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提要

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双重维度;葛兰西把市民社会挪到上层建筑;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完整国家;霸权三重规定(自发同意、总体方向、生产世界中的位置);同意与强制的辩证法。

左拉的《我控诉》刊于《震旦报》头版,1898 年 1 月 13 日。
左拉的《我控诉》刊于《震旦报》头版,1898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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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mile Zola ·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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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完整国家霸权自发同意被动同意

在问题链上的位置

本讲涉及的人物

本讲涉及的概念

本讲读到的文本

可进入的论证

笔记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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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记5

葛兰西与市民社会理论

在上一讲对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的讨论中,我们被引向一个尚未彻底澄清的问题:有机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特定功能,其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葛兰西认为,一个阶级如果拥有了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就能够从经济生产领域跃升到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高度,从而登上历史舞台。这个“功能”因此既具有社会‑结构的维度,也具有历史的维度:它不仅将一个群体从经济领域带入政治、文化领域,还将它从历史的一个阶段带入下一个阶段。

为了把这种功能讲透彻,葛兰西必须提出一套与知识分子理论互为支撑的市民社会理论。可以说,区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标准,表面看是“组织性功能”,而其深层依据正是市民社会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独一无二的位置,以及这一领域所承载的霸权(hegemony)功能。因此,本讲的核心任务就是阐释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并以此搭建起从知识分子理论通向霸权理论的桥梁。

要进入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首先必须回到马克思,因为葛兰西对这一概念的重新锻造,恰恰是在与马克思的持续对话中完成的。正如我们要谨慎区分两位思想家的“知识分子”概念一样,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也需要先“切开”再“关联”:辨认葛兰西与马克思之间的差异,再在这些差异之上重构二者深层的理论连续性。

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

双重维度:历史的与结构的

现代社会理论的谱系中的“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新造的词。但真正赋予这个概念以决定性理论重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市民社会被放置在两个相互关联但又必须仔细辨析的维度上加以规定:一个是历史性(historical)的维度,另一个是结构性(structural)的维度。只有同时把握这两个维度,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在何种意义上充当着通往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通道。

首先,从历史性的维度看,市民社会指的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逐渐展开的、独立的行动领域。它是由那些在法律上获得保障的、作为独立业主的“市民”(Bürger)们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空间。在绝对君主国的晚期,面向世界市场的货币经济开始获得允许,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体系日渐发达。这群有产者凭借私有财产制度,在家与国之间撑起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市民们的社会,即市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首先是在描述一个确确实实于16至18世纪欧洲历史中生成的经济交往领域——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普遍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关系。这就是市民社会的历史性内涵:它出现在特定的时代,并与资产阶级的兴起不可分割。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市民社会还经历了一次决定性的“结构化”提升,从而获得了普遍性的解释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要理解现代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被维系,不能从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观念出发,不能从自由、平等等原则出发,也不能仅仅从表达这些原则的法律条文和政治国家的暴力机器出发。真正需要由以出发的,是在这些“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下,使之得以产生的那个市民生活领域本身。在这里,市民社会从一个历史特指的概念,被转义为一个结构性规定(structural determination):它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固定的物质联系方式,是“交往方式”乃至“生产关系”的代名词。马克思这样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一旦获得这种结构性的内涵,市民社会就不再仅指新兴资产阶级的那个经济活动领域,它开始泛指任何既定统治形式之下,使得那一整套政治国家和意识形态得以生长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由此,市民社会与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等概念相呼应,成为分析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范畴。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在1845年前后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他看清楚了:唯有在资产者已经带来了“市民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时代条件下,这种从物质生产出发解释全部社会生活的理论眼光才成为可能。

概而言之,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携带着双重基因:

一是特指由市民阶级开辟的那个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近代经济领域,二是泛指所有社会中充当基础性结构的那种物质交往关系。

前一个维度让它牢牢扎根于现代历史,后一个维度使它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支柱性概念。而当我们往后看葛兰西的重新界定,就会发现他恰恰是在这个双重结构上做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再分配和再解释。

二、葛兰西的重新定位

作为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

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市民社会的位置发生了醒目的变化。马克思通常将市民社会归入经济基础(structure)的范畴,而葛兰西则明确地将它放置在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之内。这一挪移背后对应着葛兰西对现代国家与阶级统治形式的全新理解。

葛兰西在一个极其凝练的段落里写道:

我们眼下所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可以被称为“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为“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可以被称为“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面一方面对应于“霸权”的功能——即统治阶级在全社会范围内所行使的那种支配;另一方面则对应于“直接统治”或命令的功能——即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那种支配。

从这段话出发,我们可以析出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三重内涵。

结构性定位:上层建筑中的第一层次

葛兰西借用并重新部署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图式。他首先把上层建筑区分为两个层面: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后者也被径直称作“国家”(the State)。市民社会被从基础的组成部分,挪移到了上层建筑的位置。这意味着,它在物质生产的交往关系之外,又承担起一种直接参与阶级统治的文化、组织和教育功能。与此相应,政治社会对应的是以暴力机器和法律制裁为后盾的直接统治(direct domination),市民社会对应的则是以同意和领导权为基础的霸权。

这一划分具有决定性的理论后果。它使市民社会从那个被经济力量“最终决定”的受动领域中挣脱出来,获得了相对自主的、积极建构统治关系的地位。葛兰西认为,仅仅在经济基础中占据支配地位,并不足以确保一个阶级的长期统治;它必须同时占据市民社会,通过繁复的组织网络,把自身的世界观转化为全社会的“常识”。

组织性内涵:私人组织的总体

市民社会究竟由什么构成?葛兰西给出的定义是:“通常被称为‘私人’的组织的总和”(the ensemble of organizations commonly called “private”)。这里的“组织”一词包含着两类互有重叠又须加以区别的形态。

其一,是我们通常所说的organizations,比如工厂、公司、学校、报社、出版社、教会等建制化的团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们大多以“私人”名义运行,但实际承担着塑造社会意识的功能。其二是葛兰西同时意指的associations,即私人个体基于共同关切而自愿结合成的各种协会、社团、俱乐部等结社形式。这种结社带有更强的自发性与公民政治色彩,是后来哈贝马斯分析“公共领域”时关注的核心对象。

然而,葛兰西真正关心的是这些私人组织在现代社会中所共同行使的霸权功能,组织类型学只是进入这一问题的入口。正是通过这些遍布社会的毛细血管般的机构,统治阶级的价值观、规范与生活方式得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而赢得广大民众的认同——即便这种认同并非完全经由理性讨论得来,也至少是一种“自发的”顺应。

功能性内涵:霸权而非直接统治

市民社会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统治阶级在这里主要通过霸权来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暴力被置于背景之中。葛兰西将此与政治社会的功能做严格对照:政治社会指向的是“命令”与“强制”,体现为军队、警察、监狱、法院等国家机器通过法律合法地落实纪律;而市民社会的核心功能则是建构并维系一种被统治者也愿意接受、乃至内心认可的“共同方向”。

因此,如果说政治社会代表的是强制的环节,市民社会就代表着同意的环节。二者共同构成阶级统治的完整形态。任何一个稳定而“正常的”统治秩序,都必须让这两个环节在结构性上相互支撑:平时以同意为主、强制为背景;危机时刻则强制凸显,用以捍卫既定的生活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其实是将“国家”概念扩大了:现代国家不仅包括狭义上的政府与暴力机器,还应囊括市民社会中那些看似“私人”但实际上维护着统治阶级领导权的机构。这就是他著名的“完整国家”(integral state)观念: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

三、霸权(Hegemony)的三重规定

既然市民社会的核心功能在于建构霸权,就必须进一步追问:葛兰西所说的霸权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在前述引文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阐释链。

广大民众对主导基本集团强加在社会生活上的总体方向所给予的“自发”同意;这种同意是“在历史上”由该集团在生产世界中的位置和功能所带来的威望(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任)所导致的。

从这段原文中可以抽绎出霸权的三个递进的规定性。

霸权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广大民众给出的一种“自发的”同意,这种同意不需要统治者时时诉诸暴力手段。相反,它呈现出一种心甘情愿的表象,仿佛被统治者是在自主地接受现有的生活秩序。所谓“自发”,指的是在正常状态下,这种同意已经嵌入日常思维和习惯之中,成为似乎不言自明的东西。它之显得“自发”,恰恰说明中介过程已经完成:长期的社会塑造隐去了自身痕迹,使经过中介的同意呈现为无须追问的常识。

2. 总体方向(general direction)

被自发接受的究竟是什么呢?答案是统治阶级为社会生活强加的一种总体方向(general direction),它覆盖政策、法令乃至一整套制度安排,单凭某项具体政策无法穷尽。葛兰西选用“方向”(direzione)这个与“领导权/指引”同根的概念,强调的是统治阶级在持续地为全社会设定目标、引导走向,把统治变成一场不断推进的塑造活动。这种引导通常体现为一整套制度安排:以法权观念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市场经济秩序、教育和文化标准等。它们既规定着被统治者,也规定着统治者自身,形成一种笼罩整个社会的普遍形式。正是凭借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性高度的方向,统治阶级才能把自身的特殊利益装扮成全社会的共同发展。

3. 生产世界中的位置与功能

然而,这种总体方向为何会被接受?葛兰西进一步追溯其背后更深层的根源: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够享有如此威望(prestige),乃至引发民众的信任(confidence),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在生产世界(world of production)中占据着关键位置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生产世界,就是经济生产领域。在资产阶级兴起的时代,资产阶级之所以能从受鄙薄的等级上升为整个社会的领导阶级,不仅因为它带来了自由平等的法权理想,更因为它在君主国的经济命脉中已经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支撑国库、组织生产和贸易、创造财富。这种在生产世界的本质重要的地位,构成了一切政治和文化领导权的最终物质根基。

由此可以看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并不是离开经济基础的文化漂浮物。它含纳了从经济地位到政治规定、再到文化认同的完整上升过程:在生产世界的结构性位置→带来普遍性的生活方向→赢得自发的同意。这正是有机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主战场。知识分子通过组织、教育和理论活动,把阶级的“经济‑团体”意识提升为能够引领全社会的普遍世界观,从而在市民社会中缔造和巩固霸权。

四、直接统治与正常状态的辩证法

霸权虽然以“自发的同意”为特征,但葛兰西从未把它设想成与强制无关的纯粹说服术。恰恰相反,他认为阶级统治的两个环节(霸权与直接统治)在结构上是共存并互为条件的。如果说霸权对应的是正常状态(normal times),直接统治对应的则是危机时刻(moments of crisis)。

在正常状态下,绝大多数民众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同意现存方向。主动同意是指社会精英和相当一部分民众真诚地认同这种生活形式的合理性;被动同意则是“别无选择”的默认——人们未必真心拥护,但因看不到替代方案而照常生活。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福利国家式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转型,大多数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在理念上热情拥抱“自由大于平等”的新自由主义原则,他们之所以接受,是因为福利国家的滞胀危机使人们相信“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被动同意。在被动同意尚存的情况下,统治阶级的领导权仍然牢固,不需要大规模动用暴力。

但是,一旦连这种被动同意都消失,统治就进入危机时刻。葛兰西将直接统治描述为,国家强制力量机器“以‘合法’的方式对那些既不以主动方式也不以被动方式‘同意’的群体强制推行纪律;这台机器是为整个社会而设立的,用以预先应对自发同意失效时指挥与方向上的危机时刻”。这里的关键词是“预先应对”(in anticipation)。一个真正具有领导能力的阶级并不是等到危机爆发才临时动用暴力,它在建立霸权的同时就已经准备好了整套强制机制,并使之合法化。平时,这套机制隐而不显,潜在地为总体方向背书;一旦同意破裂,它便从幕后走到前台,以直接镇压的方式捍卫秩序。

所以,在葛兰西看来,只讲非战争状态或只讲战争状态,都无法理解政治的真义。政治之为政治,必须同时容纳同意与强制、正常状态与危机状态。知识分子在建构霸权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任何文化领导权都必须以一个能够应对危机的组织化力量作为后盾。如果完全没有强制性的政治社会为依靠,单纯在市民社会里进行文化争夺,终究无法完成从一个阶级到领导阶级的跃升。

五、马克思与葛兰西的深层关联

阶级统治何以不再直接?

行文至此,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浮现出来: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归入上层建筑,是否意味着他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如果只停留在表面,我们就只能得到一个浅薄的判断“马克思讲经济基础,葛兰西讲上层建筑,所以他们断裂了”。然而,一旦深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特殊性的分析,便会发现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霸权理论恰恰是马克思已经开启但尚未充分展开的一条线索的延续和深化。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复申明的一点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统治,不再是直接的政治统治(direct political domination)。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地位先行规定经济地位:因为是贵族,所以拥有土地;因为是农奴,所以依附于土地。统治表现为赤裸裸的人身依附关系,表现为“政治上的等级划分”,这就是直接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革命则将这种政治等级打碎,以法律上的平等主体替代了身份等级。从此,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合法契约关系”,而契约又进一步被视作具有理性根据的法律关系。于是,人对人的统治消失在了物的关系和法的关系背后,呈现为一幅由大写理性规定个体生活的画面。

马克思在这里揭示出一个极其深刻的转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之所以“自发地”接受现存秩序,根源在于这种秩序已经在理性、法律和经济的层面上被建构为“合理的”与“自然的”;强制并未消失,只是退到了这幅合理图景的背后。直接统治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是多重中介之后的统治。马克思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条中介链条: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性与现实的关系。也就是说,最终在个体的意识中,生活的权威被交付给“有道理的”“客观必然的”理性本身,任何具体的特权者都从这幅画面中退场。这便是资产阶级霸权最深层的逻辑。

然而,马克思还进一步看到,这种基于“理性”的自发同意,本身又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从而呈现出两个阶段。

1. 第一阶段:高尚意识形态的阶段

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的主角是有产的市民阶级。他们通过启蒙运动,把与旧制度斗争中形成的世界观凝聚为一套自觉的高尚意识形态(high ideologies):自由、平等、博爱,法权至上,理性自主。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不仅用这套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支配辩护,而且它本身也真诚地相信自己在引领全人类走向解放。被解放的农奴、获得自由劳动权的工人,也一度真心拥护这些原则,因为他们确实因此摆脱了封建枷锁,被承认为与他人平等的法律主体。此时,自发的同意带有浓厚的哲学和道德色彩,它直接指向一种崇高的理性信仰。

2. 第二阶段:物化意识与意识形态的终结

到了资本主义充分展开的时代,尤其是马克思《资本论》和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分析的阶段,自发同意的形态发生了质变。随着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张无所不包的巨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始呈现出“第二自然”的特征。人们直接把这种秩序当作客观事实来接受,原有的高尚哲学原则退出了论证的舞台。商品拜物教、物化意识、直观的态度,这些是马克思和卢卡奇用来捕捉新阶段意识形式的术语。此时,自发的同意呈现为一种日常生活层面的顺应:“自由引导人民”式的激情已经消退,生活就是如此,有它铁一般的规律,我们能做的只是去适应它、利用它。这正是传统的高尚意识形态形式的消退,意识形态依旧存在,但已经无须以哲学、宗教、艺术等自觉的高尚形式来表达,它沉降到日常生活的肌理中,成为一种无言的常识。新自由主义转型中被动的同意,就是这种沉降式意识形态的典型表现。

六、市民社会

霸权争夺的主战场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正是在上述马克思所开启的方向上进行了一次关键性的理论聚焦。马克思固然已经揭示了阶级统治如何通过同意而被接纳,但他的战斗任务使他更强调从“经济基础”出发去冲击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因此,马克思把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基础含义放到了前台,而将它作为同意和领导权发生领域的这一维度,留在了理论的阴影处,主要借由意识形态批判和商品拜物教批判来发挥。

葛兰西的贡献是把这层阴影中的维度拉到了聚光灯下。他明确指出:统治阶级的霸权,是在市民社会中具体地被建立、组织和再生产的。这里的市民社会,既可以是早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报纸、沙龙、政党、学校,从中锻造出自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可以是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中遍布各处的私人机构——工厂、公司、大众传媒、教会,它们不断把现存秩序再生产为“自然状态”。无论在哪一阶段,市民社会都是霸权争夺的核心战场。

从这个角度看,葛兰西和马克思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断裂。马克思讲市民社会是经济基础,强调的是它的基础性生成作用;葛兰西讲市民社会是上层建筑,强调的是它在巩固统治中的积极建构功能。两者共同指向了同一座结构的两面:在“生产世界”中有根本性地位的阶级,通过市民社会将这种地位转化为全社会的普遍方向,从而赢得被统治者的自发同意,最终使直接统治只在危机时刻才显露峥嵘。正因为如此,葛兰西才断定,现代革命的关键已不再仅仅是夺取政治社会中的政权,而首先是在市民社会中夺取文化和道德的领导权——一种“阵地战”式的长期斗争。

七、余论

理论贡献与未尽的争论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霸权理论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解释力,使人们看到国家由暴力机器与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共同构成,即他所说的“完整国家”。知识分子、教育机构、新闻出版、民间社团等此前被视为非政治性的领域,全部进入了阶级斗争的分析视野。这也直接影响了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和“公共领域”的批判,以及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

然而这一理论也引发了持续而复杂的争论。最集中的质疑在于:将市民社会明确归属于上层建筑,是否会模糊乃至削弱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意大利学者诺贝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曾指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实际上包含着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融合,因而消解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截然二分。这种融合在支持者那里被赞为对机械决定论的克服,在批评者那里又被担忧可能导向“文化主义”的偏向,即过度强调文化和同意的维度,从而忽视了资本积累和阶级对抗的硬性逻辑。在20世纪后半叶,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墨菲(Chantal Mouffe)更是将霸权概念从阶级基础中彻底解耦,发展出一种以话语政治为核心的后马克思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葛兰西仍在坚守的历史唯物主义底线。

对于这些争议,实事求是的态度或许应该是,既承认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确实为文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斗争赢得了不可替代的理论空间,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葛兰西本人始终把“生产世界中的位置与功能”视为一切领导权的终极根源。他从未否认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同时也正是在这个决定性的基础之上,为政治的主动性与文化的创造性划出了一块需要严肃对待的领地。恰恰是这种在“必然”与“自由”之间的艰难平衡,使得他的市民社会理论至今仍然是我们思考现代国家、民主转型和社会主义战略时难以绕过的思想资源。

从知识分子问题到市民社会理论,再到即将展开的霸权与实践哲学,葛兰西的政治理论正在一步步地铺设出它的完整地形图。归根结底,知识分子问题的背后是领导权问题,而领导权问题的核心正是在市民社会中争夺规定社会生活总体方向的权力。接下来的课程将进入葛兰西如何背靠列宁、重读马基雅维利,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以霸权概念为中心重新建构起来——这既是对资产阶级现代国家建构秘密的揭示,也是对被统治的工人群体如何跃升为领导阶级的战略性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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