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原文
复旦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记4
葛兰西与知识分子理论
背景与问题域
为什么葛兰西与众不同?
在探讨卢卡奇和科尔施之后进入葛兰西的思想世界,会立刻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差异。卢卡奇和科尔施的著作,无论《历史与阶级意识》还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尽管都诞生于革命实践的浪潮之中,但我们很难从中读出一个活生生的匈牙利或德国。他们的论述更多在普遍的历史哲学层面展开。然而,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却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剧烈阵痛中的意大利。他被认为是“扎根在意大利的革命政治实践当中的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所面对的所有问题都首先是意大利的,但他在对这些特殊问题的勇敢把握中,又揭示出了普遍的意蕴。这种从“在地性”生长出普遍性的能力,使他至今仍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为了理解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知识分子理论,我们必须首先进入那个纠缠他思想的意大利现实。
南方问题。葛兰西出生在南意大利的撒丁岛。南意大利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落后地区,而北意大利的米兰、都灵则是资本主义文明高度发达的工业之都。这种尖锐的南北对立,本质上是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资本主义版本的现代化,是否必然以牺牲一部分地区和人群为代价?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国家发生,将如何处理这种深刻的内部殖民与分裂?
革命的组织问题。年轻的葛兰西来到红色之都都灵,亲历了如火如荼的工人委员会运动。这是流血牺牲的激进革命,但最终归于失败。这直接触及了革命的关键困境:革命运动已然自发地爆发(如同当时盛行的工联主义所强调的基层自组织),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领导,这些运动始终无法从“反抗”跃升为“革命”。这一困境将他推向了列宁和十月革命。葛兰西的焦点不同于科尔施(后者关注的更多是第二国际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未能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问题),他关注的是列宁做对了什么——即列宁如何通过政党的政治领导,成功地解决了革命中的国家问题,使革命政权得以落地。
资本主义的转型及其反动。革命失败的另一面,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形态。葛兰西敏锐地捕捉到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到来,并指出这种转型不仅催生了激进的革命政治和组织问题,更催生了一条与革命相反的道路——法西斯主义。令他深感痛切的是,他曾欣赏的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liberal intellectuals)纷纷转向了法西斯主义立场。为何反动会成为一种有力的社会和政治选项?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批判,集中剖析了以克罗齐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党内斗争与政治领导。在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背景下,意大利共产党内部也分裂为激进的左派、中间派和修正的右派。在这复杂的路线斗争中,政党的政治领导何以可能?一种能够统一集体意志并赢得广泛认同的力量究竟如何形成?
所有这些线索——南方问题、组织困境、资本主义转型、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列宁革命的再思考——共同构成了葛兰西在狱中思考的出发点。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应,葛兰西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心,从卢卡奇、科尔施所侧重的历史哲学,转向了被哈贝马斯后来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缺失的环节”(missing link)——政治哲学。他不仅要解释历史的变革,更要系统阐明一种新型的政治秩序——无论是资产阶级版本的现代国家,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所追求的新型国家——究竟何以可能落地、何以可能持存。而他的整个理论大厦,正是以知识分子理论为入口,以霸权理论为核心,以实践哲学为根基建立起来的。
知识分子问题:激进运动为何走向危机?
从“意识形态危机”到“知识分子问题”
卢卡奇和科尔施对20世纪初欧洲革命失败的诊断,都聚焦于意识形态危机。卢卡奇指出,工人阶级受制于物化意识,无法生成与其历史地位相匹配的无产阶级意识;科尔施则批判第二国际和正统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与实践分离,丧失了作为革命之哲学表达的能力。葛兰西对此深表认同,但他进行了一个关键性的视角转换:他将革命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政治哲学的语境中,更直观地界定为知识分子问题。
他观察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参与激进工人运动的工人们,身上出现了一种严重的断裂。他们的行动超出了他们现有的生活及其对自己行动的理解,但他们用于言说的语言和理论,却远远落在后面。他们做着改写历史的事情,却只能用旧世界的碎片化语言(如“工资太低”、“活不下去”)来表达抗议。葛兰西将这种状态与过去真诚的天主教徒(sincere Catholic)所具有的 “信仰的统一性”(unity of faith) 进行对比。一个信徒深信教义,并努力让教义贯穿自己的生活经验,思想和行动是一致的。而现在的革命工人,其超越旧秩序的实践与他们所习得的(属于旧秩序的)意识之间,出现了真实的断裂。这不是自欺,不是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却不敢说,而是一种彻底的“失语”——他们真的说不出来。
弥合断裂的知识分子何在?
为何会出现这种断裂?葛兰西的回答直截了当:因为能够弥合这一断裂的、属于革命群体自身的有机知识分子不存在。他进一步分析了当时存在的两类所谓的“革命知识分子”,论证他们无力承担此任。
第一类: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其典型代表是布哈林式的、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机械决定论的知识分子。在葛兰西看来,这批人讲述的不是革命的理论,而是对工人在资本主义生活条件下必然产生的常识性世界观的直接表达。这种世界观的内核是机械决定论,它传达的信息是:生活有其铁的必然规律,历史会按既定阶段发展。这在本质上,是用唯物主义语言将历史规律曲解为一种世俗化的宿命论,形同前现代社会中信徒对命运的被动接受。它非但不能引领工人突破既定秩序,反而在理论上固化了其从属地位。
第二类:自由派或纯粹知识分子。在意大利,有一批深受黑格尔主义、尤其是克罗齐、金蒂莱等新黑格尔主义传统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理论上远比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更有说服力,因为他们继承了强调主体能动性与现实相互中介的思想传统。然而,在革命与反动的激烈博弈中,这批原本持自由派立场的知识分子,其主体部分却转向了支撑法西斯主义的保守与反动立场。他们成为了维系资产阶级统治的精神力量,而非颠覆者。
革命队伍中,只有行动,没有能为之赋形的理论。这一问题如果不能被解决,任何激进运动都注定失败。为了探寻解决之道,葛兰西首先需要从理论上澄清:到底什么是知识分子?为此,他提出了那对著名的概念: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两大类别
有机知识分子:根植于结构位置的组织功能
“有机”(organic)一词在卢卡奇那里带有否定性含义,指那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认为革命能自发长成的观点。葛兰西重新激活了这个词,并赋予其截然不同的肯定性内涵。他这样定义有机知识分子的诞生:
每一个社会集团,当它在经济生产世界中承担一项本质性功能而登上历史舞台时,都会在自身之中,有机地创造出与之相伴的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些阶层赋予该集团以同质性,并使其不仅在经济学领域,也在社会和政治领域意识到自身所承担的功能。
我们来层层剖析这个定义。
第一,“有机”意味着“有根”。这些知识分子不是悬空的,他们是从一个在经济生产领域占据结构性位置的特定社会群体中生长出来的。葛兰西举例说,我们可以想象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那些资本家、企业家在经济领域作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出现时,也会相应地在他们之中产生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不仅讲述他们如何承担起国家的财政,还论证他们代表着人民,代表着对旧世界观的根本变革。这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一脉相承,强调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第二,“有机”意味着“组织化功能”。这是理解葛兰西知识分子概念的关键。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仅是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对这个阶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建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为两点:
- 赋予同质性(homogeneity):他们将一群在客观经济结构中处于相同位置、但彼此间可能充满竞争的原子化个体,塑造为一个具有共同生存条件、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统一整体。他们让一个“自在的”群体变成一个“自为的”群体。
- 赋予普遍性(universality):他们不仅让这个群体认识到自身在经济领域的功能,还让其意识到自己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功能。这意味着,他们能把这个阶级的特定利益,表述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论证为何这个阶级能够并且应该领导整个国家,代表历史的最高发展方向。这便从狭隘的、只关注自身利益的“行会阶段”,跃升到了能够执掌国家领导权的“霸权阶段”。
因此,有机知识分子的核心在于其功能。他们是将一个特定群体“组织化”的粘合剂和催化剂,是该群体从纯经济领域上升到政治和文化领导权的关键。
何为“知识分子”?从劳动性质到社会功能
为了进一步界定“知识分子”,葛兰西批判了以劳动的内在性质作为区分标准的传统看法。人们通常认为,知识分子从事脑力劳动(mental/spiritual labor),而非知识分子从事体力劳动(physical labor)。葛兰西认为这完全错误。
他依据马克思的思路论证,任何人类劳动都必然包含对对象的认识与目的的贯注,因此哪怕是最基本的体力劳动,也离不开最低限度的智力活动。如果结合科尔施的观点,社会生活本身就是被意识所中介的,我们的劳动更是已然浸透了经济意识、政治法律意识和哲学意识形态。因此,不存在纯粹的不包含精神劳动的体力劳动。如果用这个标准,那么人人都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也就失效了。
葛兰西认为,区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标准不在于劳动的性质,而在于其在整个社会关系结构中发挥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正与马克思所论述的“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分工”是一致的。马克思指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是阶级统治的关键。它催生了一个专门的阶层,其功能就是为既定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提供理由和根据,塑造被统治者的共识,使得一种恒常的、稳定的权力关系得以可能。统治者之所以是统治者,不仅因为他们掌握暴力,更因为其知识分子为他们生产了统治的合法性。
从这个角度看,归根结底,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必然是有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总是直接或间接地、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某个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并为其在社会中的“位置”提供意识形态的建构与辩护。任何一个群体要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就必须产生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
传统知识分子:历史连续性的独立假象
然而,这个“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有机的”的论断,和我们日常经验到的“知识分子”形象似乎格格不入。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知识分子,恰恰是那些看起来独立自主、超越于一切阶级利益之上,只致力于思想和文化传承的群体。他们似乎代表的是 “历史的连续性”(historical continuity),无论政治和社会形式如何剧变,他们都守护着观念世界的薪火。葛兰西将这类知识分子称为传统知识分子。
这立刻构成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如果说所有知识分子归根结底都是有机的,为何实存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以“传统的”面貌出现的?这种自主性的假象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出来的?葛兰西通过追溯知识分子史,尤其是聚焦于 “教士” 这一群体,揭示了这一辩证转化的过程。
第一环:天主教世界的教士。
教士阶层是葛兰西眼中传统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前身。他们并非没有根,恰恰相反,他们最初是土地贵族的有机知识分子。其功能是向广大被剥夺了特权的民众(主要是农民)解释和论证土地贵族垄断土地和政治特权的神圣性与合理性。
然而,为了有效地执行这一功能,教会对这些教士施加了极其严格的 “思想规训”(intellectual discipline)。因为教士直接与农民打交道,如果任由他们在接触农民苦难的过程中自由思考,就极易产生代表农民立场的“异端”思想。为了防止这一点,教士的思想必须在严密的教义框架内活动,绝不能越雷池一步。这便产生了一个双重切断的效果:其一,切断了教士与其工作对象(农民)在思想上的有机联系,他不能反映农民的苦难;其二,遮蔽了他与其所服务的阶级(土地贵族)之间的关联,他不再以“贵族的代言人”身份说话,而是以“传达上帝讯息”的中立面目出现。如此一来,教士阶层就获得了一种独立自主(autonomous and independent) 的表象,成为了只与永恒真理打交道、超越世俗利益纷争的传统知识分子。
葛兰西同时洞察到,正是通过这种牺牲思想自由的规训,教士自身固然无法获得思想与行动的真实统一,却成功地在底层农民身上制造出了他所没有的那种“信仰的统一性”。农民被动地接受这套世界观,他们的逆来顺受的生活与教义要求他们的逆来顺受完全一致,行动与信仰没有断裂。但这种统一是“错误意识”的统一,是以彻底剥夺农民产生自己有机知识分子的可能性为代价的。因此,农民阶级永远无法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登上历史舞台。
第二环:现代化进程的三个阶段。
从天主教世界的瓦解到现代社会的确立,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被进一步巩固。葛兰西梳理了三个阶段:
文艺复兴与君主国形成。君主国兴起过程中,出现了为君主服务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取代了教士,成为新的“长袍贵族”,其背后是集权的君主,与大众毫无关系。
宗教改革。新教改革虽然将信仰直接交还给个体,打破了教士的中介垄断,但它是一场“没有知识分子的宗教改革”。它未能为被提升为直接面对上帝的信众们,创造出能够表达其自身对现代生活理解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
资产阶级思想的胜利。在彻底去宗教化的启蒙及后启蒙时代,资产阶级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但这些思想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表达其规定和引领现代世界的产物,是少数精英的创造。
这三个阶段的核心结果是,整个现代化进程延续并深化了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彻底分离。大众虽然在名义上获得了平等,但在精神和文化上,始终是被“代表”、被“讲述”的对象,而没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所信奉的,不过是一种现代版的常识世界观,其内核依然是前现代的机械决定论——生活有铁一般的必然性,必须接受。这正是现代社会能够维持“形式平等”与“实质统治”并存的关键所在。
结论。葛兰西由此完成了其知识分子概念的辩证法。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有机的”,都服务于某个社会集团。但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从罗马帝国、天主教世界到现代)中,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霸权,成功地使其自身的有机知识分子获得了超越特定阶级的、看似独立的历史连续性,从而以“传统知识分子”的形态呈现并被大众所认知。而革命政治的困境,正是这一历史鸿沟的当代显现:工人阶级作为新的历史主体,还没有孕育出属于自己的、能够打破这种传统假象并赋予自身以同质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知识分子。
从知识分子到霸权:市民社会理论的引入
到了这一步,一个问题自然浮出水面:有机知识分子赋予阶级的那种“普遍性”,究竟是在什么领域中实现的?他们发挥组织功能的那个舞台,在社会整体结构中位于何处?
这便是葛兰西要引入市民社会理论的原因。我们看到,有机知识分子的功能是让一个群体从经济领域上升到政治和文化领域,使其获得超越狭隘经济利益的社会领导能力。那么,这个“政治和文化领域”该如何从理论上加以界定?传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需要被精细化。
葛兰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
- 政治社会:对应的是狭义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军队、警察、法庭等,实行的是直接的统治或“宰制”,通过强制力来确保社会服从。
- 市民社会:这不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指称经济基础领域的那个概念。在葛兰西这里,它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它是由各种所谓的“私人”机构构成的组织总和,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报刊、出版机构、各类文化团体等。
有机知识分子正是运行于市民社会这个层面。他们通过学校、教会、媒体、政党等机构,将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进行加工、传播和说服,使其成为被统治阶级广泛接受的“常识”。这个过程,就是领导权或霸权的生产过程。一个阶级要获得统治的稳固,就不能仅仅依靠政治社会的强制力,还必须通过市民社会来赢得被统治者的“主动同意”。这便是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背后必然要依托的那个更大理论框架。
那么,这个霸权理论具体包含哪些内涵?葛兰西如何从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中,读出霸权问题的核心规定?他又如何通过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进一步展开对现代政治秩序的思考?最后,这一切如何落脚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理解——也就是他所谓的“实践哲学”?这些是接下来的课程要逐一展开的问题。
讨论与延伸
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及其市民社会概念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精英与大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文化与精神上的裂痕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出来的,也因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六七十年代,阿尔都塞对其进行了结构主义的消化吸收,《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等期刊也在英语世界大力引介和传播。而到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当革命政治看似毫无可能时,一批后阿尔都塞、后葛兰西的激进政治理论家再次调用他的资源,去思考在封闭的体系内如何重新打开革命的可能性。
但也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葛兰西认为迄今为止的知识分子都以“传统”面貌出现,工人阶级由于没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而无法在理论上表达自身的普遍性。这一判断是否低估了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的教育和文化实践?另外,他对市民社会作为“阵地战”的场所寄予厚望,但在今天文化工业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市民社会中的机构是否已经如此彻底地被资本逻辑工具化,以至于留给反抗性“阵地战”的空间被极度压缩?这些都是后继思想家持续争论、并在后续课程中有待展开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