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分歧,分析现代国家作为“新的中介”的抽象性、人权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及“实践的犹太教”所揭示的金钱统治。课程最后把两条线索汇合到社会解放,并把德国视为矛盾激化的地点。

政治解放人的解放现代国家人权实践的犹太教社会解放
巴黎圣莫尔街的街垒,1848 年六月起义时期的达盖尔银版照片。
巴黎圣莫尔街的街垒,1848 年六月起义时期的达盖尔银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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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François Thibault (1801–1871) ·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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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道路探索

一、问题的起点:黑格尔法哲学留下的“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题

要理解马克思在1843—1844年间所走的这一步,必须先回到黑格尔法哲学所留下的那个结构性问题。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把现代伦理生活把握为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三个环节的辩证展开。市民社会是特殊性的领域:个体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通过需要的体系和劳动分工彼此关联,但这种关联对他而言始终是外部的必然性,并未成为他自觉认同的普遍性。国家则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自由的现实化”,它高于市民社会,并把市民社会中分散的、盲目的特殊性提升到自觉的伦理整体之中。在黑格尔的框架里,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具有目的论上的优先地位:市民社会是有限性的领域,国家是它的真理和根据。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对这一等级关系提出根本性质疑。但质疑不等于替代。黑格尔留下的问题仍然硬邦邦地摆在那里: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国家果真能够作为普遍性的承担者统摄市民社会吗? 如果黑格尔的回答无效,马克思就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回答它。德法年鉴时期的两个文本——《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正是这一“必须回答”所留下的两条相互补充的线索。前者借北美某些政治制度为参照,考察相对充分发展的政教分离形式;后者以德国为背景,考察一个尚未完成现代政治建构、却已经被拖入现代世界矛盾之中的后发国家。两条线索合在一起,才足以支撑马克思后来那个决定性的转向:解决问题的真正着力点必须从政治国家转向市民社会。

二、鲍威尔的道路及其被马克思揭示的限度

《论犹太人问题》的直接写作背景是鲍威尔的两篇文章。鲍威尔在处理普鲁士犹太人问题时所走的是一条宗教批判—政治解放的道路。他在概念层面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犹太人和基督教国家都被各自的宗教束缚所限制,犹太人因为固守犹太教而不能达到现代公民所要求的自我意识高度,普鲁士国家则因为与基督教保持直接关联而不能成为真正理性的现代国家。由此,鲍威尔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激进的政治革命:国家必须彻底斩断与宗教的一切关联,取消宗教特权;一旦特权宗教不复存在,固守特权的犹太教信徒也将随之消失,犹太人问题便在政治解放的框架内获得解决。

马克思反对鲍威尔把放弃宗教当作犹太人获得平等公民权的条件。问题还在于,鲍威尔把政治解放当成了人的解放本身。马克思所做的第一个关键动作,是把经验参照系从普鲁士转移到法国,再转移到北美。马克思借托克维尔、博蒙等人关于北美的记述,考察某些州已较充分实现的政教分离:国家不再以特定宗教作为公民资格的前提,宗教成为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事务。这里比较的是政治形式,当时美国的奴隶制及对妇女等群体的政治排斥仍然存在。然而,北美的宗教并没有因此消亡,反而在政教分离的条件下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课程还借福音派运动的兴起来说明这一现象。这一事实直接瓦解了鲍威尔的推论:如果彻底的政治解放真的能够取消宗教,那么北美就不应当出现宗教的持续繁荣;但宗教的兴盛恰恰同这些较充分发展的现代政治形式并存。因此,政治解放并不消除宗教,它取消的是国家的宗教资格限制,使信仰成为私人权利。宗教的持续存在反过来暴露了现代国家自身的秘密:国家之所以能够“超越”宗教,是因为它用一种世俗的、政治的方式占据了宗教曾经占据的位置。

三、现代国家的抽象性:政治国家作为“新的中介”

马克思对现代国家的第一重规定是它的抽象性。这一规定必须借助宗教批判的语言才能被准确理解。在基督教世界中,信徒借助耶稣基督这个中介,从世俗的、分散的、充满差异的关联中被“抽拔”出来,被安放在一个以基督为中介的共同体之中。信徒在尘世中仍然是这一或那一身份的人,但在基督里,他获得了另一种“普遍”的成员资格。现代政治国家所做的事情在结构上是同构的:它借助政治国家这个新的中介,把个体从市民社会中抽拔出来,使他成为公民。在市民社会中,你是资本家或工人,是信徒或无神论者,是富有的或贫穷的;但在国家承认的公民资格之中,以普选权的平等形式为例,所有这些具体差异都被抽象地抹去了。你被承认为国家成员,被承认为普遍性领域中的一员。

然而,这种抽象在法律形式上撇开社会差别,却并不直接消除产生这些差别的财产与社会关系。政治解放扩大了权利与参与机会,是马克思明确肯定的重大进步;它的限度在于,这种进步尚不等于人的解放已经完成。正如以基督为中介的天国并不真实地消除尘世间的苦难,以政治国家为中介的政治生活也并不自动消除市民社会中的分离、对立和差异。国家可以在法律上从私有财产中抽象出来,可以从宗教差异中抽象出来,但市民社会中的人们依然被种族、性别、财产、信仰等等要素划分开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人过着双重的生活:在市民社会中,他以自己为目的、以他人为工具,把自身放大为绝对;在政治国家中,他又以为自己已经与这种生活“绝对分离”,站在普遍性的高度上过一种“共同体”的生活。这种双重性不止于外在的制度安排,它最终落实到每一个个体身上,成为自我割裂。

张双利教授在课堂上用了一个极为贴切的当代例子来说明这种自我异化的日常形式:一个大学生每天在经营自己的GPA,在“需要的体系”中谋划一条获得荣誉地位的道路;与此同时,他也会对教育体制、社会体制、国家体制进行各种批判分析,在其中充分显示自己“同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当中”。问题在于,后一个世界往往显得“没有前一个世界沉重”,稍不注意,人就被拖拽回前一个世界,永远沉沦在市民社会的经营之中。这个例子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把“双重生活”从抽象的人类学描述拉回到可经验的日常层面:那是一种每天都在发生的自我分裂。

四、现代国家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国家”

马克思对现代国家的第二重规定,看上去最为悖谬:真正达到了政教分离高度的现代民主制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国家。马克思所参照的北美政教分离形式,使国家不再以特定教会为公民资格的根据,因而在政治形式上是“世俗”的;但恰恰是这种国家,被马克思称为完成了的基督教国家。

这一判断严格地踩着黑格尔的步伐。黑格尔意义上的“下一个环节是上一个环节的真理”:现代国家作为超越了基督教的下一个环节,以政治的方式实现了内在于基督教环节之中的那个真理。基督教的真理是什么?马克思—黑格尔的回答是:人的自由,或者用马克思在这里的表述,人的主权。基督教以上帝的方式告诉人:人是自我规定的存在。现代国家则以政治的方式、以非宗教的方式把这一原则实现出来:人作为公民,是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是政治行动的规定者。就此而言,现代国家是基督教的真理的实现,是 actualization of the truth of Christianity。

但“实现”同时带来了一个结构性的要求。政治国家既然被认作是对基督教真理的实现,它就必须被认作具有相对于市民社会的优越性和目的性地位。正如当年的天国必须得到信徒的确认,现代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统治地位也必须得到公民的真实确认。问题在于,普通市民并不会像法哲学家那样把整个世界的复杂结构想明白;他凭什么承认那个看似遥远的、与他日常营生隔着一层的政治领域是“更根本”的领域?课程沿着马克思借助托克维尔和博蒙的记述所提出的问题进一步解释:这里实际承担着政治认同功能的,是公民宗教。北美的福音派运动当然维系着人与上帝的关系,但它的重要性并不在这里。它真正培育的,是一种超越性和普遍性的精神习惯:宗教只讲述超越人间差异的普遍之物,而正是这种对“抽象之物更重要”的承认,使信众反过来能够承认抽象国家的优先地位。宗教在市民社会中的繁荣,恰恰为现代国家的超越性地位提供了持续的政治情绪支撑。

五、现代国家目的性地位的张力:人权批判与实践的犹太教

现代国家能否长期守住这种相对于市民社会的目的性地位?课程给出的解释是否定的。这一解释分两步展开,分别联系《论犹太人问题》上篇的结尾和下篇。

上篇结尾的核心是人权。现代政治哲学告诉人们:国家以人的权利为根本目的,公民所组成的政治共同体以高于公民的人权为诉求。马克思逐一解析了自由、平等、安全、财产这几项基本人权的具体内涵。自由被规定为“做不损害他人之事的权利”,它的实际应用是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平等无非是这种自由的抽象平等,即每个人都同样被看作独立自在的单子;安全则是市民社会为维护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而提供的保障,是利己主义的保障。结论是清楚的:所谓人权,在其非政治的意义上,无非是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是脱离了共同体的利己个体的权利。以人权为目的的现代国家,倒过头来是以市民社会为目的的。这里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紧张:一方面,国家必须被公民认作高于市民社会、以普遍性为原则;另一方面,国家通过自己的法律和国家行为所实际服务的,恰恰是市民社会中私有财产的关系。国家越是认真地追求人权,它就越是彻底地把自己变成市民社会的工具。

课程把下篇的金钱批判进一步联系到这一紧张的历史趋势。以现代国家关于私有财产的法律关系为前提,市民社会一旦获得充分发展,其中所发生的就不止于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一种新型的、普遍的外部力量统治着所有人。马克思用实践的犹太教来命名这一力量:文章把它的世俗内容指认为做生意和金钱;这种用语沿用了把犹太人与商业、金钱相联系的历史成见,不能把它当作民族或宗教本性的描述。这里的金钱批判可与后来的货币拜物教问题相联系,但两套分析还不能直接等同。货币作为普遍的中介,把市民社会中彼此分离的个体行动关联在一起,但它作为一种外部的东西支配着每一个人。人并未把某一尊偶像当作崇拜对象;真正被奉为神圣的,是那个把所有人卷入其中的普遍中介本身。

课程沿着这一判断,进一步推演现代国家与宗教关系的变化。实践的犹太教成为市民社会的真精神,意味着可见的上帝(货币)取代了抽象的上帝。支撑现代国家之超越性认同的那种抽象宗教精神,在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中日趋衰落。一旦那种政治意识或“公民宗教精神”衰落,国家便丧失了相对于市民社会的目的性地位,跌落为黑格尔意义上的外部国家:它失去了统摄市民社会的伦理整体地位,退化为市民社会内部的一个环节、一个维系市民社会自身运转的工具。这里所谓“犹太教战胜基督教”,是课程对上述结构的概括。这里的“战胜”并不指历史上的一神教战胜新教;它说的是市民社会倒过头来吞噬现代国家。政治解放不仅是有局限的,它甚至未必能守住自己所完成的解放。

六、两条线索的交汇:从“人的解放”到“社会解放”

至此,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对鲍威尔道路的彻底重估。犹太人能否获得平等权利,不能以其宗教信仰为资格条件;而要追问更彻底的解放,就要看到现代国家的内在限度。政治解放能够取消国家的宗教资格限制,却并不自动消除宗教的社会根源,也不能仅凭公民平等消除市民社会中的金钱支配。解决问题的道路因此必须是超越政治解放的。

在《论犹太人问题》上篇和下篇的结尾,马克思以略有不同的措辞提示了这条新道路。上篇的重心落在人的解放(human emancipation) 上:现实个人要把自己的社会力量重新组织起来,不再把它同自身分离为政治力量。课程把这一要求理解为彻底解决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使在市民社会中实际行动着的个体,能够经由自己具有社会规定性的活动,直接成为具有类的高度的社会存在,而不需要首先作为一个有选举权的公民才体会到自己是普遍性的存在。下篇的重心则落在社会解放(social emancipation) 上:市民社会必须从那种外部的、异己的力量的掌控中挣脱出来,从实践的犹太教、从以货币为表达形态的外部力量的支配中解放出来,成为人的社会(human society)。

这两个表述的侧重点不同,但指向同一个结构性判断。如果政治解放仍未改变市民社会中的分离关系,而人在这些关系中又陷入一种新版本的异化,那么解放的着力点就必须进一步落在社会领域本身:与其去建构一个更高的政治国家来“引领”社会,不如在社会内部进行结构性的变革,取消使市民社会陷入这种存在状况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就是私有财产制度。人在市民社会中之所以成为拜物教徒,之所以成为普遍力量的玩物,是因为他的生命状态是与他人彻底分离的,只能借助一个外部的抽象之物与他人发生关系。取消私有财产制度,从而取消这种生存境况的前提,就是课程所强调的、超越政治解放的人的解放的现实内涵;这种深化并不要求放弃已经争得的政治权利。

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与黑格尔法哲学之间发生了决定性的重心转移。黑格尔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更重国家,马克思则更重社会。用“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这样的标签来打发它,未免过于简单;它实际关涉的是对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之间结构性关系的两种不同断定。黑格尔相信国家能够把市民社会的特殊性提升到普遍性之中;马克思则断定,现代国家本身的普遍性只是抽象的、中介性的,它仅凭政治形式还不能克服市民社会中的财产差别和社会分离,反而会以保障私有财产的方式服务于这些现实关系。一旦哲学的重心从国家转移到市民社会,接下来的任务便从法哲学意义上的国家批判,转为市民社会批判,后来展开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七、德国作为“矛盾的激化点”:无产阶级革命的显现

如果《论犹太人问题》提供的是“纯粹版本”中的结构性诊断,那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提供的则是这一诊断在后发国家中的极端化显现。德国在当时并没有一个像北美那样完成了政治解放的现代国家,但它已经被硬生生地拖入现代世界之中。马克思的论证包含两个层次:德国所遭遇的已经是现代的难题,并非前现代的问题;而对现代难题的真正体验,恰恰可能在后发国家中首先达到。

这里需要对“落后”做一个辩证的理解。马克思终其一生观看现代世界时有两重眼光。第一重眼光看向资本主义或现代政治最完善的地方:1843—1844年,他把北美某些州作为现代政治形式较充分发展的参照;写作《资本论》时,他把英国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完备的地方。只有在最完备的地方,才能看清逻辑的典型展开。第二重眼光则看向矛盾层层叠加的地方:最完备的地方未必是解决问题道路最初显露的地方,恰恰相反,所有矛盾以最尖锐、最触目的方式叠加在一起的地方,才可能是新道路最先绽出的场所。当时的德国就是这样一个场所。德国没有完成政治解放,但它所经验的绝非前现代的田园牧歌;那是现代国家抽象性与市民社会利己性之间那种尚未被政治解放所掩盖的、赤裸裸的撕裂。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核心概念从《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类存在”“人的解放”进一步推进到无产阶级。在《论犹太人问题》的框架中,人还基本上在“自私自利的个体—一心为公的公民—达到类的高度的人”这一现代政治哲学的三元结构中移动;阶级、无产阶级这些概念尚未成为主导。到了《导言》,问题变成了:谁来担当超越政治解放的革命?马克思的回答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担当这一革命,并不取决于某种道德上的优先性:它在现代社会中承受的压迫不能仅靠取得某种特殊等级权利来解除,因而被表述为“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来行动。用《导言》中那个著名的比喻来说:“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哲学提供批判的自觉,无产阶级提供物质的力量;两者互为武器,才使超越政治解放的解放成为现实的可能。

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进一步讨论俄国农村公社土地共有制能否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他们给出的判断附有具体条件:如果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二者相互补充,现存土地公有制就可能成为这一发展的起点。课程把它同第二重眼光联系起来:新的道路未必最先显露于最完备的现代国家,但对不同社会条件及国际革命的联系必须作具体分析。

八、结语:一条尚未完成的道路的起点

把《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合在一起看,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所完成的事情可以概括为一个双重位移。第一重位移是问题域的位移:犹太人问题的症结从宗教转移到现代国家的内在缺陷;政治解放也失去了“解放之完成”的地位,显露出有限的中介性解放的性质。第二重位移是着力点的位移:解决问题的重心从政治国家转向市民社会,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解放,从对国家形式的重新设计转向对私有财产制度这一市民社会前提的结构性变革。

这一位移之所以只能算“道路的探索”,算不得“体系的完成”,在于它仍然携带着尚未展开的张力。“人的解放”所要求的类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统一,究竟如何在废除私有财产之后被组织起来?无产阶级作为革命担当者的结构性条件,如何与市民社会内部的分化具体地联系起来?这些问题在德法年鉴的文本中只是被提出,而没有被解决。但恰恰是这种“提出”构成了马克思后来全部工作的起点:市民社会批判将展开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解放将展开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而超越政治解放则始终是衡量一切解放政治之彻底性的尺度。在这个意义上,张双利教授所强调的那句话——解决问题的道路一定必须是超越了政治解放的——并不限于对马克思早期文本的一个判断;它贯穿马克思此后全部思想工作,构成其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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