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革命造成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出发,梳理马克思对黑格尔概念推演的宏观批判,再进入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考察君主、官僚队伍与等级会议能否承担普遍性,为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问题作铺垫。
张双利教授在进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之前,先做了一个定位:这部写于1843年、生前未公开发表的手稿,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国家学说展开了逐节评注。理解这部著作,需要同时抓住两个层次:宏观上,马克思要判定黑格尔解决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那条“基本道路”是否成立;微观上,他要逐一拆解支撑黑格尔国家普遍性高度的三个环节——王权、行政权、立法权。这两个层次共同围绕一个问题: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对立,究竟能不能在黑格尔的体系内部被真实地克服。
一、宏观判断:政治革命所开出的分离,以及黑格尔的“解决”何以失败
1. 现代世界的基本事实: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
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把握,首先是从政治革命入手的。他把法国大革命所开出的新世界作为理解现代社会的起点,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政体和统治者变化背后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上。在欧洲中世纪的等级秩序中,等级区分直接具有政治意义:一个人属于哪个等级,同时就决定了他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政治革命取消了这种等级身份与政治地位的直接同一,把政治生活集中到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国家领域之中,确立个人以平等公民身份参与政治的原则。
这一判断在黑格尔那里已经以哲学的方式被把握到了。黑格尔明确把市民社会称作“现代世界的伟大成就”,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站在黑格尔的肩膀上,但他要强调的是:政治革命所开出的,不仅是市民社会的独立,同时还有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硬生生的分离和对立。在国家这一端,是抽象的普遍性;在市民社会这一端,是追逐自身目的的特殊个体。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当然知道必须顾及他人和外部规则,但他对这种普遍性的承认,始终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绕不开的外部必然性来对待,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自己的特殊利益。
由此就产生了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核心问题意识:和国家相互分离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能够被再度建构起来? 黑格尔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且试图以国家来统摄和引领市民社会,但马克思要追问的是:黑格尔真的解决了这个分离吗?如果一种国家不能真实地支撑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就会陷入《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所目睹的那些触目惊心的社会难题之中。
2. 黑格尔的三段论:一条“虚假的道路”
黑格尔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一个三段论式的结构:国家是唯一的根据和前提;以国家为基础,家庭和市民社会得到充分发展;市民社会中的个体通过教养上升至普遍性的高度,反过来把国家认作自己的自觉目的,从而完成从市民社会向国家的必然过渡。在这一推演中,国家的概念取得了主体的位置,经验中的个人被纳入概念自身的运动。
马克思对这一道路的判定,使用了一个明确的表述:黑格尔在这里陷入了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这一判断需要被准确地理解,而不能仅仅停留为一个标签。所谓“逻辑的泛神论”,指的是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现实关系当作“现象”,归结为背后的逻辑概念的产物。概念被确立为独立的主体,而现实的人与制度反倒成了概念的谓语;现实中的分离和对立,也就在概念自身的“自我运动”中被回避了。
这一批判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展开。第一个方向是从国家到家庭和市民社会的“下落”: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说成是精神自身分化出的有限性领域,这样一来,现实中那些通过情况、任意和个人选择所形成的关系,就统统变成了“观念在幕后进行中介”的产物。第二个方向是从市民社会向国家的“上升”:黑格尔把这个真实的过渡问题,转换为从必然性向自由的过渡——个体在外部的普遍规则面前所感到的强制,被说成是最终会被认出为自身目的的东西,于是“过渡”就完成了。
马克思的批判力量在于他指出:如果认真地面对市民社会中活生生的个体,这个“上升”的箭头就是走不通的。一个理性清醒的现代个体,可以承认外部普遍规则是不可绕开的外部普遍性,但他之所以承认它,仍然是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他停留在特殊性的高度,根本没有真正上升到把普遍共同体认作自身更高目的的高度。黑格尔要用政治情绪或爱国心来填补这个缺口,但当马克思追问爱国心在现实机制中何以养成时,黑格尔除了再次求诸概念的必然性之外,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说明。正是在这个“虚弱的过渡”上,马克思抓住了黑格尔体系的要害:黑格尔请出了生活背后的“大写的概念”,用概念的游戏回避了现实生活中的难题。
这里还需要区分马克思的批判与“黑格尔主张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反过来主张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简单的颠倒。马克思充分承认黑格尔的深刻之处:黑格尔正确地把握住了现代世界的最根本问题——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对立,并且意识到这种对立必须被克服,否则市民社会无法自我维系。马克思的批判针对的是:黑格尔在承认问题之后,退回到概念的王国中,用概念的自我运动来取消问题的现实性。这一“退回”的后果,只有在下述微观批判中才会完全显露出来。
二、微观批判:三个环节为什么守不住普遍性
黑格尔国家哲学的三个环节——王权、行政权、立法权——在概念上对应的是单一性、特殊性、普遍性的结构。王权是意志的最后决断,是单一性的环节;行政权使各个特殊领域从属于普遍物,是特殊性的环节;立法权规定和确立普遍物,是普遍性的环节。黑格尔认为,这三个环节合在一起,使国家成为一个能够真实地作出决断、实施管理、开展立法的伦理机体,从而能够对市民社会发挥统摄和引领的作用。
马克思沿着同一个问题展开批判:这三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真的能够在现实机制中完成从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过渡吗? 他逐一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而这三个否定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对黑格尔国家哲学之实践意义的系统批判。
1. 王权:现代成就与异化的双重规定
黑格尔把君主立宪制视为现代国家的最高成就,认为君主作为人格化的最后决断环节,使国家获得了现实的存在。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首先承认的是:抽象政治国家是现代的成就。无论是北美的共和制还是普鲁士的君主制,在马克思的比较中,都可以表现为与社会内容相分离的抽象国家形式。马克思并不因为黑格尔主张君主制就简单地指认其“倒退”。
但正是在这个“现代的成就”中,马克思看到了现代国家的内在缺陷。政治革命是人做出的行动,人通过这一行动造出了一个抽象的国家;然而这个由人造出的抽象之物,反过来被赋予了最高的地位,被确认为一切权利的掌管者,并以君主立宪制的形式取得了统治市民社会的权力。这就是世俗版本的异化:与人用自己的意识造出上帝、再让上帝成为自己行动的唯一规定者,在结构上是完全同构的。君主立宪制并没有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它恰恰以最生动的方式把这种分离固定下来:一个抽象的特殊性(君主的肉身)被安放在普遍性的位置上,行使着对市民社会的统治。
2. 行政权:封闭的官僚队伍与“形式主义的国家”
行政权在黑格尔体系中承担着中介的功能:一个专业的、有教养的官僚队伍站在普遍性的高度,处理市民社会中的各种纷争,从而在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建立桥梁。这一构想背后有一个关键预设:市民社会中会长出一个“普遍等级”,即那些以普遍性本身为关注重心的官僚阶层。
马克思根本不承认这个预设。他从政治革命的视角出发,强调政治革命取消了市民社会等级直接具有的政治意义,因此质疑黑格尔如何借助市民社会内部的等级划分来重建政治中介。退一步说,即使按照黑格尔自己的描述来看,这个所谓的“普遍等级”也是自相矛盾的:等级概念本身意味着特殊性,一个普遍的等级在概念上就是不可能的。在马克思的批判中,官僚队伍以一个封闭的、排他的行会的方式占有普遍性事务。
由此产生了马克思对行政权批判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
第一,官僚队伍垄断了普遍性事务,恰恰阻断了特殊性通往普遍性的道路。 如果你不属于这个封闭的队伍,普遍性就与你无关;工商等级中的人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谋求成功,但那条通向普遍性的通道已经被官僚阶层独占。行政权的这种组织方式,实际再度阻断了特殊性与普遍性和解的可能。
第二,官僚队伍的实际工作方式是权威的家长制,是对上服从。 在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内部,每个官僚的关注都被引向如何在等级序列中谋得更好的位置。马克思由此追问官僚制的结构:官僚制使个人的真实关注落在等级位置之上,公共事务的内容因而让位于升迁和服从。
第三,当普遍性事务被官僚队伍接管,而责任机制又是下级服从上级时,普遍性本身就被悬空了。 上级把对具体事务的理解交给下级,下级又把对普遍事务的理解寄托于上级。这种相互依赖使各级的知识缺陷得到掩盖,对公共事务内容的责任也随之落空。马克思把官僚制的实质界定为 “作为形式主义的国家” :它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看似有对事务的科学而高效的处理,但这些处理并不触及内容本身。官僚制可以运转得很“规范”,但它的规范恰恰是以掏空公共内容为代价的。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权根本没有能力完成黑格尔交给它的中介任务。
3. 立法权:向“前现代”的倒退
立法权在黑格尔那里本应是普遍意志得以确立的环节,但它的实际构架暴露了问题。黑格尔把王权、行政权和等级要素都纳入立法权:君主承担最后决断,行政权提供对具体事务和整体需要的了解,等级会议则承担市民社会参与的环节。等级会议分为两院——上院由土地贵族构成,下院由市民社会的团体、同业公会和市镇等选派代表。这个机制的目的是让普遍意志获得人民的认同,让人民“明白”它是为了人民的。
马克思的批判直接指向这一机制的倒退性质。坚守土地贵族和上院制,意味着保留长子继承制,而长子继承制恰恰违背了现代私有财产的原则——这种地产受到不可让渡和世袭继承的约束,被固定在家族与土地的联系之中。因此,上院制所维系的,是一种前现代的等级原则,它放弃了现代版本的主观自由。下院的团体选派制同样成问题:它使工商等级中的各个同业公会再度获得了政治意义,而政治革命的原则恰恰是取消市民社会等级的政治意义。让同业公会以界别身份进入立法权,就是把已经退场的等级政治重新请回来。于是,在课程的分析中,黑格尔为君主立宪制的普遍意志寻求认同所采用的制度,表现为向前现代各种机制的倒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批判与“老年黑格尔为普鲁士制度作辩护”的流行判断形成了呼应,但马克思的论证比这一判断更为内在:他的立法权设计在结构上无法承担他所许诺的普遍性;这一制度分析也使“保守”的判断获得了具体内容。
三、结论:提出了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
把三个环节合在一起,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总判断就可以被准确地表述出来: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真实地解决问题。它所提出的问题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对立;它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一个由概念的运动所支撑的三段论,而这个三段论在每一个现实的制度环节上都暴露为无效。王权把抽象的特殊性置于统治地位,行政权以形式主义悬空了普遍性,立法权则以等级会议和团体选派制向现代政治的原则倒退。
这一结论同时构成了马克思自己下一步工作的起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处理?现实中的各个国家内部,这种关系又会走向何种局面?这些都不是黑格尔法哲学能够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完成的,是对黑格尔国家哲学之实践意义的揭示:一种在概念上似乎解决了对立的国家理论,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不但没有解决对立,甚至连现代政治的基本高度都难以守住。而这一揭示,也为后来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区分,准备了理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