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原文
复旦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记6
葛兰西与霸权理论
领导权的政治与哲学维度
从知识分子到霸权
市民社会理论的枢纽作用
前几讲已经逐步梳理了葛兰西思想的两个核心板块:知识分子理论和市民社会理论。本讲的核心——霸权(hegemony)理论正是前两者的必然延伸与综合。要理解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就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孤立的术语,而必须将其安放在他从知识分子问题出发,经由市民社会理论,最终抵达实践哲学(philosophy of praxis)这一完整的思想脉络中。可以说,霸权理论是整个葛兰西思想拱门的拱顶石。
首先回顾一下从知识分子到市民社会的理论过渡。葛兰西区分知识分子并不从他们所从事的劳动的内在性质着手,而将其在特定社会关系总体中承担的社会功能作为标准。传统上将知识分子界定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种区分方式在葛兰西看来是流于表面的。他提出了著名的论断:
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
这一区分的要害在于,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联中承担了特定的组织与连接功能。有机知识分子对于其所归属的阶级而言,正是那个赋予该阶级以同质性(homogeneity)、自觉性和方向感的环节。
那么,这种社会功能得以运作的场域在哪里?答案就是市民社会,这是葛兰西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做出的一个极为精细的切割。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市民社会被明确地归入经济基础(structure)的领域,它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直接关联,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葛兰西却将市民社会从基础领域剥离,提升并安放到了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的领域。于是,在葛兰西这里,上层建筑被区分为两大领域:一个是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它对应的是国家机器、法律制度和直接的强制;另一个是市民社会,它对应的是教会、学校、工会、大众传媒等私人性的组织与机构构成的领域。统治阶级的统治,正是在这两个领域中以不同的形式实现:在政治社会,它表现为直接的统治(domination);而在市民社会,它则表现为霸权。
葛兰西认为,在一个社会处于“常规状态”时,统治阶级的统治主要依靠其在市民社会中所建立和维系的霸权而非暴力。统治阶级能将自己的利益成功地表述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使其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覆盖所有人的普遍条件(general condition),其根基在于该阶级在生产领域(即经济基础)中所占据的本质性的主导地位(essential position)。正是因为在经济结构中掌握着决定性的资源,这个阶级才具备提供一种普遍生活形式的物质能力。
然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政治和道德上的领导权。从经济优势到政治与智识领导力,这中间需要一个关键的环节:市民社会中的组织与个体,对于这个阶级所提供的生活方式,给予自发的同意(spontaneous consent)。这种同意,这是一个复杂的、充满动态协商的过程,它需要统治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的各个毛细血管中不断地进行说服、教育和整合工作。
如此一来,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便昭然若揭。他们正是那个在市民社会的复杂地形中,为统治阶级构建、维系和传播其霸权的实际执行者。因此,要真正理解知识分子对于一个正在为登上历史舞台而斗争的群体的革命性意义,就必须将知识分子问题深化为被压迫群体(subaltern group)如何能够夺取霸权的问题。在葛兰西看来,革命政治的实质,就是被压迫群体从一个分裂的、被动的、从属性的集团,转变为有能力提出并实现自己的普遍领导权的历史主体。这一过程即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全部核心。
霸权的双重思想线索
为了更精确地把握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具体内涵,最好沿着两条关键的思想线索展开。一条是他与列宁的关系,另一条是他与马基雅维利的关系。这两条线索分别揭示了霸权理论的不同面向:列宁线索聚焦于现代革命中领导权问题的提出与解决,而马基雅维利线索则深入到国家创建过程中统一意志的形成问题。
1. 葛兰西与列宁:哲学、阶级与国家的关系
葛兰西对列宁的评价极高,在他看来,是列宁将霸权问题从实践领域真正提交给理论,并赋予了其决定性的哲学意涵。这一判断可以从葛兰西对恩格斯晚年一个著名论断的重新阐释中得到集中的体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这一论断通常被卢卡奇、科尔施等人从哲学理论的内部发展来理解:它意味着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革命内核,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中被扬弃和继承。然而,葛兰西却给出了一个极为政治化的解读。
他问道:“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这一说法该如何理解?” 葛兰西自己的回答是:
“难道这个论断指明的,不正是马克思的哲学在成为一个阶级的理论之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吗?”
这个回答包含三层深刻的递进:
第一层,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功能和真实地位,不能仅仅在观念的自我演化中去寻找,而必须看它能否成为“一个阶级的理论”。这要求该哲学不能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而必须被一个集体性的历史主体所掌握和内化。
第二层,这个阶级必须具有同质性,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class for itself),而非仅仅是一个自在的群体。
第三层,也是最为关键的一层,葛兰西强调这个阶级“将进而成为一个国家(was in turn to become a State)”。当一个哲学能够支撑起一个分散的群体,将其凝聚为具有统一意志的阶级,并最终使这个阶级攀升到上层建筑的高度,成为新政权的创建者和规定者时,这个哲学才算真正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德国无产阶级对古典哲学的继承,其本质不是观念的继承,而是领导权的继承与更迭。
葛兰西据此指出:
“我在别处曾反复强调过霸权这一概念以及霸权这一事实的哲学重要性——这两者都应归功于伊里奇(列宁)。”
在葛兰西看来,列宁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霸权概念,更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实现了霸权这一事实。在俄国这一具体领土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完成了从群众到阶级、从阶级到国家的惊人跃升。因此,葛兰西断言:
“实现了的霸权,意味着对一种哲学的真实批判,意味着它的现实的辩证法。”
这句话的分量极重。它表明,对一个哲学(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最彻底批判,不是在书斋里写出另一套更精巧的哲学体系,而是在现实中通过政治实践瓦解该哲学所辩护的社会秩序,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由无产阶级世界观所主导的国家。辩证法的力量不在于它的逻辑,而在于它能变为现实。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葛兰西提出了一个极富洞见的类比:马克思与列宁的关系,犹如耶稣基督与圣保罗的关系。他指出,单凭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足以撑起一个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之为基督教,必须被称为“基督-保罗教”。因为基督提供了一个世界观,而圣保罗则是那个伟大的组织者。他通过建立教会、制定教规、四处传道,将这一世界观扩展为组织化的行动和制度化的现实,从而凝聚起所有信徒的统一意志。在这个意义上,耶稣与圣保罗同等重要,具有同等的历史地位。
同样,马克思破除了旧哲学,指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方向。但将这一方向转变为现实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则是由列宁来完成的。这个转变,这一“从理论到阶级,从阶级到国家”的跃升,正是困扰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难题,而这个难题就是霸权问题。葛兰西认为,一些将国家问题与意识形态-哲学问题割裂开来的左翼思潮(如经济主义与工团主义倾向)未能抓住要害。在霸权问题中,国家问题和哲学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夺取并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内在必然地包含着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
2. 葛兰西与马基雅维利:“新君主论”与现代国家创建
如果说列宁线索揭示了霸权问题的普遍性与哲学深度,那么马基雅维利线索则让葛兰西得以将这一问题具体化,并将其与意大利革命所面临的实际困境联系起来。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有关领导权的部分,常被后世编者冠以“现代君主”(The Modern Prince)之名,这直接点明了它与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对话关系。
第一,理论上的需要。 霸权理论必须具备足够的广度,既要能解释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也要能解释无产阶级国家的创建,它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马克思对国家理论着墨不多,在《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描述了国家的消亡及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未系统展开革命后国家与社会结构性稳定关系的论述。而葛兰西通过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二分,通过霸权理论,正试图构建一种既能把握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秘密,又能为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提供指引的政治理论。
第二,现实斗争的需要。 葛兰西认为,当年马基雅维利所面临的问题,与今天意大利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如出一辙:整个社会都深陷于一种经济-社团阶段,无法完成从分散的群体向统一的阶级、再向普遍的国家这一历史性跃升。
马基雅维利时代的意大利,随着城市共和国的衰落,社会分裂成众多的利益群体,如土地贵族、乡村资产阶级、城市工业资产阶级、农民等等,每个群体都固守着自己的特殊利益(corporative interests)而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斗。这种状态就是葛兰西所说的经济-社团阶段。在这种局面下,没有一个群体能够超越自身的狭隘视野,将本阶级的利益表述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从而赢得其他群体的同意并领导它们,统一的意大利君主国因而迟迟无法建立。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根本意图就是介入这一困境,呼唤一位能够克服这种分散状态、完成国家统一的“新君主”。
葛兰西认为,20世纪的意大利革命陷入了一种类似的,甚至更为复杂的困境。意大利社会的分裂不仅体现在工人、农民、南方与北方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更体现在工人运动内部,一种葛兰西称之为理论的工团主义的意识形态严重束缚了革命的可能性。这种理论的工团主义,包括革命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经济决定论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将阶级斗争完全局限于经济基础的领域,只关注工资、工作条件和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将国家问题和政治领导权视为次要的,甚至是应当被摒弃的。工团主义者主张通过占领工厂等直接的经济行动来实现革命,反对政党和国家的组织形式。
葛兰西认为,这种理论的工团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间接影响下的产物。资产阶级在成功夺取政权、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和现代国家之后,才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提倡“小政府、大社会”,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领域。这实际上是已经掌权的资产阶级内部,为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获取更大份额而提出的一种策略性主张。然而,当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工人群体,透过这层自由主义的滤镜去阅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时,他们很容易将其误解为“革命的核心就是经济斗争”,只要改变了工厂内部的生产关系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这样一来,工人运动就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束缚在了市民社会的“地基”之下,束缚在了纯粹的经济领域,无法、也不愿去完成向政治领域的跃升。
这一分析比卢卡奇的物化意识理论更为具体和精妙。卢卡奇指出无产阶级意识停留于物化水平,而葛兰西则具体地展示了资产阶级霸权是如何通过塑造一种理论氛围,来分解、收编和囚禁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意识的。因此,对于20世纪的意大利共产党来说,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像马基雅维利一样,去打破这种“经济-社团”的困局。
那么,马基雅维利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葛兰西将其概括为两个并行的环节:武力与法律,或者说是统一意志与普遍意志。
第一,武力的环节(形成统一意志)。 马基雅维利认识到,要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国家,首先必须组建国民军以取代雇佣军。国民军的建立不仅具有军事意义,更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它意味着将此前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农民群体纳入国家之中,使其成为国家的积极组成部分。而一支军队之为军队,就必须有统一的意志。这个统一意志,在立国之初,是由那位具有非凡能力(韦伯后来称之为“克里斯玛”)的君主来提供和凝聚的。
为了在散沙般的社会里巩固这个统一意志,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中不可避免地带有雅各宾主义的色彩,即依靠政治先锋队和铁腕手段来强行贯彻统一的国家意志。葛兰西对此毫不讳言,他称马基雅维利为“早熟的雅各宾主义”,而将现代政党(即“现代君主”)定位为“现代的雅各宾主义”,列宁正是这一政治形式的伟大实践者。在历史的关键转折期,在旧秩序崩塌而新秩序尚未生根之时,以强制手段守护新生的统一意志,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必要。
第二,法律的环节(化为普遍意志)。 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永远依靠克里斯玛式的领袖和强制。统一意志必须转变为普遍意志,必须被全体社会成员发自内心地接受为共同的准则,这就需要法律。法律是普遍意志的制度化表达,它通过持续的引导、规范和教化,使外在的强制逐渐内化为公民自觉的认同和习惯。通过法律这条“文治”的路径,国家才能真正根植于民,实现其从“统治机器”到“伦理国家”的过渡。
葛兰西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置换为现代的共产党,于是,共产党成为了那位“现代君主”。它面临着双重的历史任务:既要像列宁那样,在旧秩序的“危机时刻”,锻造出足以粉碎旧国家的统一意志和武力,夺取政权;更要像马基雅维利所暗示的那样,在夺取政权之后,通过持续的知识与道德改革,将这一意志转化为全体人民的普遍意志,建立起一个真正有伦理内涵的新型国家。这,就是无产阶级霸权构建的全部挑战。
霸权双重结构的展开
政党、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辩证法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具有一个内在的双重结构。这个结构,如果用马基雅维利的术语来说,就是“武力”与“法律”的并重;如果用葛兰西自己的政治学概念来表达,那就是“统一意志的形成与巩固”与“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辩证法”这两个维度的交织。
1. 第一重结构:统一意志的形成与雅各宾主义的必要性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毫不含糊地指出,对于深陷“经济-社团”泥潭的意大利工人阶级来说,首要任务是将分裂的、追求各自特殊利益的从属群体(subaltern groups),锻造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和统一政治意志的阶级。这便是统一意志的形成过程。
这个过程在政党层面是如何运作的呢?葛兰西认为,共产党的首要功能就是组织。这种组织功能的核心是汇聚并提炼民众的意志。这里所说的统一意志,并非简单的民众意见的集合,葛兰西认为它必须包含两个关键的维度:
一是对历史必然性的自觉。 这种统一意志必须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其自我否定趋势的深刻把握之上。这需要理性地认识到,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写现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明将面临毁灭性的危机。这一点,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强调的,通过“总体性辩证法”把握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是相通的。
二是横向的普遍性维度。 无产阶级不能只想着工人的事情,它必须有能力将社会的其他所有从属群体(如农民、小资产阶级等)的诉求纳入自己的政治规划,从而将自己从一个代表特殊利益的群体,提升为能够代表整个社会解放方向的普遍阶级。在俄国革命中,这表现为“工农联盟”问题的解决;在意大利,则更复杂地涉及南方农民问题。
葛兰西指出,这种具有历史必然性自觉和普遍性高度的统一意志,在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和内化之前,尤其是在社会依然四分五裂,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依然顽固盘踞的情况下,必须依靠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来守护和贯彻。这就是他所说的雅各宾主义的必要性。他并不回避列宁和列宁主义政党所具有的这种特征,反而将其视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夺取和巩固领导权的一个必然环节。没有这种“现代的雅各宾主义”,新生的统一意志就可能在旧势力的反扑和各种特殊利益的侵蚀下迅速瓦解。
2. 第二重结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辩证法
如果说统一意志的形成是“打天下”的逻辑,那么,如何让这个统一意志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公意”,就是“坐天下”的逻辑。这正是霸权的第二重,也是更为艰难和深远的维度。葛兰西将其表述为如何将一个被规定的群体(subaltern group)提升为一个道德与智识集团,即一个在道德和理智上与国家的新原则相匹配的公民集体。
为解决这一问题,葛兰西引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参照系:天主教会的反题。他分析道,天主教会之所以能维系其长达千年的霸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通过一套精巧的机制解决了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教会对它的知识分子(教士)施以铁的纪律,确保他们在对教义的解释上不超出某种分化的限度,不会造成灾难性的、不可修复的分裂。教士们被派往各个教区,与最底层的信众保持密切接触。然而,这种接触的实质,是教士们放弃了独立自主的理智探索,他们不去主动思考信众真实的生活困境,反而绞尽脑汁地将固化的教义与大众现有的、朴素的理解水平强行对接。其结果是,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自甘下沉到大众的水平,而大众则永远停留在他们的原始常识(common sense)里,无法获得智识上的提升。这是一种通过控制精英来固化大众的霸术。
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必须成为这种天主教方式的反题。无产阶级霸权下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不是“控制与固化”,而是“引领与提升”的辩证互动。他明确指出,新型政党的任务绝非让大众停留于常识水平,而要
“引导他们达到更高的人生观念”。
为此,葛兰西同样主张知识分子必须与大众保持密切接触。这种接触意在
“构建一个能够在政治上使大众的智识进步成为可能,而不仅是少数知识分子团体进步的道德与智识集团”。
这一构建过程,就是葛兰西所说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包含双重运动:
向上运动: 知识分子通过不断地思考和研究,创造出能够把握时代矛盾、指引历史方向的高级文化。
向下和再向上的循环运动: 知识分子通过政党深入到大众中去,吸收大众在实践中提出的真实问题和朴素的情感,将这些鲜活的素材进行理论提炼和升华,然后再将其反馈给大众。大众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理解能力、道德和政治素养不断提升。而当大众的水平提高后,他们又会反过来对知识分子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更新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激发知识分子的思考。葛兰西描述道:
“知识分子阶层在质和量两个维度上的发展,都与‘普通人’大众中类似运动相连。这些普通人将自己提升到了更高的文化水平,并同时将他们影响的圈子扩展到专家知识分子的阶层中去,催生出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或大或小的群体。”
这一辩证法揭示出,葛兰西所期待的新型国家,不是一个少数精英“代表”大众去统治的国家,也不是一个政党以真理的名义自上而下地“灌输”给大众的国家,而是一个通过持续的知识与道德改革,使得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文化、智识和道德层面被不断消解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之所以认同国家,是因为国家的意志正是他们通过一个复杂的有机过程所形成的、自身能够理解的普遍意志。
可能的局限与讨论
葛兰西这一精巧的理论构架,特别是其对“雅各宾主义”与“知识分子-大众辩证法”的双重强调,在赢得巨大声誉的同时也引发了持久的争论。
一方面,有批评者认为,葛兰西的理论中始终存在一种张力:强调纪律、统一意志和“现代君主”的核心作用,带有强烈的列宁主义先锋队政党的色彩,甚至有论者(如卡尔·施米特)会从国家主义的谱系来解读它;另一方面,他对市民社会、同意和民主化的知识分子-大众关系的重视,又似乎开启了完全不同的、更偏向民主和自发性政治的“文化转向”道路。这两者能否在实践中完美统一,抑或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前者的逻辑压倒后者,使“辩证法”退化为精致的、更隐蔽的支配形式?
另一方面,从实际政治操作来看,如何保证政党这一“集体知识分子”不蜕变为一个新的、高高在上的教士阶层?如何在组织上确保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开放、平等的辩证通道不被官僚化所堵塞?这些都是葛兰西留下的未竟之问,也是他基于20世纪初革命经验所构想的蓝图,在面对现代复杂社会时必然遇到的挑战。他深刻地提出了问题,但尚未能给出所有完备的答案。
从政治问题到哲学根基
霸权理论的哲学意涵
最终,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将我们引领至其哲学的根基。回到《狱中札记》的总体结构,不难发现,政治上的霸权问题和哲学上的实践哲学问题是根本不能分开的。如果说知识分子承担着霸权的组织功能,那么实践哲学便是霸权构建和维系的灵魂与“水泥”。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哲学维度,无产阶级的霸权才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统治的更迭,更是一场关系到如何重新定义人、世界以及二者关系的“元政治”革命。
接下来的第七讲将集中讨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通过本讲的内容,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哲学关怀的来源。当葛兰西强调列宁的伟大,在于他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阶级的理论,并让这个阶级“成为”一个国家时,他实际上是在说:一种哲学的真实性,在于它改造世界的能力,在于它能够成为“常识”,成为一种新文明的核心。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之所以如此艰难,是因为它不仅要在经济和政治上翻身,更要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关于人、社会和自然的知识与信仰体系,以此来取代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市民社会中长达数百年的“领导权”。
因此,与资产阶级的霸权相比,无产阶级的霸权承担着截然不同的历史任务。资产阶级革命,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可以在动员底层民众的同时,最终建立起一个形式上平等、实质上由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精英与大众、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顽固的分离,恰恰是其统治得以维系的结构性条件。资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所建构的霸权,在本质上就预设并再生产着这种分离。然而,无产阶级革命所追求的是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包括消灭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这道历史性的鸿沟。这一目标,决定了无产阶级的霸权必须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最终将导向霸权和它所依赖的国家机器共同“消亡”的过渡性政治。它不能仅仅是另一种“统治”,它必须是在通向一个所有人都能成为“知识分子”和“治理者”的社会的道路上,一场不懈的知识与道德改革运动。
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将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难题指认为现代性本身的内在困境。整个现代化进程,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催生了一批能够理解和驾驭复杂生活的精英,同时却让更广大的大众沦为被动的追赶者和适应者。他们被精英通过技术理性和科层制组织所引导的“合理化的生活”所裹挟,在政治和文化上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葛兰西认为,如果革命只是将政权从资产阶级手里转移到一个新的政治精英集团手里,而不能实质性地打破精英与大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对立,那么它就还没有触碰到韦伯所说的“现代官僚制”(modern bureaucracy)的“牢笼”的根本,也就无法兑现其解放的承诺。
因此,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其最激动人心也最困难之处,就在于它试图构想一条新路:通过“新君主”——共产党——的领导,锻造出推翻旧制度的统一意志;然而与以往一切政治不同的是,这个“新君主”的最高使命,并不仅是实现自己的统治,更是通过持续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辩证互动,不断地促成大众的智识与道德进步,从而在根本意义上,创造出能最终“消灭”君主与臣民、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分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的霸权,其目标是指向一种没有霸权的伦理国家。 这便是葛兰西市民社会与霸权理论的最终落脚点,也是他留给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深邃的政治-哲学遗产。它预示了任何一种不将文化、智识和道德领域的深层变革作为核心任务的政治,都注定无法触及现代性危机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