育并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同时废除当时形式的儿童工厂劳动——把社会革命的目标进一步推向人的层面。张双利教授在讲授中引入了一个具有比较视野的案例:中国在1949年之后,怎样通过土地改革、就业组织和社会生产体系的建设,扩大劳动者参与生产的条件?这一比较所追问的,是现代化生产能否不再以“永远存在一支失业大军”为前提。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再生产相对过剩人口,并借此维持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使劳动岗位的稀缺性成为工人自我竞争的杠杆。社会革命要打断的,正是这个恶性循环:当所有人都被纳入社会生产体系,当生产以国家为主导、面向整个社会,劳动就不再是少数人通过对多数人的排斥来维持的特权,而成为普遍参与的活动;生产的目的也才可能真正返回到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课程还借中国与印度发展道路的差异,提出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有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形式,是否就已经完成“全民参与生产”的权利与条件的建构?中国以社会革命推进劳动参与的探索,又怎样把生产权利、教育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这个比较的意义不在于证明十项措施在当代仍然可以直接套用,而在于显示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限制私有财产,是为了使资源从私人的支配中松动出来;以国家为主导组织社会化生产,是为了使生产的方向转向社会需要;而生产的全民参与,则是使“社会需要”不再是抽象的观念,而成为所有人作为劳动者和享用者的真实关系。
三、共产主义的原则是自由
十项措施所展示的是社会革命的策略性方向,但它们仍然没有回答第二章最核心的问题:共产主义的规定性原则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在十项措施之后,以“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表述给出了回答。张双利教授在课程中把这个回答放在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中来定位:自由人的联合体所表达的自由是“普遍的理性的自由”,是每一个人在人与人的普遍共在关系中成为自我规定意义上的 free individual,而不是任意的、私人式的为所欲为。
这一自由概念的直接思想背景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所奠定的自由观。黑格尔把自由理解为意志在伦理生活中的自我规定:自由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伦理关系中获得现实性,并非脱离他人而存在的抽象独立性。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问题意识——自由必须在制度和社会关系中获得客观形态,而不是停留在内在的良知或形式的法律平等之中——但他同时指出,黑格尔的法哲学把国家当作伦理理念的最高实现,实际上是把现代国家神秘化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已经揭示出现代国家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政治形式,并非普遍自由的实现。因此,共产主义所要实现的自由,不能通过黑格尔式的“国家伦理”来安放;它必须通过取消阶级统治的实际存在条件,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从而不再以权力支配关系为内容。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对共产主义原则的规定性界定,并非对未来的乌托邦式描绘。它所界定的是:共产主义的原则是自由,但这里的自由是在取消私有财产的支配性地位之后,人和人之间自由共在关系的真实实现;资本主义所声称的那种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自由,在现实中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人对人的支配和奴役。张双利教授在课程中反复强调,以“自由人的联合体”概括《宣言》结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目标,正是因为马克思在绕过了“消灭私有财产”这个否定性表述之后,需要一个正面原则来标示共产主义的方向。这个原则不能被某一种所有制组织、分配方式或计划机制的名称所穷尽。资本转为社会成员的共同财产、劳动者共同掌握生产,是实现这种自由的物质条件;具体的公有制组织、分配方式和计划机制,则属于原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化形式。这些具体组织形式可能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自由人的联合体”所标示的原则,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一切具体制度设计中都不能放弃的规范性内核。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没有在第二章中为共产主义列出一份完整而普遍适用的制度清单。具体制度的充分展开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从而可以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最好地安放自由原则”提供经验材料。但在《宣言》写作的1848年,这个前提并不存在。因此,马克思在原则的层面上把共产主义规定为自由的具体实现,提出十项过渡措施,同时把具体制度形式的进一步探索留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把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草稿中的“principles of communism”同《宣言》的历史叙述相比较,从课程的原则与制度之分来看,可以提示读者避免一种印象,仿佛共产主义是一套可以从原则直接推演出来的制度蓝图。原则是自由的联合,但联合的具体形式——用什么样的 institution 来使 association of free individuals 得到安放——是一个历史性的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可以从原则中演绎出来的逻辑结论。1872年序言关于部分措施需要改写的判断,进一步表明这些形式须随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发展。
四、双重批判的视野与资本主义的“神曲”形象
第二章后半段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原则的论述,只有放回《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之中,才能获得完整的意义。张双利教授在课程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包含两个不同的逻辑层次:历史性批判与原则性批判(规范性批判)。
历史性批判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角,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出发,揭示其历史局限性。第一章所展示的,是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机制之间的冲突如何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而危机又如何把大量无产者甩出生产体系,使他们成为与体系处于否定关系之中的过剩人口。这一重批判所说明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根据,它所建立起来的那些“理性根据”在历史性的矛盾面前失去了效力;同时,它也无法自我维系,因为它的结构性矛盾必然周期性地释放出撕破体系的力量。
原则性批判则直接调用黑格尔的“自我否定”逻辑,揭示资本主义所声称的自由原则如何在私有财产机制的中介下走向自己的反面。资本主义把自由当作自己的原则,但它所实现的自由是以私有财产为条件的自由;当私有财产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支配性中介时,自由就转化为人对人的权力支配关系。在市民社会中,私有财产把人的需要和劳动转化为商品关系,使一个人只有通过占有物才能占有他人的活动;在家庭中,私有财产的逻辑渗透进最亲密的伦理关系,使其服从财产传递和阶级再生产的需要;在国家中,现代国家以普遍性的形式出现,但它的实际内容却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原则性批判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原则本身在私有财产的中介下必然走向自我否定;问题并不在“不够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因此不仅是经济危机,同时也是意义危机:它所承诺的自由无法在自身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兑现。
这两重批判合在一起,构成了课程对《宣言》的整体理解:资本主义既没有历史的根据,又无法在自身的结构性矛盾中维持下去;而它的原则——自由——虽然被它自己所否定,却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正是这个被否定的自由原则,构成了超越资本主义的规范性坐标。共产主义之所以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原则,正是因为共产主义所要做的,是把资本主义所声称却无法实现的自由原则,从私有财产的中介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内容。
张双利教授在课程结尾处引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经常使用的一个比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读,在结构上类似于但丁的《神曲》。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而这个世界的上方是天堂,下方是地狱。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和危机,使得撕破体系的各种运动不断出现;但这些运动本身并不自动通向“下一个美好的环节”,并不自动带出以自由为原则的共产主义。如果这些运动没有原则、没有根据、没有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它们所能够带来的就可能是毁灭,而不是解放。这个比喻的意义不在于把马克思打扮成一个文学性的道德主义者,而在于提醒读者:《宣言》所讲述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一个从危机到解放的自动机制。危机释放出撕破体系的可能性,但可能性的实现取决于革命主体是否能够在原则的高度上把握住自由,是否能够把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理解为安放这一原则的相互衔接的环节,而不是把革命本身当作目的。
因此,第二章后半段在整部《宣言》中的位置可以这样来理解:第一章从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出发,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和历史限度;第二章前半段以消灭私有财产为否定性入口,揭示出资本主义以私有财产为中介对自由原则的全面否定;第二章后半段则通过政治革命先行、社会革命跟上的结构,说明无产阶级如何以国家为杠杆对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彻底变革,并最终把共产主义的原则界定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原则不是十项措施所能穷尽的,也不是任何一套具体制度安排所能一次性实现的。它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一切历史条件下的规范性内核:取消阶级统治的实际存在条件,使人和人之间的自由共在关系不再被私有财产的权力关系所中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宣言》第二章中所做的,是在原则的高度上为无产阶级革命确定了方向,而非为未来社会绘制蓝图——一个以自由为名、却必须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具体展开中不断被重新安放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