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回到黑格尔的问题:现代世界如何成为自由原则的实现。课程区分抽象自由、反思自由与社会自由三个维度,再进入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三个伦理环节,说明国家为何被设想为包容特殊性的具体普遍性,也为马克思后来的颠倒埋下问题。

自由的概念抽象自由反思自由社会自由伦理生活具体普遍性
G. W. F. 黑格尔肖像
G. W. F. 黑格尔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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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kob Schlesinger (1792–1855) ·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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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前史与思想交锋

导言:为什么要回到黑格尔的法哲学?

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历程中,1843年写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处于枢纽位置。要真正读懂这部著作,不能把它简化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马克思与黑格尔交锋的根本动力,来自对现实问题的困惑。推动马克思写下这些文字的,并非纯粹的学院式理论推演。他作为《莱茵报》主编时,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无法用既有理论解释的“物质利益的难题”,这才是批判的直接起因。面对这一困境,马克思意识到,以黑格尔法哲学为代表的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的宏大理论,其实无力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尤其是贫困问题。

因此,为了弄懂马克思的批判究竟抓住了什么,我们必须首先回到黑格尔的图景之中。黑格尔的法哲学试图回答一个宏大而核心的问题:现代世界如何能够真正成为自由原则的实现? 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依赖于对“自由”概念的深刻重构,更依赖于一套精密的现代伦理生活(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内部结构。只有先理清黑格尔如何通过这套结构安放自由,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后来为何要对其展开猛烈的批判。

一、马克思与黑格尔法哲学的搏斗:现实困惑与理论转向

(一)搏斗的起点:物质利益的难题与《莱茵报》时期的困惑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期,特别是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其基本立场是追求现代民主政治的。他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激烈抗议,体现的是对现代政治条件下每一个人自由权利(尤其是政治自由权利)的诉求。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和当时的许多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一样,相信通过理性的现代国家机制,能够保障社会的自由与正义。

然而,现实的残酷打破了这种理论上的幻想。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发现了一个要害的矛盾:即便是建立了现代版本的政治制度,这种国家依然没有办法把整个社会彻底接住。现代国家作为一种“理性国家”,本应能够包容和吸纳来自社会当中的所有难解问题,但现实却是,穷人所遭受的真实苦难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因为“理性的机制”(如土地的私有化)在现代生活中的不断安放,被逼到了更加恶劣的境地。

马克思由此遭遇了物质利益的难题。他发现,那些用理性的概念和机制去言说“什么是可被允许的”的讨论,根本不能解决社会底层真实的生存危机。这迫使马克思开始质疑自己原本坚守的民主政治立场:这种抽象的、纯粹的政治国家,究竟能否真正解决现代世界极端的社会问题?

(二)理论对手的选定:为什么要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法哲学是关于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最完美的理论形态”。按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提供的图景:在市民社会中,虽然会释放出个人的自由权利,展开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关系,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社会难题和贫困现象;黑格尔试图用更完整的伦理制度回应这些问题,但在第243—245节仍明确承认财富积累与贫困并存,以及市民社会仅凭自身资源不能防止贫困和贱民产生的难题。因为市民社会不是现代世界的全部,在市民社会之上,还有一个高于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进行统领和引领的现代国家。作为普遍理性的现实,现代国家在这套构想中应当统合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但这种构想并不意味着贫困已经获得妥善解决。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理论看上去比法国和美国的现代国家理论更有能力解决社会内部的问题,可即便如此,它也无法支撑起一个能够解决物质利益难题的理性国家。因此,马克思必须直面黑格尔:他为什么仍把国家规定为市民社会的真理?理论的虚弱和错误究竟在哪里?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实现了从“国家是市民社会的真理”到“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理”的根本颠倒。但在这个颠倒之前,我们必须先进入黑格尔的宏大图景。

二、黑格尔法哲学的核心判断:自由的理念与古希腊难题的解决

(一)根本判断:现代世界是自由原则的实现

要理解黑格尔的法哲学,首先必须把握他的一个根本性判断:现代世界,或者说现代条件下的生活,是自由原则的实现。 在《法哲学原理》中,统领一切的是“自由的理念”(the idea of freedom)。

所谓的“理念”,落实下来就是概念与实践、原则与实存的统一,与虚无缥缈的抽象概念相去甚远。在黑格尔看来,现代生活的根据不仅仅是自由的原则,而且这个原则在现代化条件的机制中介下(如市场、外部司法制度、国家等),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因此,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讲“自由的理念”如何实存。

(二)现实内涵:从古希腊以来的未解难题在当下得到和解

“自由的理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现实内涵在于,它解决了从古希腊以来一直困扰着人类的一个根本性难题:伦理共同体的生活与个人主观自由之间的极端紧张关系。

在古希腊时期,一方面存在着直接的、自然的伦理共同体(人们长在一起,背后有守护共同体的神和原则);另一方面,正在觉醒的个人的反思意识开始发问:“我的日子为什么要这样过?为什么这样做算勇敢、那样算诚实?”面对这种主观自由的觉醒,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动用各种机制去守护伦理生活,从而排斥主观自由。黑格尔断定,柏拉图没有能力回应这个难题,因为他只守住了伦理共同体这一端。

到了现代,黑格尔认为,我们终于看到了让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的道路。现代版本的生活确实找到了一条可靠的道路,让我们可以既有伦理共同体的生活,同时也拥有对自己主观自由的绝对确认。

这里的关键在于:任何一种外在的权威,如果不能被我自己的理性想透、不能被我真正接受,它在我这里就不足以成为真正的命令。现代世界之所以是自由的理念,正是因为它实现了主观自由与伦理实体的和解。现代伦理生活依然守护着共同体和成员的普遍生活,但每一个成员对共同体的认同,其根据已经不在外在强制那里。它由自己的主观自由来终结、来确认。

三、黑格尔对“自由”概念的三重解析

既然现代生活的原则是自由,那么黑格尔语境中的“自由”究竟指什么?为什么这种自由能够与伦理生活相容,而不致彼此扼杀?黑格尔对自由的理解,是对近代哲学(特别是卢梭与康德)的总结与超越。课程借三个维度的叠加来解释这种自由,如同同心圆一般,后一个维度包容并限定了前一个维度。“抽象自由、反思自由、社会自由”是这里的阅读安排;原书以“抽象法、道德、伦理”展开,不能把两套术语简单一一对应。

(一)第一维度:抽象自由(Abstract Freedom)及其困境

第一重维度是我们最容易理解的抽象自由。这是一种硬生生排除外部权威和外部干涉的自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生而自由”的自由。它的核心在于:我不受他人的强制,我不做别人的奴隶。

然而,这种抽象自由本身也带着困境。当你排除了外部的干涉之后,你所追求的东西就一定有根据吗?当你摆脱了他人的统治,你完全可能沦为最原初的自然欲望的奴隶。正如卢梭早已预见到的那样,如果自由仅仅是排除外力,人依然没有办法在没有上帝引领的条件下自己引领自己,反而可能变成另一种力量的俘虏。

从课堂例子理解这个问题 教授用一个日常例子来说明这种“抽象自由”:在独生子女时代,孩子与家长讨价还价时,往往就停留在抽象自由的层面上。当家长要求孩子去做某件事时,孩子的反应是:“凭什么我要干?如果是你叫我干的,恰好又是我当下不想干的(与我的任性和特殊欲望不符),那么你再大的道理对我来说都是nothing(无)。”这就把自由彻底锁定在了个人的任意性之上。

(二)第二维度:反思自由(Reflective Freedom)——道德立场与自我立法

为了克服抽象自由的困境,自由必须上升到第二个环节:反思意义上的自由。从卢梭到康德,近代哲学的重大进展在于指出:自由并不等于任意;它要求对自己的任意作出反思性的超越。

所谓自由,在于自我规定(self-determination)。人要能够从自己现有的特殊欲望和独特倾向中抽身而退,站在一个排除了各种特殊欲望的普遍性高度,来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规定。这就意味着,人为自己立法。没有任何虚幻的上帝来规定你,人凭借自己的理性,在引领自己的同时与他人共在。这是极致的理性自由。

然而,黑格尔并没有停留在康德式的道德立场上。他指出,这种“反思的自由”虽然让人学会了道德的思考(即站在道德的观点上),但它往往停留于和外部现实生活之间的简单对立。

从课堂例子理解这个问题 教授生动地描绘了这种道德立场的局限性,即“青春期的叛逆”。处于这个阶段的个体,往往觉得周围的父母和师长被世俗生活败坏了,觉得他们遵循的显性或隐性规则没有足够的理性根据。个体诉诸于普遍的理性要求,对这一切进行瓦解,觉得自己站在了一个纯洁、高尚、超越特殊利益的道德高地上。但这往往是一种极致的主观主义立场。这种立场虽然把主观理性放大到了极致,却是空洞无物的。它虽然敢于否定,却不懂得它所生活的世界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因而无法回应“生活还要继续、你还必须与他人有章有法地活在一起”这一现实难题。当个体从15岁的青春期走向40岁,他必须从悬空的道德王国沉入到现实生活领域。这种下降谈不上沉沦;它让理性的规定获得客观的内容。

(三)第三维度:社会自由(Social Freedom)——自由的真正落地

为了超越主观主义的道德立场,黑格尔提出了自由的第三重境界:社会自由。

这里没有要求人像上帝一样从无到有地创造生活道理;关键在于,人真真实实地生活在人群关系当中。在既定的伦理共同体中,通过对外部生活的具体内容进行反思和考量,个体逐渐把握住:既定的行为规范是有道理的,它们固然是外部世界对人的强加,同时也是我自己真正要干的。只有到了这个境界,才叫作真正的 self-determination(自我规定)。

课程再用“人的自由行动”(free human action)来说明这个过程。对应的原书导论第5—7节讨论自由意志的普遍性、特殊化与两者统一的个别性,下面是帮助理解的行动例子:

  1. 抽象(Abstraction): 我之为我,不在于我当下的既定状态;我能从中抽身,那个“我”才是我。
  2. 规定(Determination): 我通过行动,让那个抽象的我获得现实的规定性。没有行动,就只有事件(event),而没有行动(action)。比如,雨落在头上是event,而我自己把雨伞扔在地上,则是我发出的action。
  3. 自我规定(Self-determination): 在人与他人、世界的关系中实际展开行动,并深刻认同这个行动就是我要的行动。

社会自由的本质在于,自由需要具体的实体性内容,需要各种社会领域和社会机制(如市场、国家等)的中介与支撑。这些支撑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找不到。它们是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中,通过人们不断试错、实验,慢慢定型下来的。这正是黑格尔法哲学所要讲述的现代伦理生活的核心。

四、现代伦理生活的内部结构: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

“自由的理念”不能停留在空中,它必须得到安放。黑格尔认为,现代伦理生活的内部结构,是由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三大领域构成的。这三大领域相互交错的机制,支撑起现代伦理生活。要理解这一结构,我们必须引入**“普遍性的概念”(concept of universality)**。普遍性意味着伦理生活背后的根据是我们大家“长在一起”,是共同体的共同源头。这个普遍性概念在逻辑上必然包含三个环节,这三大领域正是这三个环节的现实展现。

(一)家庭:直接的普遍性与爱的原则

三环节的第一个环节是直接的普遍性,即未经反思的原则冲击和中介的普遍性。这是我们在家庭中能够真实实现的。

家庭归根结底是一个直接的、自然的伦理共同体(immediate natural ethical community)。在中国人的经验中,由于我们尚未完全经历现代核心家庭解体的强烈冲击,加上独生子女家庭的独特架构,我们往往能很好理解这一点:家庭之所以为家庭,在于所有人都长在一起,而且是靠未达到反思高度的情感,直接确认你和别人长在一起。

家庭的直接伦理原则是情感,是爱,但并不排斥自由同意和反思性的理性。 如果在家庭里,把所有的东西都只当作独立个体之间的利益进行掂量、计算,那么“家之为家”的东西就结束了。《法哲学原理》第162节也以双方的自由同意说明婚姻的客观起点。在家庭中,夫妻之间并不构成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对立关系;他们属于家庭这个独立的人格化整体,是其中的成员。在家里,基于自然(by nature),人分为父母、子女、男、女、老、少,这不是人造的,但自然条件给出的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现代家庭变得空前困难,原因在于现代家庭的前身是长在市民社会当中的独立个体。从结构上看,新的个体必须先进入市民社会的反思环节(成为独立个体),然后再通过结成家庭,硬生生地与他人长在一起,变成一种非反思的直接伦理共同体。这就需要极高的智慧:你如何能够顺其自然(by nature),非反思地确认“如此这般的家,就是我的家”。这使得现代家庭内部充满了张力。

(二)市民社会:特殊性的释放与外在的普遍性

第二环节是普遍性必须经历的反思环节,即特殊性的环节。普遍性必须把蕴含在其中的对立两极(即人的差异)释放出来,让每个人的差异得到存在。这是在社会行动的领域即市民社会中实现的。

在市民社会中,你跟他人是否长在一起,并不是最要紧的事。真正要紧的是活出自己(特殊性)。市民社会所要承认的,是你在人群关系中能够被他人确认为是你;至于共同体的一个零件,则不在承认之列。

然而,市民社会内部同样充满张力: 一方面,人被外部的某种普遍性力量(如市场、外部的司法制度、福利国家等)连在一起,否则生活无法继续。人必须学会用“他者的眼光”看自己,想方设法让自己被外部的普遍性力量(市场法则)所接纳。 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作为市民社会,在于它允许你的特殊性得到极度的释放。因此,你又要彻底把自己从他者的眼光中解脱出来,活出自己的个性。

这就导致在市民社会中,人人都想成为和别人不一样的人,人人都在压力之下追求卓越,以便反过来辨认出自己与他者的不同。所有这些都是市民社会的表现。黑格尔把司法、公共管理和同业公会纳入市民社会,正是要说明这些关系如何借助制度而维系。但国家的立法权和政治组织在国家篇另有规定,不能一并归入市民社会;上面所用的“福利国家”也只是后世的比较。

但从概念的角度看,市民社会释放的特殊性,仍然隐含在必然性的概念内部,它需要被超越。

(三)现代国家:包容特殊性的具体的普遍性

第三个环节最为困难,它是能够包容特殊性的普遍性;支撑市民社会发展、对其进行统一干预和引领的领域,就是现代国家。

市民社会释放了特殊性,但这个特殊性不能任其脱缰,它必须被作为一个环节,安放在支撑共同体生活的更高领域中。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到了现代版本,必然是理性国家。这里的“理性”,正是从经历特殊性的反思冲击中升华而来的;它超越了特殊性,同时又允许每一个人站在特殊性的高度对其进行质疑。

国家是统领所有各个领域的根据、源头和目的地。国家作为普遍的理念本身,将简单普遍性(家庭)和简单特殊性(市民社会)释放出来,让它们得到发展并对其进行限定。最终,国家作为超越并包容了前两个环节的“更高的真理”,支撑着前两个环节的健康发展。

五、结语:从黑格尔的完美图景到马克思的现实批判

黑格尔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宏大而精密的现代伦理生活画面:个体生活在市民社会中,释放自己的特殊性,践行着抽象自由;同时,个体又对环境进行艰难的反思,逐渐认同由国家所支撑的整个现代社会;在这一构想中,一旦个体上升到共同体成员的高度,在行动中践行了社会自由的原则,他便摆脱了自私自利的市民身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自由人。

黑格尔试图在理论上对现实条件下的“最好状态的现代国家”进行最纯粹的概念把握,滤去现实中的种种缺陷,辨出其内在框架。这幅画面无比复杂,甚至比现实存在的现代国家更加精致。

然而,正如本讲开篇所揭示的,马克思之所以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与黑格尔搏斗,正是因为这种理论上的“完美”在现实物质利益的难题面前显得虚弱。即便现代国家试图借助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这条逻辑链条安放自由,它仍面临原书已经承认的难题:为什么财富增长会同社会底层的贫困并存?马克思接下来的批判,正是要击碎黑格尔这种将国家视为普遍理性化身的幻觉,将理论的重心重新拉回到现实的市民社会与物质生产关系之中。这便是下一讲要深入探讨的核心内容。

原典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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