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原文
复旦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记7
葛兰西与实践哲学
从哲学批判到绝对历史主义
在对葛兰西思想的整体把握中,已经依次走过了他的知识分子理论、市民社会理论以及霸权理论。这三重维度其实共同指向一个核心任务: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被统治阶级如何才能积聚起颠覆旧秩序、创建新国家所需要的那种总体性力量?葛兰西的回答是,这种力量不可能仅仅来自经济地位的自发反映,也不可能仅仅依赖暴力机器的单纯夺取,它必须经历一场漫长而艰巨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阶级意识的锻造、集体意志的凝结、普遍性话语的建构,全都需要一块不可动摇的基石——那就是一种能够彻底理解当下历史处境、能够为新的生活方式提供根本理由的哲学。
因此,葛兰西思想旅程的终点,落在了实践哲学之上。“实践哲学”这一名称并非仅仅是为应对监狱审查和理论策略而采用的马克思主义别称,它更标示着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葛兰西要做的事情是在革命政治的迫切需要中,重提“哲学为何重要”这一根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厘定哲学与现实、哲学与政治、哲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他把这场哲学革命称为“实践哲学的复兴”,而它的最终形态,被他概括为一种“彻底的历史主义”。
理解这套论述最便捷的入口是葛兰西与他的同时代人卡尔·科尔施之间的问题共鸣。两人在同一个历史关节点上,以各自的方式追问:当革命已经作为现实任务提上日程,工人运动却缺乏与之匹配的精神准备和理论自觉时,哲学的缺席意味着什么?科尔施的核心追问可以概括为“革命中的哲学问题”,而葛兰西则把它嵌入了“领导权”的理论框架,从而赋予了哲学斗争以清晰的政治定位。
一、革命与哲学
实践哲学何以必须复兴?
当葛兰西讨论领导权时,他已经把国家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一并涵盖在内。一个从属集团要真正成为自主且具有领导权的主体,就意味着它不仅要形成同质的阶级意志,还要有能力将这种意志提升为一种能够团结全社会大多数成员、建构新国家形式的普遍性方案。用葛兰西的话来说,从一个从属群体变得真正自主且具有领导权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经历了一个需要建构新的道德与精神秩序的具体的诞生过程”,而这一秩序将催生一种新型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发展更具普遍性的概念、更精炼且更具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武器”的紧迫需要。
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就是哲学。这里所说的哲学,是那种能够为整个生活形式的变革提供整全性世界观的东西,而非某个学者书斋里的玄思。葛兰西认为,这种哲学必须比旧秩序所提供的那些普遍性原则具有更高的普遍性,比那些已经失去说服力的观念更为精致、更有穿透力。唯其如此,它才足以瓦解旧生活的理由,建立新生活的根据。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主张必须“把拉布里奥拉重新带回到流通中来,并使他提出哲学问题的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奠基人物,他在十九世纪末就试图以反经济决定论、反机械唯物论的方式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践在历史过程中的构成性作用。葛兰西要复兴由拉布里奥拉所先行阐发的“实践哲学”路向,是因为在他看来,唯有这个传统所代表的哲学路径,才能为无产阶级领导权提供不可或缺的哲学环节。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哲学环节,领导权的建构就会因为缺失灵魂而归于空谈。
为了理解葛兰西这种判断的份量,不妨先看一眼科尔施的论证。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对“革命为什么需要哲学”给出了层次分明的解释。
从科尔施的论述中可以辨识出几层相互关联的意涵。第一,必须认识到意识与现实之间的相互中介关系——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从来都是被意识所中介、所赋形的产物,并不存在一个赤裸裸的“在那儿”。
第二,如果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中介着现实的意识本身也是分层的,在经济结构层面,有经济意识;在上层建筑的法律政治层面,有政治法律意识;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最高层面,则有哲学、艺术与宗教,它们提供的是对生活的整全把握,是一种贯通性的世界观。
第三,当社会从旧形态向新形态断裂性地转型时,最关键的正是最高层级的那个东西——整全的世界观,而非那些底层或中间层级的意识要素。因为革命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重组、政权的更迭,更意味着整个生活形式的崩塌与重建。在这种时刻,人们必须能够讲清楚:旧生活的根据为什么是虚假的、不可持续的;新生活的根据又为什么是真实的、值得奔赴的。这项任务非哲学不能完成。
因此,科尔施曾形象地描绘过这样一种窘境:当工人已经走上街头、工人委员会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运动却缺少一种能够从根基上阐明旧世界之错谬与新道路之正当性的哲学。
葛兰西完全分享这一诊断。但他进一步把它放置在领导权斗争的宏大叙事中。从属集团要凝结起统一意志、团结起各方力量、走向国家高度,这个过程本身就要求一种能够赋予普遍行动以合理根据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哲学的复兴,是无产阶级革命成熟到一定阶段的内在必然,而绝非理论可有可无的增补。
二、常识、宗教与唯物主义
超越性原则的隐性统治
要建立起一种能够支撑新领导权的实践哲学,不可能在一片空白中起步。葛兰西清醒地看到,实际存在着的哲学是一种弥散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精神氛围,它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载体。他那句著名论断“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是对现代社会精神构造的冷峻描述。只要一个人活着而没有陷入精神分裂,他就必然拥有一套对生活的整全理解,无论这理解如何粗糙、如何不自洽。正是这种人人具备但又往往不自知的“哲学”,构成了社会的日常意识地形图。
在这种地形图上,葛兰西大致分辨出三种层次。第一种是普通民众所信奉的常识,这是大众未经反思的、随波逐流的生活理解;第二种是社会中那些引领潮流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技术精英的哲学,他们因在生活实践中体验到某种主体性的高度,所以对生活的理解不同于一般大众,这种哲学往往并不以学院面孔出现,却比常识更具反思性;第三种才是职业哲学家的专业哲学,它利用以往的哲学素材,结合当代经验,加工成系统化的概念论述。
实践哲学要完成对整个旧世界观体系的超越,就不能只盯着专业哲学,而必须同时扬弃这三种既有的哲学形式。葛兰西由此展开了他的三重批判:对常识的批判、对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以及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而这条批判链的起点,是一个看似出人意料的概念——宗教。
在葛兰西看来,常识的核心内容来自宗教而非知识分子的科学或哲学体系。“常识的主要要素是由宗教提供的,因此常识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远比常识与知识分子的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这一判断扎根于他对意大利社会的深刻观察。即便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的洗礼,普通民众对生活的根本理解依然带有浓厚的宗教底色。差别只在于,他们不再意识到这是一种宗教信仰罢了。
常识最典型的信念之一,就是坚信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世界就在那里,它独立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信念看起来朴素无华,甚至被认为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当然起点。但是葛兰西追问:这种确信从何而来?他的回答尖锐而直接:“事实上,这种信念具有宗教根源。”所有的宗教都教导人们:世界、自然、宇宙是由上帝在人之前创造的,人来到世上时,世界早已被造好,被分门别类地规定妥当,一劳永逸。因此,这个世界对于人而言,是预先给定的、超越的、无可动摇的。在这种世界观中,人被置于一个不可更易的秩序之下,除了服从与顺应,别无可能。
当宗教热情在现代条件下逐渐冷却甚至沉睡之后,这种关于世界之既定性的信念却没有随之消散。它脱下了宗教的外壳,披上了“常识”的中性外衣,依然牢固地占据着大众的心灵。人依然觉得自己面对着一个强大而超越的外部世界,对它“无能为力”。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多次论及常识与宗教的关系,指出常识中残留着未经反思的宗教性预设。葛兰西所揭示的这种世俗化的宗教残余,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精神构造中依然清晰可辨:看似信奉个体自由的人,往往仍在深层接受某种被视为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生活秩序,二者矛盾地共存于同一种日常意识之中。这正是宗教信仰在世俗化时代隐蔽存活的例证。
从哲学原则的高度看,支撑这种常识的是超越性原则。超越性意味着某个高于人的、不受人支配的绝对秩序。上帝是超越的,因而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也是超越于弱小人类的。在这个世界中,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世界规定人,而不是人规定世界。葛兰西由此指出,那种认为“外部世界客观实在”的常识信念,其深层逻辑无非就是这种超越性原则的通俗版本。
沿着这条线索,葛兰西对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便显得与众不同。他没有像科尔施那样,仅仅把当时第三国际流行的唯物主义看作是理论上的一种倒退——从马克思已经达到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高度,倒退回十七、十八世纪的旧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再倒退回常识水平。葛兰西的批判更为彻底,这种自认为已经超越了常识、超越了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说到底,只是用哲学语言重新表达了常识的内容,而常识的骨髓里流淌着的恰恰是宗教的超越性原则。换言之,唯物主义者们以为自己在与唯心主义作斗争,却在不知不觉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拉回到了前启蒙的宗教世界观水平。因为他们依然固执地假定一个与人无关的、自在的外部世界,作为一切认识的最终依据,而这正是超越性原则在哲学中的顽固残余。
这一批判的锋芒所指,在当时历史语境中,显然包括了以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代表的第三国际官方哲学。在这个问题上,葛兰西与科尔施的批评方向虽有交叉,但深度不同。在科尔施看来,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重新诉诸一种前辩证的唯物主义立场,其结果反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退回到了德国古典哲学之前的水平。
葛兰西并未在文本中直接点名批判列宁,而将问题提升到整个文明史的深层加以讨论。这种对“外部世界客观性”的执着,与其说是科学态度的体现,不如说是宗教传统在现代的隐秘延续。对于正在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从属集团来说,这种哲学不但不能帮助他们认清自己改造世界的历史能力,反而以一种貌似激进的方式巩固了那种“人无能为力”的被动意识。
三、唯心主义哲学的两面性
内在性原则与思辨形式的迷障
如果说唯物主义的哲学归根结底是常识的哲学表达,因而沉陷在超越性原则之中,那么唯心主义哲学则代表着社会引领集团的自我意识。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面、在生活经验中活出某种主体性力量的人们,他们的生命感受与普通大众截然不同。他们不再把自己当作被外部世界所规定的被动存在,转而以能够积极地介入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人自居。这种生命状态的哲学表达,就是从超越性原则到内在性原则的转变。
所谓内在性原则,核心要义在于:我们所面对的对象世界,从来都已经是我们的精神和意识结构所中介之后的世界,并不存在什么彻底的、绝对的超越之物。我们无法跳出自己的认知形式与实践形式去感知一个赤裸裸的“外部世界”,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永远是“为我们”而存在的世界。这个原则一旦确立,人与世界的关系就被颠倒了:人不再只是一个被规定的受造物,而成为了能够整理、改写甚至重建对象世界的历史主体。
在葛兰西看来,现代主体性哲学——尤其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最为根本的贡献,正在于完成了从超越性到内在性的原则转换。这一转换也带来了对“客观性”的全新定义。旧唯物主义和常识意义上的客观性,指的是那种与人无关的、自在的外部世界的属性;而唯心主义所确立的新观念是:客观性不过是普遍有效性,即一种被历史中的人们普遍承认和接受的东西。康德哲学的要义之一就在这里:认识的对象是经过了先天形式中介的现象,而非物自身。之所以自然科学知识具有客观性,是因为那些先天的知性形式对一切理性存在者普遍有效。
葛兰西不满足于在哲学史内部陈述这一转化,进而敏锐地揭示了它的政治内涵。当客观性被等同于普遍有效性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便浮现出来:这种“普遍性”是由谁来规定、谁来保证的?答案是,只有那些站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最高处的群体,才有能力界定什么是对当下的人们而言“普遍可接受”的东西。于是,哲学与政治的隐秘关联被挑明了。所谓关于现实的“主观主义概念”,表面上是认识论的论断,深层却是一种文化领导权的建构:那种被唯心主义哲学宣布为“客观”的东西,实际上是特定历史集团的世界观,只不过它被赋予了普遍性的形式。
到这里为止,葛兰西对唯心主义的评价都还是辩证的、带有肯定意味的。他承认,唯心主义已经完成了对宗教以及常识朴素形而上学和哲学唯物主义的双重批判,它以内在性原则撕开了超越性的迷雾,让人得以正视自身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但问题在于,这些唯心主义哲学并没有把内在性原则贯彻到底。它们在关键的地方停下来了,于是陷入了自身特有的思想迷障——思辨形式。
葛兰西指出,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概念“只有在上层建筑的概念中才能找到它的真理和它的历史解释”。这句话极其重要。它的意思是,任何一种哲学,实际上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生根于特定的阶级地位与政治实践,表达的是特定集团对于世界的整体看法。一个真正坚守内在性原则的哲学,必须自觉地承认这一点,必须公开说明自己与自己所从属的那个历史集团、那种政治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然而,唯心主义恰恰在这一点上止步不前,它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挑明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真实关系。
其结果就是一种思辨形式的唯心主义。葛兰西把这种哲学形态称为“只不过是一种哲学空想”。什么叫思辨?在这里,葛兰西不是像卢卡奇那样在积极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性有复杂评价,既指出其局限,也重视其通达总体的理论努力。而葛兰西恰恰要指出思辨的虚幻面。思辨意味着一个尚未真正达到普遍性高度的哲学,却要在理论上宣布自己已经把握了生活的全部真理,已经解决了历史中的一切矛盾与对立,已经站在了历史的终点上。
最典型的例子,在葛兰西心目中无疑是黑格尔。黑格尔非常清楚自己的哲学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他的哲学在思想中把握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现实。但他又将自己的哲学体系建构为绝对理念自我发展的完整叙述,在概念中完成了对一切差异与矛盾的最终调和。葛兰西认为,这就是典型的思辨操作:在一个历史尚未完成的关口,把自己的哲学装扮成对历史总体的最终解决。站在后发德国的历史处境中,黑格尔看到了法国大革命导致的革命恐怖,看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所揭示的商业社会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紧张,看到了现代性进程中种种尚未解决的难题。然而,在他的法哲学中,这一切结构性危机都被宣告为已经可以在理性国家中得到克服。这就是典型的思辨操作:在一个历史尚未完成的关口,把自己的哲学装扮成对历史总体的最终解决。
思辨形式的根本问题在于其遮蔽了哲学作为上层建筑环节这一事实。它不愿意承认自己处在历史的特定阶段中,没有达到真正的、能够克服所有人间对立与矛盾的普遍性,却以一种虚假的方式先行宣布了这种普遍性的实现。因此,葛兰西对唯心主义的批判,重点在于它没有将内在性原则进行历史化的彻底转义,没有勇气承认自身的有限性与历史性;对于它转向内在性原则本身,葛兰西并无异议。
四、实践哲学
绝对历史主义的建构
对常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批判,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清出了场地。这三次扬弃之后的成果,被他凝结为一个核心概念:彻底的历史主义,在《狱中札记》中,他径直称之为绝对的历史主义。这一概念标示着实践哲学的根本立场,也划清了它与其他一切哲学的界限。
绝对历史主义的第一重含义,是完成了从“思辨的内在性”到“历史的内在性”的转化。内在性原则本身是唯心主义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但它在唯心主义那里被捆绑在了思辨形式之中。葛兰西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个原则从思辨的空中楼阁中解放出来,落地到真实的历史进程当中。所谓历史的内在性,意味着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关系,是一个发生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中的过程,而非纯粹意识内部的事件。世界之所以是“为我们”的世界,不是因为某种先验意识结构的作用。人类通过劳动、政治斗争、文化创造,持续不断地改造着自然与社会关系,也改造着自身。因此,内在性归根到底是实践的内在性、历史的内在性,而非意识的内在性。
这一转换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葛兰西对上层建筑概念的重新赋义。在他这里,上层建筑成了实践哲学借以安放自身历史性的关键范畴,而不再是一个消极的、被经济基础决定的附生现象。既然一切哲学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从属于特定的历史集团和政治实践,那么实践哲学就不能再装作自己是一种凌驾于历史之上的纯粹真理。它必须坦率地承认,自己就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领导权的历史过程中凝结出来的世界观,它就是这个历史运动的上层建筑环节,它的真理性与它在这个历史运动中的功能不可分割。
这种自我指认并不意味着一种粗俗的还原论——葛兰西从来没有说过哲学只不过是阶级利益的修辞。相反,他极为审慎地处理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被他概括为一种可翻译性,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消解。政治实践可以被“翻译”为哲学高度上的原则与根据,阶级斗争的经验、力量对比的判断、策略上的抉择,都可以通过哲学的提炼,上升到对生活整体与历史方向的把握;反过来,哲学也可以被“翻译”为政治行动中的战略、策略与具体行动,世界观的变革必须能够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力量。
这里面存在一种断裂,也存在一种必须的转化。哲学不等于政治,哲学论述不可能直接等同于政治行动纲领。因此,葛兰西赋予政党以极端重要的地位。在实践哲学的整体架构中,政党承担的就是这种“翻译”的职能。只有政党这种“集体知识分子”,才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把哲学层面的世界观转化为对现阶段形势的具体判断,再进一步转化为可落实的战略部署与日常行动。反过来,政党也将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反馈到哲学层面,促成理论的更新。在这个过程中,哲学没有沦为政治的婢女,政治也没有被溶解在玄学之中。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被承认为一种创造性的张力,而政党就是这种张力的制度承载者。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回应了“哲学终结”的老问题。从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开始,哲学终结的论题就一直萦绕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它究竟意味着放弃一切哲学思考,还是意味着哲学以另一种形式被完成?葛兰西的回答是: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被自觉地转化为历史实践的一个内在环节,而非在某个终极体系中的封闭。当实践哲学承认自己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承认自己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精神表现,它就不再谋求站在历史之外宣告历史的终结,转而把自己嵌入历史转型的关节点,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思想力量。这种嵌入,恰恰要求哲学主动把自己翻译为政治行动。换言之,哲学不会在完成某种最高综合之后优雅退场,它在持续地投身于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被“实现”并“扬弃”。这就是彻底历史主义在哲学自身的命运问题上给出的答案。
基于这种彻底的历史主义立场,葛兰西重新界定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以及哲学本身的历史性。他并不纠缠于外部世界是否在素朴的本体论意义上独立于人而存在,而把问题转化为:一切关于客观世界的有效谈论,都已经内在于人类历史实践及其具体社会关系之中。我们所能够有意义地谈论的“客观世界”,永远是人类实践所中介了的、内在于历史进程的世界。同样,哲学本身也没有超历史的固定本质。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是那个时代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概念、问题意识、真理性标准,都必须在它所处的历史条件中得到解释。实践哲学无意声称自己提供了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永恒真理,它自视为现代社会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程度、无产阶级开始走向自觉时,所必然产生的世界观形式。
五、张力与回响
对实践哲学的若干反思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具原创性的哲学方案之一,它以惊人的理论勇气试图同时扬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片面性,在历史实践的地基上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但也正因为其理论的激进性与复杂性,它引发了一系列持久的争论和批评。审视这些张力不但不会削弱实践哲学的思想价值,反而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它的真实洞见与界限。
在葛兰西对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中有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他是否把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都等同为庸俗唯物主义,因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唯物主义根基?葛兰西对“外部世界客观实在性”这一信念的宗教根源分析,固然深刻地揭示了常识唯物论与宗教信仰之间的隐秘传承,但当他把批判矛头指向“唯物主义哲学”本身时,他所针对的实际上主要是布哈林式的机械唯物论和朴素实在论。有些批评者认为这种批判没有足够清晰地区分辩证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如果推到极端,可能连带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自然辩证法等基本命题。不过,在葛兰西的辩护者看来,实践哲学并未否定自然的优先性,它只是强调,对人而言有意义、可以成为认识对象的自然,永远是历史实践所中介了的自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物质”始终以被人的实践所中介的形态呈现。这场争论迄今仍在西马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它触及的是如何理解马克思那句“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深层意涵。
其次,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是否带有相对主义甚至某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嫌疑?有批评者认为,把一切哲学真理都历史化为特定集团的世界观,将客观性等同于普遍有效性,这似乎意味着真理概念被彻底社会学化和政治化了。如果实践哲学自身也只是无产阶级在特定阶段的上层建筑表现,那么它凭什么能够声称自己比资产阶级哲学更“真”?这个问题指向历史主义与规范性的紧张关系。葛兰西的回应线索可能在于,他并不把历史性简单地等同于任意的主观性。对于他而言,历史进程是有方向的,那些能够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社会矛盾、更能促进人类解放的哲学,就在客观上具有更高的真理性。但这种“方向”本身的依据如何确立,又不陷入另一种思辨形而上学,仍然是实践哲学面临的深刻难题。后来的理论家,从阿尔都塞到哈贝马斯,都在不同层面上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也从侧面印证了葛兰西问题的持久性。
此外,实践哲学关于“哲学—政治”可翻译性的构想,虽然避免了一方消解另一方的还原论,却也带来了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翻译,是否能够像语言翻译那样保持意义的相对稳定性?在极端的政治斗争条件下,哲学会不会在“翻译”的压力下被简化为策略性的意识形态教条?历史上有一些打着葛兰西旗号的文化政治实践恰恰出现了将哲学直接工具化的倾向,从而背离了他所期望的那种创造性张力。政党作为翻译者的角色,固然赋予了实践哲学以制度上的中介,但同时也有可能因为政党的集中化倾向而窒息哲学所必需的独立反思空间。如何在政治统一性与思想自主性之间保持平衡,是实践哲学在实际运用中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最后应当注意的是,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论述,它还深深嵌入了他对现代世界历史趋势的判断之中。他把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把法西斯主义与苏联经验,都纳入了自己的思考视野。他的哲学之所以拒绝任何超历史的绝对,正因为他深切地感受到二十世纪社会形态的急剧重组,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空前复杂。他无意于为哲学寻找一个安逸的位置,其任务是为一个尚未到来的新文明预置精神的骨架。从这个角度看,实践哲学也许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开放的探索框架,召唤着每一代人在自己的历史条件中重新进行那种“从常识到哲学、从思辨到历史、从哲学到政治”的艰难翻译。
葛兰西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多条分岔的道路。法兰克福学派把社会批判引向了工具理性批判,阿尔都塞试图在结构主义的帮助下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当代后马克思主义则在话语理论的框架中改写领导权概念。但无论哪条道路都无法绕过葛兰西留下的哲学遗产。他在铁窗中写下的那些关于实践哲学的断续笔记至今仍然散发着一种源自历史深处的召唤——在一个各种“常识”和“思辨”依然牢牢捕获着人们心智的时代,如何重新思考哲学与解放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何建立起那种既能穿透现实迷雾、又能转化为集体行动的世界观,依然是未竟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