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提要

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危机;两个阵营“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的共识;回到黑格尔与“一个过程,四个环节”;马克思主义三阶段;精神现实与“把哲学嵌进世界”;对列宁《唯批》的批判。

卡尔·科尔施肖像
卡尔·科尔施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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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意识形态危机一个过程四个环节精神现实哲学的终结灌输论幼稚唯物主义

在问题链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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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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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记3

科尔施与“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的辩证重建

1923年,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几乎同时问世。这两部著作共同开创了后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却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遭到集中批判,被认定为偏离马克思主义正统方向的异端。正是在这场理论风波中,卢卡奇与科尔施走上了不同的回应之路——卢卡奇在反复的自我批评中力图保留那张“党内入场券”,而科尔施则越来越坚决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直至1926年被德国共产党开除。1930年,《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二版问世,科尔施附上了一篇措辞更为锋利的《反批评》,不仅对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展开清算,更把矛头直指当时正处于上升势头的第三国际列宁主义哲学体系。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共产主义”的对峙,为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流传埋下了伏笔。

然而,要理解科尔施到底在回应什么样的理论困境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史的坐标上。因为科尔施既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也不是为了给马克思主义补上“哲学空缺”而写作的职业学者。他首先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是深深卷入革命实践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之所以要坚持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恰恰是因为他痛切地感到,当时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正陷于一场深重的意识形态危机——这场危机正在吞噬革命的可能性,而绝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此不但毫无察觉,甚至主动放弃了把握这种危机所必需的理论高度。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正是为了重新唤醒这种高度而写下的战斗文本。

一、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危机

科尔施的理论出发点与同年的卢卡奇有着惊人的一致。在卢卡奇那里,十月革命之后,欧洲大陆虽然接二连三地爆发了激进的工人革命,却无一例外地遭遇挫败。究其原因,不在于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在于革命缺少了一个关键的环节:阶级意识。卢卡奇把这种缺失诊断为“意识形态的危机”——工人在血与火中行动,可是他们对这场革命的理解,依然被旧世界的观念牢牢掌控着。普通工人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资产阶级对这个世界的言说;他们实际拥有的意识和从他们的阶级地位中可以推导出的“被归因的意识”(attributed consciousness)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而在理论的另一端,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已被实证主义所征服,放弃了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结构矛盾的努力,转而满足于对事实的崇拜、对经济的修补。理论的降格与工人的无意识,共同造成了革命所需要的集体意志无法成形。

科尔施用几乎完全相同的逻辑展开了他的论述,只不过他把问题的中心概念从“阶级意识”换成了哲学。在他眼中,当时的欧洲革命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它迫切需要有能够把握这场革命总体意义的思想环节——也就是一种具有哲学高度的理论,但恰恰在这个关节点上,整个时代却共同认定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这种共识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而它的后果却同样是灾难性的。

第一个阵营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们。他们按照自己时代的偏见,把哲学史写成了“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写成了哲学观念自身独立发展的历史。这幅画面呈现出一种人们并不陌生的结构:哲学从古希腊起源,历经中世纪,再到近代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达到巅峰,然后突然出现了一段漫长的“缺失的环节”(missing link),直到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复兴,才重新接上了当代欧陆哲学的脉络。在这幅画面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诞生于“缺失的环节”之中,因而理所当然地被放逐在哲学史之外。这种书写方式不但把马克思从哲学中驱逐出去,更重要的是,它以观念独立发展的假象,掩盖了哲学与时代总体生活之间的真实关联。

科尔施对此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判断:这样的哲学史家之所以再也无法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哲学性质,是因为他们不自觉地固守着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资产阶级思想已经走到了它能力的极限——它不再能够站在“总体”的高度去把握那个包含矛盾与冲突的复杂社会生活。如果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哲学开辟了新的环节,那就意味着承认资产阶级革命所奠基的那个现代世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意味着承认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已不再具有必然性。资产阶级思想已经衰落了,它既不敢也不能理解一种与自己命运相敌对的哲学。

第二个阵营却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第二国际的正统理论家们同样认定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他们给出的理由听起来要正面得多:马克思主义已经超越了哲学,它已经变成了关于历史的科学,变成了一种更为精确、更为实证的知识形态。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反复说过,他们的理论意味着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意味着哲学的终结,那又何必再为它加上“哲学”的累赘呢?甚至在另一些理论家那里,由于觉得“纯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缺少对文化、价值与理想的有效回应,于是反过来主张为马克思主义添加一种哲学——比如新康德主义——以补其不足。纯粹科学也好,添补哲学也罢,它们所共享的前提完全一致: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哲学。

在科尔施看来,这种“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背后,同样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实证主义化趋势在作祟。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长期的和平发展期,资产阶级思想日益丧失了进行总体性思考的气魄,转而满足于分门别类地研究孤立的事实。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不但没能抵抗这种实证主义的侵蚀,反而在“唯物主义”的名义下接受了它,把“从现实出发”曲解为对直接给定事实的崇拜,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简化为一种机械的因果公式。这样一来,革命所必需的意识形态维度便被彻底放逐——国家问题、政党问题、阶级觉悟问题、文化斗争问题,统统被当作“附生现象”而得不到真正的理论回应。科尔施说,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当革命再度成为生活的首要主题时,自称是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却完全丧失了回应革命的能力。

于是,科尔施的整部著作便沿着一条清晰的线索展开:他要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哲学,而且在它的哲学性当中蕴含着对这种危机的解答。而要达到这个证明,他必须先回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巅峰——黑格尔那里,让辩证法的高度重新被我们所理解。

二、回到黑格尔

哲学作为革命的构成环节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黑格尔?因为在科尔施看来,那个“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的判断,不仅暴露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衰落,更揭示出一个可怕的事实:今天的理论家们已经连德国古典哲学所达到的水平都守不住了。他们既不明白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也不懂得哲学何以能够成为历史性实践的构成性力量。而这一切,在黑格尔那里曾经被把握得无比明晰。

科尔施特意引用了黑格尔的两个文本:一个是《哲学史讲演录》,另一个是《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与导言。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对德国古典哲学做出了一个极度凝练而充满力量的定位:德国古典哲学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哲学。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很容易把它庸俗化地理解为:现实生活是内容,哲学是形式,有了法国大革命这个“客观进程”,才会有关于它的哲学作为“反映”出现。但科尔施指出,黑格尔的意思恰恰相反——这场革命,最终是以思想所提供的形式被安放下来,被表达出来,乃至被实现出来的。革命不是先有一个纯粹客观的过程,然后再由思想去认识它;思想是革命的构成性要素(constituent element)。用黑格尔自己那更为激烈的表述来说:革命“仿佛就是以思想的形式本身被包藏、被表达出来的”。

这才是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第一重内涵:哲学与现实之间是内在相互中介的关系。哲学绝不只是时代的回声,它是时代本身得以成形所必不可少的那一个维度。法兰西民族在行动上扛起了大革命,日耳曼民族则在思想中完成了对革命之原则与根据的把握——法国人给出了自由的原则,德国人则在哲学中把这条原则在伦理、法权、国家、历史中的全部展开加以思考。没有法国大革命,德国古典哲学便没有如此宏大的内容;而没有德国古典哲学,法国大革命那自由的原则便只能在“自由的狂热”(fanaticism of freedom)中自我毁坏,在革命的恐怖中迷失方向。因此黑格尔说,真正扛起这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革命事业的,是两个民族:法兰西与日耳曼。

从这里,辩证法便自然地展现出它的第二重内涵。哲学作为一个时代总体生活的一个构成性部分,它所要通达的,正是那个大写的生活本身的总体性(totality)。黑格尔之所以能够宣称自己的哲学把握了那个时代,是因为他自觉地把哲学放在与政治革命、宗教改革、市民社会的兴起等全部社会环节的关联中去思考。哲学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切入,却在概念的高度上去重构整个伦理生活的内在真理。也就是说,哲学既是总体的一部分,又是对这个总体的把握。这正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与后世观念史的根本分野:后世只看到了观念自身的传承与断裂,黑格尔看到的却是每一个哲学环节如何在历史生活的总体剧变中获得自己的内容与使命。

如果今天的人们仍然站在黑格尔的高度,就不会看不懂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所做的事情在结构上与黑格尔所做的并无二致,只不过他面对的是历史的下一幕。正如法国大革命把“自由”作为现代世界的原则提交出来,1848年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则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性超越”提交了出来。科尔施用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来表述这种关系:

“一个过程,四个环节”(one process, four moments)

这个过程就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已经包含了两个环节——它的政治行动(法国大革命)与它的自我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当这个革命所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内在矛盾中不断孕育出新的对立时,一种新形态的革命运动便必然兴起——这就是工人运动。工人运动要成为自觉的革命,就必须有关于这场革命的自我理解,这便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相对于德国古典哲学,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相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来说,是一个具有自主规定性的新运动(autonomous new movement),而并非后者观念自身的逻辑推演。马恩之所以能够继承黑格尔,并非因为他们比黑格尔更聪明、修正了后者的逻辑错误,恰恰是因为历史本身已经走到了使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赫然暴露的那一步。在科尔施看来,恩格斯晚年反复强调的那句话——“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科学社会主义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把握总体、参与历史的能力,只不过它现在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出发,去把握那个必将扬弃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有了这层历史的逻辑,科尔施就可以做出他最重要的初步断言: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具有哲学性质。因为一个理论如果自觉地把自己把握为一场正在展开的总体性变革的内在环节,如果它对这场变革的原则与根据给出了概念性的把握,它就无论如何不能从哲学中被除名。不管它表面上是否穿戴着“纯粹哲学”的外衣,不管它是以批判哲学意识还是以批判政治经济学为直接的写作形态,它都依然立身于辩证法的高度之上。

然而,仅仅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哲学还不够。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自称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更反复强调他们的理论意味着“哲学的终结”。哲学的性质与哲学的终结如何能够共存?这恰恰是科尔施必须回答的最深层的难题。

三、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史

要回答这个难题,科尔施选择了一条非同寻常的道路。他把问题历史化,写出了一部极简却极具穿透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演变史”,而没有径直给出一个哲学定义。他区分了三个发展阶段:1843年至1848年,1848年至19世纪末,以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直到他写作的当下)。在这三个阶段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体现,而最终它陷入了深重的危机。这场危机的实质,就是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之间那条本应内在的纽带,被彻底切断了。

第一阶段(1843—1848):以哲学批判形态出场的总体性实践意识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刚刚开始他们的独立思想探索。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到《神圣家族》,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他们的理论活动最直观的特征就是:它以形形色色的德国哲学为直接的批判对象。无论是黑格尔法哲学、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还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都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清算。在这个意义上,马恩的理论本身依然穿着“纯粹哲学”的外衣。

但科尔施指出,这个阶段的马克思已经显露出后来被遗忘的三大核心特征。

第一,批判“哲学意识”只是他理论的起点。他在批判中所要达到的,除了驳倒对方的理论结论,更在于把握那个产生这种错误意识的生活总体。比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中,马克思揭示出: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之所以要把国家叙述为伦理理念的现实,正是为了在一个实际上由市民社会所支配的现代世界中,为这个充满分裂的世界提供一种观念上的和解。批判这种哲学,就必须同时批判那个需要这种哲学加以辩护的政治现实。这就是对**总体性(totality)**的把握。

第二,这种理论深刻地自觉到:它自身并不是自足的,它必须把自身安放进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去。所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说得很清楚:哲学必须为历史服务,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这就是对理论与实践内在关联的自觉把握,即**革命实践(revolutionary praxis)**的维度。

第三,正因为有了前两点,此时的马克思已然明确地提出了取消哲学的历史任务。他同时批判了当时德国并存的两类政治派别:实践派与理论派。实践派(即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主张直接通过政治行动来废除旧哲学、却轻视理论彻底性的激进政治派别,马克思当时主要以此指代那些试图绕开理论批判、径直诉诸实践改造的民主激进力量,其典型代表如部分青年黑格尔派中的行动派成员及更广泛的共和主义活动家)主张不实现哲学就消灭哲学,以为只要把旧世界的物质形态摧毁掉,附着其上的观念便会自然消散。理论派则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只要在哲学上把道理想得足够透彻,拿得出比黑格尔更正确的哲学体系,生活自然就会变好。马克思对两派都给予了批判:前者不懂得,如果不从理论上真正“实现”哲学,即彻底把旧的哲学意识所讲述的生活道理驳倒,就不可能“消灭”它的现实效力;后者不懂得,如果只在哲学内部实现哲学,而不去改变那个让这种哲学得以产生出来的现实社会条件,就永远不可能消灭作为它的对立面的那个旧世界。二者共同的错误在于没有理解观念的现实性——也没有理解现实中的观念性。正因为马克思深刻地理解了这种相互中介的关系,他才能提出“让哲学成为现实”从而“取消哲学”这一看似悖谬的主张。

第二阶段(1848—19世纪末):理论深化与追随者的实证主义转向

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和平发展期,工人运动也随之走向衰落和分化。然而,正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他们理论最深刻的一次转型:批判的重心从哲学意识转向了经济意识(forms of economic consciousness),也就是从直接的哲学批判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转向常常被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解读为“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似乎马克思一旦开始研究经济,就等于放弃了哲学的追求,变成了纯粹的科学研究者。

科尔施对此坚决反对。他指出,批判重心从哲学下移到政治经济学绝不意味着放弃了总体性的高度,相反,这是为了更好地“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复杂的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主导着人与人之间物质联系、支撑着整个社会结构运行的,不只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宗教或哲学教条,更是渗透在市场交易、劳资关系、商品生产中的日常经济意识(比如对“等价交换”的信仰、对“经济规律”的盲从)。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对这种经济意识进行批判,正是为了从真正的结构核心出发,重构起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内在关联的具体把握。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包含着更加具体、更加深入的关于总体的哲学。

然而,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深化,却与他同时代的工人运动之间出现了某种裂隙。理论在深入,工运却因时势而平息,这使得后来的追随者逐渐丧失了把握这两者内在关联的能力。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随着议会政治的成熟和工人斗争形态的合法化,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终于发生了公开的分化。

一边是修正主义。以伯恩施坦为代表,他们忠实地反映了工人运动转向合法斗争、追求现实权利的现实趋向,提出了一套“进化的社会主义”。这套理论与社会生活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它已经彻底放弃了革命的总目标。另一边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以考茨基等人为代表,他们为了抵制修正主义,高调捍卫马克思文本中的阶级斗争与革命话语。但这种捍卫,是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完成的:他们把马克思的概念抽象化为若干教条,却完全拒绝正视它与当下现实之间的关系。科尔施用一句话揭示了它的本质:“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它诞生之初,就和复杂的工人运动现实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

这便产生了灾难性的理论后果——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被凝固为永久的原则。既然现实中的工人运动不能自己产生革命意识,而理论又已经和这个现实隔开,那么理论如何到达工人?答案便是灌输论。无论是考茨基主张的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群众进行思想灌输,还是列宁主张的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先锋队政党承担理论输送的使命,在科尔施看来,它们的共同结构都是:把理论看作外在于工人运动自发进程的现成真理,需要通过外部建制化的渠道注入其中。科尔施说,这是把某个特定历史时刻“临时的需要”放大为“永久的美德”,从此把工人固定在被动的、等待启发的客体位置上,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所把握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第三阶段(20世纪初):深重的马克思主义危机

当20世纪初革命再度成为欧洲的直接主题时,上述那种用教条和灌输维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便彻底暴露了它的无能。科尔施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此时陷入了全面的危机(crisis of Marxism)。这种危机集中体现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国家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

正统马克思主义习惯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机械公式来理解社会,必然会忽视革命中国家问题的首要性。如果只盯着经济生产关系的变革,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革命的第一步必须是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种理论上的盲区,在实践上便表现为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盛行——要么迷信工会的自发斗争,要么幻想彻底消灭一切政治权力。好在国家问题后来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和列宁的论述,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回应和缓解。

然而,另一个问题,即革命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却几乎完全没有被认真对待。以那种机械的唯物主义公式来看,意识形态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高高飘浮在空中的东西。革命要改变的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政治变革只是一个中间环节,至于文化、哲学、宗教等等,等经济基础变了自然会跟着变。这种天真的想法,在科尔施看来,直接导致了革命在最关键的精神维度上彻底陷入被动。人们看不到,观念本身也是现实的一部分,旧观念顽固地镶嵌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如果不经历一场触及灵魂的意识形态斗争,新的社会关系就算被强行建立起来,也会在不断复活的旧意识中变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尔施才大声疾呼:必须重提“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从而重新打开那条已经被堵塞了的、通过意识形态斗争去把握革命总体性的道路。

四、精神现实与哲学的终结

科尔施的辩证法主张

问题既然已经指明,科尔施便在正文的最后一部分,直接给出了他的正面主张。他讲了两层意思,一层比一层更激进。

第一层:必须承认精神现实(intellectual/spiritual reality)。

从流俗的常识性唯物主义出发,人们习惯把现实当成可以被剥离掉一切观念因素的纯物质性存在——经济是硬的、实的东西,而文化、思想、意识是软的、虚的东西。但在科尔施看来,这种将物质与意识截然割裂开来的常识性观点,恰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清算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与庸俗唯物主义时所着力批判的。马克思自始至终都在批判各种“意识形态”,却从来不曾把意识形态当作某种虚假的幻影一脚踢开。他所做的,是去揭示这些意识形态何以能够成为人们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何以能够构成这个颠倒世界的真实逻辑。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之所以能够运转,离不开商品拜物教这种经济意识的中介;现代国家机器之所以能够被接受,离不开法律意识、政治权利话语的中介;整个生活之所以能够获得它的意义与方向,离不开宗教、哲学、艺术这些“高踞其上”的意识形态的中介。这三重中介——经济意识、政治法律意识、更高形态的文化意识——共同构成了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现实的精神结构。抽掉这个结构,社会现实本身就将崩塌成不可理解的一堆碎片。

教授在课堂上曾经举过一个极具穿透力的中国例子。新中国成立后,土改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也逐步推开,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似乎都已经改天换地。然而,新的法律宣布婚姻自由、废除童养媳制度的时候,许多底层的农民却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与抵触。在他们心中,童养媳是“用钱买来的”,是家业的积累;让童养媳离婚跑掉,就意味着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过日子的基础被冲垮了。他们所抱持的这套关于男女、家庭、财产的观念,并不是虚假的“错误思想”,它就是他们的生活现实本身。不经过一场深入骨髓的精神变革,不用新观念去实际地重新组织起人对人的理解,他们就不可能真正变成与新中国相匹配的“新人”。这不仅仅是经济或法律问题,这是典型的精神现实问题。

在《飘》的例子中,艾希礼的命运同样如此。他活到了战后,躯壳进入了新世界,但他的全部理解、全部荣誉与尊严,都已经被旧南方的生活方式所规定。他无法在新世界中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因为他的精神现实已经随着旧世界一起死亡了。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旧有观念往往会持久地支配人们的情感结构与价值判断,使得新的社会关系难以在缺乏意识形态改造的前提下真正稳固下来。

这就是科尔施所说的“精神现实”——它可以是观念性的,但它是极其坚硬、极其真实的存在。只有首先承认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革命必须包括哲学的、意识形态的环节;也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当年在批判实践派与理论派时,能够同时超越他们二者:因为他既看到了观念的实在性,又看到了使观念实在化所必需的社会改造。

第二层: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把哲学嵌进世界”,从而终结哲学。

如果说承认精神现实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共享的辩证地基,那么马克思区别于黑格尔的质的飞跃就在于对“哲学”自身命运的不同处置。在科尔施看来,黑格尔的哲学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运作的:它承认现实充满矛盾与分裂,但这些矛盾与分裂最终可以在哲学的概念中得到和解。国家不能真正的统一?法哲学把它讲成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市民社会的利益冲突无法消除?精神现象学把它纳入精神自我成长的必然环节。总而言之,黑格尔是把世界嵌进哲学——在哲学中赋予这个有缺陷的世界以最终的意义与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哲学既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表达,也是对这个革命后无法解决的矛盾所做的观念上的遮盖。

马克思则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他同样以观念批判为起点,却决不把批判的终点放在观念上。他批判宗教、批判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每一次批判的目的都在于直捣那个产生这些意识形式的现实生活结构,而不在于构建一个更完美的理论体系。他把批判的理论,自觉地当作变革实践的一个环节来使用。这就是把哲学嵌进世界。哲学必须为历史服务,必须融入到那正在创造历史的人民行动中去。一旦哲学真正实现了,也就是说,当它在现实中被“做”了出来,它作为凌驾于实践之上的独立王国的必要性也就随之消失了。这正是“终结哲学”的真义——它意味着扬弃那种把理论定于一尊的哲学形态,让理论在实践的烈火中重生,而非简单地抛弃一切理论。

因此,科尔施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既是哲学,又以取消哲学为唯一目的。它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制高点上,继承了把握总体的能力,却把这种能力完全交由历史性的实践来检验、来兑现。任何试图把马克思主义重新凝固为一种固定世界观、一种“辩证唯物主义”教条的做法,都是对这一根本立场的背叛。

五、《反批评》中的彻底清算

从第二国际到列宁主义

1930年的《反批评》,是科尔施在经历了数年的批判与斗争之后,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做出的总清算。此时,他要批判的对象已经扩大,明确包括了正在通过“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向全世界推广其哲学教条的第三国际,而不再仅限于第二国际。在科尔施看来,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具体的政治路线上相互对立,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这个问题上,却共享着同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们都无法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性质,都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

(一)对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再澄清

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批判科尔施“重青年马克思、轻成熟马克思”,认为他为了强调哲学性而刻意拔高了1848年之前的早期著作。科尔施的回应清晰而有力:他绝非看轻《资本论》,恰恰相反,他认为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更深刻的、更具体的关于社会总体的哲学。问题在于,第二国际的正统派把《资本论》当成了一部纯粹的经济科学著作,完全阉割了它的哲学维度。

为了更精确地说明这种“阉割”是如何发生的,科尔施在《反批评》中对第二阶段(1848—1900)做了更为精细的补充。他并不满足于只区分修正派与正统派,还进一步把工人运动的历史趋势和理论生产的具体节奏结合起来。1870年后的经济危机曾一度重新激活了激进工人运动,但这一时期与运动相伴的,却是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下深化着的,这就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局面:最具革命性的理论,与最具爆发性的工人运动之间,出现了暂时的错位。1890年后,当议会道路成为可能,修正主义开始公开化,而考茨基等人的“正统”回应却选择了最省力的方式——他们避开了重新进行马克思所做过的那种对现实的总体性批判,而是直接把马克思的范畴固化为一套脱离现实的革命话语,然后用灌输论的逻辑让它外在地去“统率”运动。理论与现实的分离,正是从这个关节点上被制度化的。

(二)对列宁主义哲学体系的批判

如果说对第二国际的批判是“旧案重翻”,那么对列宁主义的批判则是《反批评》最引人注目也最富争议的新篇章。科尔施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在他看来,列宁提出这套“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有着直接的政党政治需要。在当时的理论战场上,修正主义者倾向于新康德主义,中间的“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也有大量追随者。为了在哲学上将它们一并击退,列宁选择重新举起唯物主义的旗帜,把一切对手都判定为“唯心主义”。这种从政治斗争需要出发去划定哲学立场的做法,在科尔施看来,恰恰重蹈了马克思早年所批判的“实践派”的覆辙——它为了迅速地消灭哲学对手,不承认哲学问题本身需要用哲学的方式来严肃对待,不承认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被理解、被批判的“精神现实”。用行政和纪律的方式去宣布一种哲学立场为非法,这正是“不实现哲学就想消灭哲学”的现实翻版。

更关键的是理论上的错误。科尔施认为,列宁试图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地颠倒”过来,却在这个颠倒中彻底丧失了辩证法。他把黑格尔那里的“绝对精神”简单地换成了“物质”,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绝对——物质世界按照它固有的辩证规律运动着。在这种世界观里,意识只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科尔施指出,这种想法直接倒退到了前康德、前德国古典哲学的水平,是一种科尔施所称的“幼稚唯物主义”(naive materialism)。

为了说明这种倒退的严重程度,他勾画了自德国古典哲学以来三次决定性的理论攀升。第一次是康德:他已经率先突破了对意识与现实关系的朴素理解,认识到我们面前的对象,已经是意识形式与感性材料相互作用的结果,意识与实在相互中介。第二次是黑格尔:他进而把这种相互中介的过程历史化,使之成为精神自我运动、自我展开的整个历程,从而赋予哲学以把握历史总体的能力。第三次是马克思:他把黑格尔那个在精神内部运动的历史,转置为现实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指出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特定的“物质—意识”中介结构,它的产生与灭亡,都必须在现实的历史实践中才能被理解与实现。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它是以德国古典哲学全部成就为前提的。而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却从这一高度直坠而下,重新把物质与意识对峙起来,用一个超历史的抽象物质代替了复杂的、在历史中不断重构的社会现实。

这种理论倒退带来了三重灾难性的后果。第一,意识形态与生活总体的关系被彻底遗忘。当意识被当成一种纯粹附属的“反映”,人们就再也看不到经济意识、法律意识、哲学意识是如何作为构成性要素嵌入社会生活的。第二,实践变成了对理论的简单复制。理论被视作一条条可以“运用”的公式,而不再是内在于实践探索中的自我澄明。第三,也是科尔施最为痛心疾首的一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被政治控制关系所取代。辩证法不再是渗透在经验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自觉,而变成了可以用来判定一切理论立场的意识形态标尺——你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你的研究出发点是辩证的还是机械的?这种裁判式的“哲学”,恰恰是哲学最丑陋的异化形态。

六、未尽的难题

意识形态专政的尴尬与葛兰西的出口

在《反批评》的结尾,科尔施给出了两点结论。其一,他再次确认:俄国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保持着理论与现实相割裂特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它的错误是结构性的。其二,他试图澄清自己之前提出的、备受争议的“意识形态专政”(dictatorship of ideology)概念。

他区分了三个层次来为这个概念辩护:第一,这是无产阶级“自己”实行的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class),而不是某些人“对”阶级或其他群体实行的精神压制。第二,它的目的是要取消需要这种专政的前提——也就是说,是为了最终消灭阶级对立和旧的意识形态土壤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过渡性努力。第三,它不应该与个人的思想自由相冲突,恰恰应当是为了实现真正的个体思想自由而创造条件。

平心而论,这个辩护在文字上是清楚的,在理论上却是极其困难的。科尔施身边唯一可以参照的“现实”是苏联正在发生的、已经被他判定为“精神压制”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当他极力要把自己的主张与这种现实切割开来时,他却拿不出任何一个能够支撑“为了自由的专政”如何可能的现实模型或具体机制。他只能做出否定性的划界,而无法给出肯定性的蓝图。这也正是他那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政权问题上的共同困境。

后来的葛兰西,正是在科尔施止步的地方重新出发的。葛兰西同样面对革命后政权如何赢得正当性的问题,但他引入了“霸权”(hegemony)理论,将其作为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层面获取文化领导权的核心战略,从而在保留“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政治目标的前提下,重新为意识形态斗争规划了更为具体的社会运作空间。他指出,任何一个稳固的统治都不仅仅依靠暴力,更重要的是通过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所进行的长期的“道德与理智的改革”,把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转变为全社会的共识,建立起一个新的“历史集团”。这意味着,革命后的意识形态斗争,必须从“雅各宾式”的强制统一,转向在公共领域中展开的、以争取文化领导权为中心的复杂过程。这样一来,科尔施所心心念念的“精神现实”的改造,才真正获得了一个既具有哲学高度、又具有实践操作性的社会空间。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结语

科尔施的遗产及其局限

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以其极为凝练的篇幅,完成了一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激进重建。他坚持认为,如果不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在何种意义上同时意味着哲学的巅峰与哲学的终结,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何必须是一种介入历史实践的理论,而不是一套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证科学。他对于“幼稚唯物主义”的批判,对于精神现实的强调,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如何一步步切断理论与现实关联的谱系学分析,至今仍具有震撼性的理论力量。

然而,正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那样,科尔施自身也并非毫无弱点。他对列宁主义的激烈抨击在相当程度上建立在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解读之上,而几乎完全忽略或回避了列宁后期的《哲学笔记》。在那部生前未发表的笔记中,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等著作做了极其细致的研读,并留下了诸如“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等深刻论断,其中关于辩证法、实践与意识能动性的探讨,在多处与科尔施本人的理论关切构成了富有张力的对话空间。科尔施为了塑造一个完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错误链条”,把列宁单纯锁定在《唯批》的环节上,这客观上导致了他对列宁思想的理论复杂性有所低估。

更重要的是,有批评者认为,科尔施为了捍卫“哲学”在革命中的位置,实际上仍然不自觉地守护着一种“哲学”的特权。他强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深化了的哲学性质的研究”,却可能因此低估了列宁借助《唯批》进行直接政治斗争时的那种策略性智慧——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用一种看似简单化的唯物主义来统一队伍、抵御修正主义的思想侵蚀,也许正是从政治实践的逻辑出发所做出的合理选择。科尔施的批判因而显得哲学上高超,政治上却有些高蹈。他指出了苏联体制下哲学沦为意识形态专政工具的恶果,但对于如何在纷乱的革命政治中,让哲学既保持思想的彻底性、又能积极地参与到群众动员与组织建设中去,他给出的答案其实比列宁要模糊得多。

但或许这恰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的命运:当革命的现实可能性在欧洲大陆日益黯淡,理论便越来越倾向于在文化批判与哲学反思中寻找纯粹性,也便越来越难于在政治的泥泞中给出切实可行的路线。科尔施被开除出党,脱离直接的政治实践,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也永远停留在了那个激进而孤独的否定姿态中。他留给后人的,是一把剖开实证主义与教条主义坚硬外壳的锋利解剖刀,但这把刀割开伤口之后怎样缝合、怎样生长出新的肌体,则仍然是有待于每一代革命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己去回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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