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提要

资产阶级思想在经济学、法学、哲学中的二律背反;从康德、席勒、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辩证法复归;直接性—中介—总体性三阶段;政党作为阶级意识的组织化载体。

格奥尔格·卢卡奇肖像
格奥尔格·卢卡奇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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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st Sturm (1923–2015) · CC BY-SA 3.0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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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二律背反第二自然总体性自我意识政党意识形态危机

在问题链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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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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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记2

卢卡奇与总体性辩证法

从物化批判到无产阶级意识的生成

引言

物化意识的尽头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僵局

在上一讲对物化现象的深入剖析之后,我们抵达了一个关键的临界点。卢卡奇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的论述,并未停留在对物化现象的简单谴责上,他进一步追问,当物化结构普遍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孔时,作为其反映的资产阶级思想,自身是否也陷入了无法挣脱的困境?本讲的起点正是卢卡奇对这一困境的揭示——物化意识在经济学、法学和哲学领域的全面跌落,以及由此引出的核心问题: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

卢卡奇敏锐地观察到,在马克思之前,甚至包括马克思同时代的许多庸俗化理解中,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已经停留在了一种实证主义的、直观的水平,而这恰恰是物化意识在方法论上的表现。这里的“实证主义”不是特指的严格的学派标签,指的是一种看待社会现象的立场,它表现为一种思维的直接性。这种思维不加反思地将它所面对的、由商品拜物教所构建的社会现实,当作既定且不可更改的“事实”来接受。它试图在这些孤立的“事实”之间建立形式化的、量化的关联,却永远无法穿透这些“事实”之所以如此存在的历史根源。这种直观的立场,恰恰构成了一个根本性的理论悖论:在有限的、被物化的现象世界与一个作为意义来源的总体性之间,横亘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这就像是一个能统摄一切意义的“大写的主体”与只能触及孤立的、原子化的“现象”的有限个体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在近代哲学中以不同形态反复出现。

这种理论困境在三个关键领域具体地、令人窒息地展现出来。

在经济学中,资产阶级经济学悬置了使用价值的问题,而将全部注意力投向交换价值。其精密的数学化体系,完美地刻画了商品在市场上的等价交换规律,却对商品之所以成为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对使用价值所关联的人的真实需要的历史性,保持了有意的沉默。整个经济学大厦,建立在一个被形式化地处理过的、脱离了内容的交换价值世界之上。

在法学领域,情况如出一辙。资产阶级法哲学悬置了法律的社会历史生成问题,即法律规范是如何从特定生产方式和阶级利益冲突中发生出来的。它不去追问法律是如何从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历史地生成的,而是满足于对现有法条进行体系化的逻辑推演,关注条文之间的融贯性与形式上的公平。法律的实质内容——它保护谁的财产权、维系何种统治秩序——被巧妙地遮蔽了。法律获得了理性的、自洽的形式,却也彻底丧失了对自身存在根据的历史性反思。

在哲学层面,这种思想模式表现为对“科学何以可能”这类纯粹形式前提的追问。从康德开始,哲学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对“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一根本问题进行批判性考察,这既为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了认识论辩护,也同时为理论理性的有效范围划定了界限。但这种批判性在面对社会历史领域时却戛然而止,它无力将其批判方法应用于对“社会存在”本身的拷问。哲学就这样成为了为现存秩序提供认识论担保的工具。卢卡奇在哲学领域所批判的,正是从康德到新康德主义一脉相承的、将认识论形式化从而悬置社会历史内容的哲学倾向。

这三个领域的现象共同指向一个结论:现有的资产阶级思想,凭借其固有的、直观的和形式化的方法,已经彻底丧失了引领当下世界走出其全面僵局的能力。它非但无法把握危机,其思想结构本身就是危机的一部分。正是对思想无能于把握现实的这一根本判断,构成了卢卡奇提出“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这一重大课题的导火索。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的分析并非纯粹的观念史游戏。他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要厘清比如黑格尔比康德在理论上完善在哪里,以及他自己又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做了哪些改进,他还执着地追问一个更为根本的发生学问题:究竟是何种历史生活,催生了这样的思想形式? 正是带着这个总问题,我们进入对“社会现实作为第二自然”的探讨。

一、社会现实的物化图景

作为“第二自然”的理性牢笼

为了回应对资产阶级思想困境的追问,卢卡奇从思想自身转向了塑造它的社会存在。他创造性地借用并改造了一个概念——“第二自然”。要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需要先理清卢卡奇对“自然”的双重划分。

第一种自然,指未经人类活动深度中介的、显现为纯粹自在物质存在的自然界,其规律表现为外在于人的、铁的必然性。卢卡奇在此借用了近代哲学和康德意义上的“自然”概念,它构成人类征服和认知的外部场域。

而第二种“自然”,则源自一个巨大的历史反讽。它本是人的理性所创造的领域,是现代性展开的过程,是人类在征服第一自然、摆脱传统束缚后,本应实现自由的场所。这就是由商品交换、法律体系、官僚制度和市场规律所组成的现代市民社会。然而,在卢卡奇的分析中,这个领域却由于物化现象的作用,重新获得了一种类似于第一自然的特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凝结为一种看似与人无关、按照自身铁的规律运行的物的关系,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的、自足的体系。人们发现,自己所创造的这个社会世界,突然变得像自然界一样陌生、疏远和无法掌控。它的运行规则(例如,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仿佛是外在于人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我们身处其中,只能像观察星象一样去认知、预测和被动适应,而无法从整体上加以改造。

这,就是“第二自然”的深刻悲剧:理性的创造物,反过来以非理性的、自然必然性的力量形式,站在了创造者面前。

那么,资产阶级思想是如何一步步走到这个困局面前的?这就需要我们插入一条关键线索——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史。正是这种思想体系的内在演进,既试图回应这种困境,又不断加深着这种困境。

我们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而卢卡奇着重剖析的是前两个。

第一阶段:早期现代的“教条主义”阶段。 这里的“教条主义”必须与我们在政治实践语境中所批判的含义严格区分。它指向一种更为根本、更为广义的思想状态,一种弥漫在早期现代理性主义中的、未经深刻反思的自信。这个阶段的理性,表现为对自身能力的确信,认为凭借数学化和系统化的方法,人的理性可以毫无遗漏地把握世界总体。无论是笛卡尔对“明晰”与“确定”性的追求,还是霍布斯等人试图建立一套如几何学般精确的社会科学体系,都体现了这种雄心。然而,它必然要撞上“第二自然”这堵坚硬的墙。它按照理性原则所创造的体系,越来越发现自己编织了一个自律的、与人的内在目的相疏离的客观世界,却无法把这个“非理性”的客观内容纳入自身的理性形式之中。

正是这种碰撞,催生了思想的第二阶段:反思阶段。理性开始对其内在的限度进行批判性的审视。这一阶段的最高成就,无疑是康德的批判哲学。康德的思想大厦,正是围绕着如何为理性划界、如何处理理性与那个无法被理性消化的“物自体”而构建的。

康德的三大批判,恰如其分地展示了这种深刻的矛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发动了“哥白尼式的革命”,颠倒了知识与对象的关系。我们无法认识事物本身(物自体),我们认识的只是经由我们先天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所“加工过”的现象。数学和自然科学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它研究的对象是理性赋予形式的产物。然而,物自体的设定成为了一个无法穿透的屏障。这个物自体概念,其无法被理性穿透的特质,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是内容的给予性问题。我们的认识形式必须要有感性质料填充,但这个质料的内容来自何方?它纯粹是“被给予的”,理性无法解释其为何如此,只能接受。这恰恰对应了前文所述的社会现实中那个无法被理性消化的、非理性的既定内容。其二,是总体性的问题。理性主义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将一切纳入一个统一体系、达至一个无矛盾的总体性认识的冲动。如果没有理性主义的这种僭越性要求,我们大可以坦然地承认理性的有限性,承认我们只能通过有限的理性,谦卑地处理能处理的事。但恰恰是理性主义的发展,催生了把握总体性的渴望,而物自体概念,正是宣布了这种渴望在理论理性领域的最终破产。

这种矛盾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以一种二律背反的形式重现。康德试图为自由保留地盘,提出了纯粹实践理性(道德律令)。然而,这种道德律令为了保持其纯粹性,必须是完全形式的、与任何经验内容无关的。它与人们在具体社会生活中谋求幸福的行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张力。于是,卢卡奇观察到,现代人普遍以一种“理论”的态度活着。这里的“理论”一词,源自古希腊语的“凝视”,指的就是那种直观的、旁观的、非介入的立场。这种态度导致现代人的行动在根本上是消极的、无效的,因为它无法改变那个作为纯粹客体的、外在于人的“第二自然”。康德的道德哲学提示了一条通往内在自由的道路,但它依然是形式的,无力触碰和改变那坚实的社会现实内容,从而陷入了自由与必然、形式与内容的二律背反。紧接着,还有第三种路径的思考,即《判断力批判》所探讨的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提供了一条从自然概念领域向自由概念领域过渡的桥梁。这种“反思性判断力”虽不直接等同于改造对象的物质实践,却在认识论层面上暗示了感性与理性、个别与总体得以和解的某种可能性,为后来的超越路径埋下了伏笔。

梳理完以康德为顶点的反思阶段,我们重新回到“第二自然”难题的核心。可以说,整个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到康德,其最根本的困境就被锚定为:物自体与内容、形式之间的断裂与对立。理性只能为现实赋予普遍的形式,而那个坚硬、既定的、非理性的内容,始终游离于理性的掌控之外,构成了一个无法被思想的“自在之物”。如何穿透这层“第二自然”的物化外壳,让思想触及那活生生的、历史性生成的社会内容本身?

这个问题,直接呼唤着一种全新的方法。卢卡奇给出的回应,便是辩证法。

二、辩证法的复归

从形式的对立到内容的生成

对“第二自然”难题的克服,绝非一蹴而就。卢卡奇追溯了辩证法的曲折发展脉络,依次考察了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道路,并在其中探讨了席勒的美学方案,最终收归到马克思的脚下。

首先,在康德那里,辩证法恰恰是作为“幻相的逻辑”而遭到批判的。当有限的知性范畴试图去把握无限的总体(如上帝、灵魂、世界)时,必然会产生二律背反。因此,康德并不是解决问题的起点,而恰恰是问题的提出者。

关键的中间环节,是席勒的思考。卢卡奇高度评价席勒,因为他深刻地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如何创造一种“有内容的形式”。席勒的思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是对“形式”与“内容”分裂的诊断。课程以一个尖锐的现代生活例子来呈现:一个小孩被迫进行钢琴考级。在这里,“钢琴考级”这一整套体系,就是一套精致、严苛但冰冷的形式;而那个拥有自己独特天赋、兴趣和生活世界的“小孩”本身,则是活生生的内容。当这套形式被强制性地、粗暴地加到内容之上,且两者之间完全无法匹配时,就会出现“形式与内容的脱离”。它可能扼杀一个孩子的音乐热情(如果他有内容),也可能逼迫一个完全没有艺术天赋的孩子痛苦地完成一个空洞的形式动作。这就是一种“纯粹无内容的形式”,一种造成深刻异化的形式。

第二层,席勒的美学思想试图寻回一种统一的可能。在这里,卢卡奇借用席勒的概念,指出了客体性与主体性的双重异化。客体性,也就是我们前一讲深入分析的物化现象。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客观的物的形式,仿佛它自己拥有生命。就像那个考级制度,它以客观的、不可违抗的社会规范的形式,凌驾于所有孩子和家长之上。它是一种凝固的、压倒性的力量。而主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其体现反而变得吊诡。它不是指孩子主动、愉快地去服从这套形式,恰恰是在他反抗的那一刻——当他说“我不愿意练琴”、“我不愿意成为考级机器”时——他的主体性才迸发出来。这种反抗,是他对自我“内容”被掏空的最后一搏。但席勒只是在审美领域提出了和解的理想,并未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找到实现路径。

真正的转折,由黑格尔开启。卢卡奇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确实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道路,因为它将现实本身理解为一个过程,一个概念自我运动、自我异化并最终回归自身的过程。但是,卢卡奇对黑格尔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深度吸纳,另一方面则是根本性批判。

我们先看吸纳的一面。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在于几点。第一,是其一般形象:概念的不断变化和运动。辩证法,最原始的形式便是通过对话,让一个概念在不断的诘问和回应中流动起来,逼近真理。它的起源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智者派的修辞学路径,认为概念的变化由说话者的主观意图主宰,是一种主动操纵;另一条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路径,认为概念的变化是概念本身的内在逻辑展开,一种自我运动。黑格尔承接的正是后者,认为思想并非主观的操纵,而是对事物本身逻辑的追踪。第二,黑格尔辩证法与之前哲学的根本差异在于,它研究的是“事情本身的逻辑与运动”。在《小逻辑》中,黑格尔清晰地展示了思想范畴如何从一个最贫乏的“纯存在”开始,通过自身内在的矛盾,一步步发展、丰富,最终走向“绝对理念”的过程。范畴从僵死的标签进化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个环节。第三,正是这个特点,为解决康德遗留下的形式与内容问题提供了场所。既然现实本身就是概念的外化与运动,那么所谓的“物自体”,那个无法被消化的既定性内容,其本身就是一个暂时的、有待被辩证运动所克服的环节。历史的变化,而非静态的直观,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场所。

然而,批判的一面更为关键。卢卡奇犀利地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走向了“历史的终结”。他惊人地在错误的生活(充满矛盾、异化的市民社会)中看到了一个正确的、可以通过概念来把握的结构,但最终,他却将这个用来把握矛盾的正确理论,宣布为错误生活本身的和解。也就是说,黑格尔的精神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历险后,最终在普鲁士国家、在他的绝对知识哲学中回到了自身,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这种统一,是以承认现存事物的合理性为代价的。卢卡奇实质上揭示了黑格尔体系的内在悖论:黑格尔在充满了矛盾和异化的市民社会(即“错误的生活”)中,敏锐地窥见了概念自我运动和自我认识的“正确”逻辑结构,但却将这种对矛盾的哲学和解,当作了现实历史本身的终点与真理,从而在现实效果上沦入了一种非批判的静观立场。张教授借用阿多诺“错误的生活”这一提法,对其进行了延伸性的改造,概括为:“在错误的生活中看到了正确的样子,但却把这个正确的样子宣布为错误的生活本身。”这就导致他的辩证法在现实效果上,沦入了一种非批判的、静观性的立场,它是对现有错误生活方式的一种精致辩护。

这就解释了为何必须从黑格尔过渡到马克思版本的辩证法。我们要与黑格尔拉开距离,最根本的分歧点就在于:必须让否定性的力量贯穿到底。黑格尔的体系最终将所有的否定性都吸纳入一个肯定的、封闭的总体,矛盾被消解了。而马克思和继承了马克思的卢卡奇认为,必须存在一个不被解决的、作为最根本动力的否定性矛盾,并且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和解它,反而是去否定这个否定,即在彻底的瓦解中看到重建的可能性。这也就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所极力发挥的“确定的否定”。当然,这个立场本身在后世思想中是可被质疑的,阿多诺等人甚至批评卢卡奇的辩证法仍然存在将否定性重新纳入肯定性总体的危险;为了彻底坚持非同一性原则,阿多诺在一定程度上回头重新发掘黑格尔思想中被总体性所掩盖的非同一性因素。但对于卢卡奇而言,坚持这个“不被解决的矛盾”是革命性的源头。

于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创造,便落在了将历史理解为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的自我生成过程(即历史的生成与创造)这一根本立场上。它不再仅仅是精神的创世,而是现实的人,通过其实践活动,在生产关系和生活形式的变革中,成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里的核心是,我们要从对错误生活的哲学把握中,找到在现实中实现历史跳跃、进行新生活建构的可能性。

那么,这条马克思版本的道路该如何走?卢卡奇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这是一个从物化意识的深渊,走向无产阶级自我觉醒的生存论意义上的质的飞跃。

第一个阶段:直接性。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但它绝非原始的、未经中介的起点。恰恰相反,这种直接性是经过了物化制度和物化意识的全面中介后,所呈现出的既定结果,是那个看似自然而然的“第二自然”。在这个阶段,卢卡奇借鉴韦伯对现代官僚制和形式合理性的分析,承认社会内部存在职能分工和等级分层,但这种分层在卢卡奇看来,并未消解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阶级对立关系。他描绘了直接性状态下两类人的主体状态。一类是资产阶级精英,他们在表面上积极地活动着,主导着资本的流向和社会的变化。他们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但他们同样是这种物化生活的“客体”。他们无力看穿这一体系本身的总体性,他们的主导权是以服从市场规律为前提的。另一类则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他们处于纯粹的、被管理的客体状态。他们是纯粹的物,是被资本逻辑所支配的纯粹客体,是站在机器旁的旁观者,是在这个过程之外的、被动的旁观者。

然而,物化的辩证法恰恰在此刻展现。为何这个看似最被动的状态反倒孕育着重建总体性的可能?不是因为无产阶级在道德上更优越,核心在于,无产阶级其生存处境使形式与内容的矛盾达到了一个致命的临界点。卢卡奇本人的立场转变也印证了这点,作为出身中上层阶级的犹太理论家,他正是看到了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才从第一类人的立场,转向了与被管理者站在一起。这完全是思想对现实诊断后的选择。

第二个阶段:中介。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就是揭示直接性表象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介,尤其是通过分析无产阶级的生存境况,将形式与内容的矛盾推到前台。

在无产阶级的生存境况中,其最切身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的尖锐对立,也就是抽象劳动所体现的量化的、形式化的劳动时间,与工人生动具体的感性活动及生命内容之间的对抗,活劳动不断被吸纳进价值形式却无法被其完全覆盖。对工人而言,其形式就是他的劳动时间。他被量化为一个劳动时间的载体,其劳动力作为商品被出售,他整个的存在被形式化地缩减为可以计量的、抽象的劳动。而工人的内容,则是他作为人的存在的全部丰富性,是他的生命时间、他的潜能、他生活的意义。当形式(可量化的劳动时间)完全无法涵盖内容(人的存在意义),甚至将内容压榨至极限时,内在的矛盾就会剧烈爆发,导向反抗。

这里,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极为重要的反道德化理解。张教授特别强调,这种反抗的根源,绝非因为工人阶级天生比资产阶级精英更高尚、更纯洁。为了说明这点,可以对比另一类看似拥有更多“自由”的职业,比如人文社科教师。为何他们通常不会走向同样激烈的、整体性的反抗?一方面,他们的劳动(研究、教学)具有极大的主体性空间,他们可以自行选择研究方向,在其中灌注自己生命的意义,这使得他们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被大大缓和了。另一方面,学术体制通过各种激励机制(职称、奖金、声望),提供了一条个体化的、与现存秩序局部和解的通道。因此,无产阶级的反抗潜能,完全是其结构处境的产物:他们被剥夺了一切主体性空间,直面着最纯粹、最赤裸的形式对内容的剥夺。正是基于此,卢卡奇作为曾积极参与马克斯·韦伯在海德堡的学术圈子并深受其影响的“学生”,才并未止步于韦伯那令人绝望的理性化“铁笼”论断,反而由此出发,重新拾回了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苦难本身不会自动生成智慧,但对苦难结构根源的揭示,却能点燃改变的火种。

第三个阶段:总体性与自我意识。这是从被中介之物向总体性的飞跃,是物化意识的真正瓦解。这一阶段最终凝聚为卢卡奇思想中两个最为核心的概念:总体性与自我意识。

总体性,是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在历史运动中的辩证统一。它首先表现为社会的总体性,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总体的把握。这要求我们将经济学所抛弃的使用价值、法学所悬置的起源问题,统统重新捡拾回来,将经济、政治、文化等看似独立的领域,理解为同一个社会总体的历史性产物和功能性组成部分。我们要在理解资本为何周期性地将劳动者甩出生产过程的逻辑中,去把握资本的内生危机。由此,社会的总体性推向历史的总体性,即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整生活样态,仅仅视为一个历史性的环节,一个终将被超越的“史前史”阶段。

实现从社会总体性到历史总体性的跨越,需要一次内在的超越。卢卡奇再次借助了黑格尔的概念结构,将其重新安放在无产阶级的实践之上。这一过程始于物化所导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知性的立场),这种对立导致了无数的两极对立:形式与内容、个体与社会、生命体验与僵死制度。物化意识只能在这些对立中摇摆,要么陷入宿命论(对必然的顺从),要么陷入唯意志论的幻想(对形式的盲目改变)。而总体性的生成,就是要将这些固定的两极,理解为同一历史过程的辩证环节。一个麻木的个体之所以感觉社会(抽象的社会)是与他敌对的、外在的,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自己作为特定社会关系的承担者,他的孤立感本身就是这个社会总体的产物。总体性的获得,就是认识到这种关联,从而将自身从被动的旁观者,提升为能动的历史参与者。

而这一提升的主体性维度,便是自我意识。我们需要从两个端点来理解它。

在开端处,自我意识是与单纯的意识相对而言的。如今,社会上弥漫着很多年轻人的抱怨、甚至工人的阶段性反抗,但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仅仅停留在意识的层面。这种意识的典型表述是:“我是这个不公制度的牺牲品。” 这句话的重点,完全落在“不公制度的牺牲品”这个客体化的身份上。它和由第三者说出的“你是这个不公制度的牺牲品”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一种静观的、被动的认知。而自我意识则是一个哥白尼式的翻转,它的表述变为:“我为何会经由我自己的手,参与并造就了让我成为牺牲品的这种局面?” 重点落在了“我”这个行动者身上,落在了“我的行为”是如何无意识地参与了对物化结构的再生产上。这是从历史的客体到历史的(潜在的)主体的飞跃。卢卡奇认为,这正是理论家需要介入的位置。但这绝非一种知识精英从外部对群众的“灌输”。相反,理论家的任务是将无产阶级生存处境中内隐的、尚未被自觉到的矛盾,提升到清晰的意识层面,进行一种理论上的接生。

在终结处,自我意识则指向一种全新的历史行动能力。我们如何认清责任和方向后,去自觉地创造历史?这是一种从“史前史”(不自觉的历史)到“人类历史”(自觉的历史)的飞跃。实现这一飞跃的,不再是个体的“我”,而是一个大写的历史主体——“我们”。这个“我们”,是在共同的生存境况和共同的解放斗争中形成的、具有集体自我意识的阶级主体。这就是卢卡奇在无产阶级的生存境况中所发现的,何以通往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道路。

三、辩证法与革命政治

政党、阶级意识与历史飞跃

这一理论最终要关切的是最现实的革命问题:从自在的客体到自为的主体的跃升,究竟何以可能?它的现实根基何在,又需要怎样的实践工具?卢卡奇在其《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中集中回应了此问题,将辩证法的逻辑从哲学层面引向了革命政治学。

这个大的历史跳跃,需要从三个紧密相连的切入点来理解。

第一个切入点,是资本主义的内生总体性危机。这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它是卢卡奇在上一课已详细论证过的、资本的形式无法涵盖其自身生产出来的社会内容的全面危机。从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到恩格斯从供需关系的补充,再到卢卡奇自己关于形式无法覆盖内容的论述,都指向了同一种崩解。经济领域的危机必然向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等一切领域爆破、传导,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形态的统治秩序陷入岌岌可危的、无法维系的崩溃状态。

第二个切入点,是由此而来的历史抉择状态。这种总体性危机,会将社会抛入一种深刻的失序和解构状态——旧的规范体系因丧失合法性而趋于瓦解,而新的、稳定的秩序尚付之阙如。这种状态在现象层面类似于涂尔干所描述的“失范”状况,但卢卡奇更侧重将其理解为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客观结果。这正是前一讲结尾所引出的历史岔路口。一条路,是社会在没有新方向的情况下,各种被压抑的非理性力量爆发,相互吞噬,最后“自然而然”地滑向某种形式的野蛮主义。整个20世纪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其带来的浩劫,以及全球范围内反复上演的战争与暴力,便是这种“自然导向”的结果。另一条路,则是清醒地把握住危机,通过自觉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对现有的社会形式进行彻底的否定,打开通往新社会形态的门户。这便是革命的可能性。

第三个切入点,就是恩格斯意义上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个巨大的跳跃究竟是怎样的?它意味着人类从只能盲目地服从于“第二自然”的经济规律、被动地扮演历史客体的必然王国,跨越到能够共同地、有意识地驾驭自身的社会关系,对历史进程负责并支配它的自由王国。

那么,为何要实现这个飞跃,就必须要有政党的领导?这正是对前文所论述的“意识”与“自我意识”之别的政治回应。工人在危机中的反抗,可能长久地停留在意识(纯粹的不满和暴动)的层面,而无法上升到自我意识(对总体性危机和自身历史使命的清晰认知)的高度。这种意识发展的滞后与不匹配,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危机”。苦难不会自动生成智慧,同样地,工人们的生存境况也不会自动、必然地产出清晰的阶级意识。克服这种断裂,就需要政党作为阶级意识的组织化载体。

政党领导的作用,体现在相互关联的两个革命阶段。

在政治革命阶段,核心任务是夺权,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这需要政党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极其具体的、充满特殊性的社会历史条件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俄国的十月革命需要走城市暴动的道路,而中国革命则必须结合农村包围城市。这些具体的战略,是一般理论无法事先给与、也无法简单地从一国经验灌输给另一国的,它必须是在具体实践中生成的政治智慧。

在社会革命阶段,即在夺取政权之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漫长而艰巨的任务,这对政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里涉及卢卡奇与罗莎·卢森堡的著名争论。卢森堡在早期曾批评列宁的建党原则和苏联的实践,认为它导向了一种“无民主的社会主义”。其批评集中于两点:一是没有通过制宪会议等形式民主程序来过渡;二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党领导。对此,列宁主义者(以及此时的卢卡奇)的回应是:对于第一个问题,即在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面对四周强大资本主义世界的敌视与干涉,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已不可能和平实现。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政治革命先行确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形式,才能为后续的社会革命创造条件。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为何选择以苏维埃政权取代立宪会议、先行确立无产阶级政治形式的历史逻辑所在。

但对于第二个政党领导的问题,卢卡奇的政党观念与列宁主义一脉相承,因而也面临着罗莎·卢森堡早在1918年对列宁建党原则所提出的批评。卢卡奇本人后来在1967年新版序言中,亦对书中的相关预设进行了严肃的自我反省。他当时侧重于强调政治革命中组织策略的决定性作用,而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党的官僚化风险及其与群众自发性的辩证关系,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革命实践经验,其理论建构尚存悬而未决的空间。他当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更多是原则性的,而缺少足够的、基于社会革命复杂现实的实证分析。这也提醒我们,卢卡奇的思想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不断被时代追问的文本。

结论

至此,我们完成了对卢卡奇这一宏大论证的重构。其路径清晰而深刻,它始于对物化意识在经济学、法学和哲学中跌落至实证主义水平的批判,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因其内在的“第二自然”困境,而陷入无法解决的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的二律背反。为了克服这一僵局,他回溯了辩证法从康德、席勒到黑格尔的发展脉络,在肯定黑格尔的方法论贡献的同时,又与其“历史终结”的调和主义进行了坚决的切割,最终落脚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一种作为历史创生论的实践辩证法。通过解析无产阶级生存境况中形式与内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卢卡奇论证了从直接性经由中介而实现总体性和自我意识飞跃的道路。最后,他将这一哲学论证延伸至现实的政治实践,指出在总体性危机的历史关头,自觉的阶级意识是避免滑向野蛮主义、完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跳跃的关键,而为这一跳跃提供组织化保障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意识之真正化身的政党。

整个逻辑链条,完美地将物化批判、辩证法的方法论革命、阶级意识的生成与革命政治的具体形式串联为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奠基时期极具原创性和思想雄心的理论建构。需要留意的是,卢卡奇本人在1967年《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曾以“救世主式的乌托邦主义”来反省该书中关于无产阶级意识与历史同一性的过度乐观预设,这提醒我们在吸纳其精髓时,也需关注其历史语境所赋予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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