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提要

中欧犹太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资本主义作为虚假宗教;黑暗、意识与“尚未被意识之物”;艺术、音乐与惊奇;基督之爱与弥赛亚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具体的乌托邦;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

恩斯特·布洛赫肖像
恩斯特·布洛赫肖像
图源与许可

Hans-Günter Quaschinsky (1925–) · CC BY-SA 3.0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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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具体的乌托邦尚未被意识之物黑暗弥赛亚主义自然法人的尊严

在问题链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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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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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思想研究》笔记

布洛赫与“具体的乌托邦”

本篇笔记是根据张双利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思想研究》课程中关于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讲授内容整理而成的。这部分内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系列笔记的补充篇目。因张双利教授在新版《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中因课时原因未涵盖恩斯特·布洛赫的思想,为保持思想史脉络的完整性,特此补录其早期课程《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思想研究》中关于布洛赫的讲授内容。在内容体系上,本篇笔记与系列笔记保持一致,聚焦于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与布洛赫四位早期理论家,并置于葛兰西之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之前(但从著作时间看,布洛赫《乌托邦的精神》初版于1918年,要早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以此完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思想的最后一块拼图,以自然过渡至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一、导言

布洛赫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位置与思想形象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谱系中,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之后,法兰克福学派之前,布洛赫是一个地位特殊但又常被低估的人物。布洛赫与卢卡奇在1910—1920年代的思想关系尤其密切。卢卡奇出版于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与布洛赫写作于一战时期、1918年出版并于1923年再版的《乌托邦的精神》,在问题意识和思想气质上高度呼应。布洛赫晚年曾回忆说,他与卢卡奇的思想关系如此切近,以至于如果同时阅读《乌托邦的精神》和《历史与阶级意识》,很难分清哪些观点属于卢卡奇,哪些观点属于自己。这一说法虽有事后追忆的成分,但它至少说明:布洛赫与卢卡奇一样,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独特思想道路的开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通行叙述中,布洛赫的名字往往被一带而过,其思想却没有获得足够深入的关注。这与其思想形象的特殊性有关。布洛赫的思想呈现出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面向。

其一,翻开布洛赫的著作,读者首先感到的往往不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文本风格。他的写作大量使用犹太教与基督教的语言,尤其是其中神秘主义的线索。在一战前后的海德堡,布洛赫与卢卡奇都曾出入马克斯·韦伯的学术沙龙。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强调学术的理性态度与价值中立,但布洛赫却以鲜明的犹太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这个圈子中,其言论带有浓厚的犹太教弥赛亚主义色彩。当时的不少传记材料都记载,韦伯对布洛赫的这种气质颇为不耐烦,甚至一度希望把他从沙龙中赶走。

其二,布洛赫对卢卡奇的影响也超出了“宗教神秘主义”这一简单标签。卢卡奇曾说,布洛赫促使他重新思考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传统哲学路线,尤其是严肃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反过来,与人们通常的想象不同,卢卡奇也促使布洛赫关注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家埃克哈特,以及作为存在主义思潮先驱的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这意味着,在卢卡奇与布洛赫的思想内部,都同时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条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另一条是宗教—神秘主义传统。二者被尝试着有机地糅合起来,而非外在并列。

因此,要理解布洛赫,就不能简单把他归为“宗教思想家”或“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任何一端,而应看到他始终在宗教传统与辩证法之间寻求一种独特的综合。这种综合之所以可能,又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欧犹太知识分子的特殊处境密切相关。

二、思想史前提

犹太人问题与中欧犹太知识分子的出路

1. 资本主义危机、祛魅与浪漫主义思潮

布洛赫思想的形成背景,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层危机。韦伯已经看到,德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工业化过程,现代世界日益成为“祛魅”的世界。

祛魅在韦伯语境中首先指宗教生活中巫术—圣礼性救赎手段被清除;新教伦理尤其推进了这一进程,使世界不再被理解为充满人格化神魔力量的意义整体。但其实际后果却深远得多:世界不再关注人的存在意义,生活被还原为可计算、可量化的理性对象。这个判断与卢卡奇后来所说的“物化”现象高度一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内容似乎都被抽象形式所过滤,只剩下商品形式及其理性化逻辑。

面对这种生活意义的丧失,德国思想界兴起了浪漫主义思潮。它试图通过回溯过去、回溯传统,来批判当下资本主义文明。这种浪漫主义立场与德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流行的“文化”与“文明”的对立遥相呼应。传统知识分子试图守住“文化”领域,以批判现代资产阶级文明带来的庸俗生活。

但布洛赫后来特别区分了不同的浪漫主义。他在《乌托邦的精神》中批评一战之后兴起的反动民族主义,称之为“反动的浪漫主义”。这种反动浪漫主义同样回溯过去,却无法真正诊断现代世界的问题,更谈不上冲破问题。与之相对,布洛赫所接受的是一种能够指向未来的、革命性的浪漫主义精神。这一区分对于理解他为何后来走向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

2. 同化、反犹主义与犹太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与浪漫主义思潮只是大背景。要理解布洛赫思想中宗教维度的自觉,还必须进入中欧犹太人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语世界的犹太人经历了一个大规模“同化”过程。19世纪70、80年代,随着德国工业崛起,犹太人的同化进程在制度层面得到推进。城市化使大量犹太人进入大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迅速上升为中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卢卡奇的父亲就是匈牙利一位富有的银行家,这类犹太资产阶级在当时并不罕见。布洛赫后来形容卢卡奇走向马克思主义是“自断其栖身于其上的树枝”,正说明这批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复杂关系。

但同化并不彻底。这些犹太人虽然接受德国文化,力图成为最纯正的德国市民,却仍保留着自己的宗教生活习俗。因此,他们的形象可以被概括为“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市民”。不过,这种犹太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真实的宗教内涵,更多地成为一种识别身份的外在仪式和生活习俗。换言之,在祛魅的现代世界中,他们的宗教生活同样被形式化了。

而反犹主义也再次兴起,表现为在公共生活、国家管理、军队、大学等领域的职业限制与文化排斥。为了冲破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处境,犹太人高度依赖教育。大批犹太青年被送进大学,犹太人在大学中的比例远高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正是在大学中,这批犹太知识分子遭遇了根本性的身份危机。

父辈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已经不值得效仿。大学讲坛上流行的浪漫主义批判虽然吸引他们,但传统的知识分子道路对他们并不开放。因为反犹主义政策使他们在文化领域中几乎没有职位和前途。他们不能像一般的德国传统知识分子那样,在现实体系内部充当文化精英,一边守住文化,一边批判文明。

因此,这批犹太知识分子必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既不重复父辈的资产阶级同化道路,也不能简单成为传统浪漫主义知识分子;既不能完全放弃犹太身份,也不能把犹太身份还原为僵硬的宗教习俗。正是在这种逼迫下,犹太弥赛亚主义开始被自觉唤醒。

3. 四条道路的竞争

在当时的犹太知识分子面前,大致有四条可能的出路。

第一条道路是普遍主义—国际主义的道路,它往往转化为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这条道路坚持认为,犹太人的身份问题不应被放大,人与人之间不应有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本质区别。它拒绝把犹太人问题宗教化,而将其还原为资产阶级社会的问题,认为唯有跳出资产阶级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这条道路与马克思1843年《论犹太人问题》的基本判断一致:犹太人的问题是其世俗基础的问题,而非宗教问题。伯恩斯坦、罗莎·卢森堡等人,尽管政治立场不同,但都在这一方向上拒绝过多停留于犹太身份问题。

第二条道路是犹太复国主义。 其中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重要代表马丁·布伯强调,犹太人的身份问题是一个真实问题,不能通过同化解决。犹太复国主义在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重新追问犹太人身份的真实含义,认为其核心在于以犹太教为核心的犹太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承担着普遍救赎的使命,能够回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因此,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尤其要求为犹太文明寻找可以守护自身的文化家园,而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则进一步将其落实为对民族土地和主权国家的要求。

但布洛赫、本雅明等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在理论框架上仍然依赖现代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本身正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重要形式。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虽然表现为对资产阶级生活的否定,但在根本精神上与它所反对的秩序之间没有质的差别。

第三条道路是犹太弥赛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布洛赫、本雅明等人代表这一方向。他们承认犹太人问题仍是宗教问题,承认犹太身份的独特意义,但拒绝把这种独特性固定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他们主张对宗教精神进行“扬弃”,把它转化为对现代世界的批判与拯救力量,而非让它在现代世界中彻底衰落。在《乌托邦的精神》的《象征:犹太人》(Symbol: Die Juden)一节中,布洛赫明确表示,犹太人的身份对他而言是一种自豪。他并不讳言自己的犹太身份,反而把它视为通向弥赛亚盼望的入口。

第四条道路是“自我憎恨”的道路。 这条道路接受反犹主义对犹太人的否定性判断,最终走向德意志民族主义。部分犹太知识分子在身份危机中转向保守主义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路线,甚至在后来成为反动思潮的一部分。这条道路虽然看似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确实存在。布洛赫与本雅明所选择的第三条道路,正是在与这条道路以及前两条道路的区分中确立起来的。

4. 布洛赫的选择:从宗教问题重新进入马克思主义

在布洛赫那里,犹太人问题首先被凝练为宗教问题,然后再转化为马克思主义问题。这与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路径形成了明显张力。布洛赫并不否认犹太人问题的世俗基础,但他认为,如果完全取消宗教维度,就无法理解犹太弥赛亚主义所守护的那种对救赎的盼望。这种盼望是对现实秩序的根本否定与斗争,而非对现实苦难的被动接受。

因此,布洛赫与本雅明等人所走的道路,是一种“带有犹太色彩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坚持同化道路中普遍的解放追求,但反对把普遍解放变成对特殊传统的简单抹除;他们接受犹太复国主义对犹太身份的重视,但反对把这种身份封闭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内。对他们而言,犹太弥赛亚主义是一种对“尚未到来”的救赎的盼望,一种对现存世界的否定性张力,而非一套封闭的教义。

这一立场直接影响了他们后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布洛赫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人们不再有对弥赛亚的盼望,不再坚持生活与现存秩序之间的张力,对眼前生活只会采取放弃和认命的态度。正是在这一点上,宗教的盼望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之间,建立起了内在关联。

三、乌托邦哲学的基本路径

从“内在历程”到存在的秘密

1. 资本主义作为虚假宗教的诊断

布洛赫对欧洲文明危机的诊断,受到了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直接影响。韦伯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但在布洛赫看来,新教促成资本主义生长的过程中,新教本身却被资本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变成了一种宗教,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宗教。

因此,现代世俗世界并不真正“属人”。它表面上是祛魅的、理性的、世俗的,实际上仍然具有宗教性质,只是此时的神是虚假的、恶的神。布洛赫在《乌托邦的精神》中常把整个现代世界理解为“敌基督的世界”。这意味着,问题的关键在于揭露并颠覆这种虚假的宗教性,而非简单地恢复传统宗教。

这一判断对卢卡奇接受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思想、对本雅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它也决定了布洛赫解决问题的方向:在现代世界内部找到未被虚假形式吞没的存在向度,而非退回到传统宗教。

2. 三句前提:生活属于我们、生活空洞、拯救希望在人自身

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建立在对现代人的生存状况的三个基本判断之上。

第一,生活现在已经属于我们。韦伯所说的祛魅过程,意味着上帝从生活中隐退,生活被交到了人自己手中。在这个意义上,布洛赫已经是“后尼采”的哲学家。人不可能再等待上帝从外部拯救世界,唯一的道路只能是属人的道路。即使布洛赫重新回溯犹太传统,他的目的也是使这种传统服务于“真正的人”的生成,而非让上帝重新降临。

第二,被交到我们手中的生活已经变得空洞无物。这一点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一致。现代生活虽然属于人,却没有被掌管好。它被商品形式、理性化逻辑所支配,失去了真实内容。父辈们每个周末去犹太会堂,却过着空洞的、没有宗教生命的宗教生活,正是这种空洞性的体现。

第三,面对如此空洞的生活,拯救的希望仍然只在我们自己身上。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立场的最明确表白。布洛赫强调,上帝不能拯救人类,要解决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唯一的希望在人自己身上。

这三个判断构成了布洛赫乌托邦哲学的出发点。他由此走上一条“内在历程”的道路:先要找到与空洞生活相对立的“我”的真实含义,追问为什么人会感到这种生活毫无意义,为什么人能够与父辈的生活方式决裂。

3. 从康德回到黑格尔:对“人的存在”的追问

在思想渊源上,布洛赫所走的道路明显是黑格尔之后的重新激活黑格尔的道路。卡尔·洛维特在《从黑格尔到尼采》中曾指出,黑格尔之后有两条从不同方向冲破黑格尔体系的道路:一条是克尔凯郭尔的道路,另一条是马克思的道路。布洛赫在克尔凯郭尔的启发下重新激活黑格尔,但他比卢卡奇更加明确地强调,这条道路必须从康德回到黑格尔。

为什么要从康德开始?因为在布洛赫看来,辩证法的根本问题,是使空洞的形式重新具有内容。这与卢卡奇从康德出发理解辩证法的思路一致。但布洛赫特别指出,这一路径受到了克尔凯郭尔的直接影响。

克尔凯郭尔对布洛赫最重要的启发是:哲学之为哲学,最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即“何谓人的存在”。不过,布洛赫并不把它解释为孤立的“我”的问题,而解释为“我们”的问题。他在《乌托邦的精神》中反复强调,对存在本身内涵的追问,最终只能在人的共在之中呈现出来。

因此,布洛赫把“人的存在”问题看作一个纯粹的问题。所谓纯粹,是指对这一问题的答案的追寻,永远只能在追问过程中展开,而不可能在一个已经完成的体系中找到最终答案。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错误,恰恰在于把某种暂时的、有限的答案认作绝对的答案,认作真正的上帝。

在布洛赫看来,黑格尔哲学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此。黑格尔把历史中已经达到的现代伦理世界理解为理性在现实中的实现,并倾向于将其视作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最终答案。在黑格尔那里,哲学在历史之后,是对已经在生活中给出的最终答案的解释。布洛赫与卢卡奇都反对这一点,因为他们看到,这个现代伦理世界的真实内容是空洞的形式,是一系列商品形式所主导的生活。因此,现代伦理世界绝不代表人的存在问题的最终解决。

4. 黑暗、意识与“尚未被意识”

布洛赫要追问的是:人的存在的秘密为什么不能像黑格尔那样被封闭在体系中?为什么它永远只能以另一种方式被接近?

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论布洛赫时,曾给出一个看似矛盾的评价:布洛赫这个看似空灵的神秘主义思想家,其实是最脚踏实地的。因为他是从人之为人的最实在的生存条件出发的。这个生存条件,布洛赫称之为“黑暗”。

所谓黑暗,是指人在对自己的存在进行追问时,永远不能用理性意识去把握自己的存在。人所能把握到的,只是每一个已经过去的瞬间。当我说“我在上课”时,我的存在本身已经滑落,成为可被把握的死对象。这个死对象被理性意识把握时,已经不再是“我之为我”的独特存在。正如卢卡奇所说的工人的商品意识:工人可以说自己不过是出卖劳动力的商品,但这种把握所抓住的只是工人身上僵硬的外在规定性,而不是工人的独特命运。

因此,布洛赫认为,存在的秘密对于人来说,永远像躲藏在黑暗中的神秘。它总是躲避意识对它的穿透。

但布洛赫同时拒绝把这种秘密交给弗洛伊德式的潜意识。在布洛赫的区分中,精神分析所处理的主要是“不再被意识之物”(das Nicht-mehr-Bewusste),即曾进入意识、后来被压抑或遗忘的内容;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还包含本能、冲动等从未被意识到的层面。这些指向过去的无意识内容无法把握尚未形成的可能性。而所谓的“潜意识”或“本能”,往往指向人尚未从自然界挣脱出来的动物性状态。布洛赫要追问的,是高于单个孤立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通透关系,而不是性本能层面的自然状态。

因此,布洛赫守住的是第三个领域:“尚未被意识之物”(das Noch-Nicht-Bewusste)。这一概念在布洛赫的思想中极为关键。它意味着,真正关涉人之存在的秘密,作为尚未形成的可能性存在于永不停止的盼望之中,而非靠理性意识精确把握出来。这种盼望,布洛赫有时用“期待”来表达。盼望并不意味着存在的秘密直接呈现,而只是在惊奇中得到短暂的照亮。

5. 艺术、音乐与惊奇

布洛赫通过“艺术家传记小说”与“侦探小说”的对比来说明这种存在状态。在侦探小说中,一切都可以被理性推理和把握;但在艺术家传记小说中,主人公往往极其痛苦,因为他所追求的东西永远不能以清晰的方式呈现,但他又始终觉得那个东西才是“我之为我”的真正所在。

布洛赫的天才观念也与此相关。艺术家面对最终呈现出来的艺术作品时,常常不敢相信那是自己创造的。这种惊奇,是在盼望的状态中对盼望的一种短暂充盈,而非清晰地占有真理。人的存在的秘密,就是在这种惊奇中,以潜在的方式得到照亮。它没有完全实现,却在盼望中短暂地闪现。

布洛赫由此认为,在现代世界中,能够守护这种存在向度的主要领域是艺术。在《乌托邦的精神》中,艺术占据了重要篇幅。他特别关注音乐,因为音乐最不容易被概念化、对象化,最能够呈现存在的流动与盼望。

但需要指出的是,布洛赫所说的艺术,不同于卢卡奇所批判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路线。唯美主义路线追求艺术与生活的分离,实际上是文化与文明分离立场的体现。它把美封闭在艺术空间内,而平凡的世俗生活则被掏空。布洛赫并不接受这种分离。他强调,在艺术领域中守护的关于人的存在的秘密,必须进一步指向生活本身。艺术中的真理,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爱。

6. 从艺术真理到爱:基督之爱与费尔巴哈的差异

布洛赫把艺术的真理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这看起来似乎回到了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但布洛赫与费尔巴哈有重要区别。

布洛赫特别强调,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我”与“他”在对彼此的关系中取消孤立状态,只剩下“我们”。这种爱最终必然是彻底的普遍之爱,是基督之爱意义上的爱。但布洛赫所理解的基督之爱,并不是以清白之身替人赎罪,从而维持现存秩序的继续存在。相反,基督的形象意味着“出离”:跟着基督走,就意味着彻底走出这个使人被打散为孤立、分离、碎片化的现存秩序。

因此,这种基督之爱带有强烈的否定性与冲突性。它绝不是温和慈善、和谐互爱的关系,而带有末日决战般的绝对冲撞色彩。布洛赫认为,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末日灾难”:既然生活已经如此空洞无意义,要从中挣脱出来,唯一的办法是把这种生活撕碎、扯烂。这种撕裂是对进步神话的彻底瓦解,而非进步史观所设想的那种自然演进。

这一点与卢卡奇、布洛赫对十月革命的理解一致。他们看到的,是生活靠斗争赢取出来,而非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生活问题永远只能在针对问题根源的斗争中才可能被突破。

7. 弥赛亚主义、末世灾难与进步神话的瓦解

布洛赫进一步指出,这种基督之爱意味着人自己拯救自己。它最终落实为人在生活中守住宗教的神之维度。布洛赫所说的“宗教之后”的时代,要在艺术、爱与革命中继承宗教精神的批判力量,而非恢复传统宗教的统治。

在他看来,基督教的“原罪”在现代世界中获得了新的含义。原罪在现代世界中的首要表现,更多是一种忧郁和懈怠(acedia),而不再只是骄傲:人们接受生活“就是这样”,放弃对生活的抗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让商品形式主导生活,就是原罪。而乌托邦的道路,就是对这种虚假世界的彻底抗争。

因此,布洛赫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这条乌托邦道路,而且在当今世界中,马克思主义是这条道路的集大成者。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实践的乌托邦,而非一种封闭的科学。这正是他后来提出“具体的乌托邦”的原因。

四、马克思主义作为“具体的乌托邦”

布洛赫在《论卡尔·马克思》等文本中集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具体的乌托邦”这一命题。他自己很清楚,这一提法本身包含着内在矛盾:乌托邦就其通常含义而言是抽象的,而他却说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乌托邦”。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1. 哲学的实现与实践

首先,布洛赫强调,这一提法继承的是马克思“哲学的实现”的道路。关于人的存在的真理,既不在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中,也不在任何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它只能在实践中展开。正如卢卡奇所强调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内在地具有实践性质。也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一个理论问题。这个真理本身就是反对现存秩序的斗争。

因此,布洛赫的乌托邦是对实践的呼唤,而非对未来的空想描绘。这是它与抽象乌托邦的重要区别之一。

2. 自然法传统与人的尊严: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

其次,布洛赫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整个资产阶级革命传统之间存在着解不开的渊源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对资产阶级自然法传统的继承与扬弃,而非对它的简单否定。自由、平等、博爱虽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被扭曲为交易自由、形式平等,并暴露出博爱承诺与阶级对立之间的落差,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抛弃自由本身。

布洛赫认为,法国大革命背后的自然法传统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他赞同罗莎·卢森堡关于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离的立场。社会主义绝不是反民主的,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内涵之一。

这一点构成了布洛赫对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批判。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没有自然法原则洗礼的情况下形成的,它落实下去之后,必然导致对人的尊严的否定和戕害。布洛赫为此专门讨论过“人的尊严与社会主义”的问题。

3. 有中介的乌托邦:与抽象乌托邦的区别

那么布洛赫所说的“具体的乌托邦”与马克思所批评的形形色色的“抽象乌托邦”究竟有何区别?

布洛赫的回答与卢卡奇高度一致: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是有中介的乌托邦。所谓中介,意味着它既依赖于对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的具体分析,也依赖于现实历史中承担解放任务的主体。布洛赫强调,所有被压迫者、所有承担重负的人,都是弥赛亚主义盼望的承担者。但他同时指出,不能简单地认定凡是在工人位置上的人就自动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具备对弥赛亚主义的盼望,必须与现实世界之间拉开批判性张力,才可能真正成为革命主体。

因此,布洛赫反对“无产阶级与哲学自动联盟”的未经反思的观点。无产阶级是在实践与盼望中生成的,而非被浪漫化或本质化的给定身份。这是布洛赫“具体的乌托邦”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点。

4. 对马克思主义可能缺陷的自觉

布洛赫并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可能的弱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可能不自觉地把自身下降为一种政治经济学,下降为一种“科学”。如果马克思主义把自己封闭在实证科学的框架内,它就会失去乌托邦的批判维度,变成对现实秩序的说明与辩护。

第二,在布洛赫看来,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无产阶级”有时被未经反思地直接等同于工人身份。在布洛赫看来,这种未经反思的指认是不够的。真正的革命主体必须在对弥赛亚盼望的意识中形成,而不能仅仅依靠客观的阶级位置。

布洛赫对“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分,最终落实为他对乌托邦理想的坚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关乎最终的乌托邦理念。这个理念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表述得相当清楚:人与自然的彻底和解,即“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布洛赫补充强调,这一理想还必须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主奴关系。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通过主奴辩证法揭示,主奴关系所表征的承认结构在现代尚未被真正扬弃;而只有扬弃主奴关系,才可能解决现代合理化世界中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层问题。

5. 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本雅明的“桌下侏儒”比喻

最后,布洛赫讨论了“具体的乌托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这一讨论常被拿来与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中的著名比喻相互参照。

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开篇用寓言说明神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神学是躲在桌子底下的侏儒,历史唯物主义是被侏儒操纵的木偶。木偶能够赢得敌人,靠的是桌子底下那个在世俗化时代不能公开露面的神学。布洛赫所保留的弥赛亚主义—乌托邦维度,在功能上相当于本雅明笔下的那个侏儒。它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作用是“激活”。

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批判了“进步的神话”,即对历史自动规律的相信、对进步必然性的迷信。布洛赫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带有弥赛亚主义情怀的乌托邦,对辩证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它被进步神话麻醉,防止它放弃自身使命。由此,马克思主义不应沦为一种被动的、实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而应成为一种“辩证的乌托邦唯物主义”。

布洛赫的最终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在根本意义上,是“具体的乌托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有机共同体。它在实践中有中介地指向人的解放,既不属于抛弃科学分析的空想,也不属于丧失乌托邦冲动的实证科学。

五、结语

布洛赫的贡献、张力与限度

布洛赫的“具体的乌托邦”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具有独特贡献。他恢复了乌托邦的实践维度,强调盼望与现实秩序保持根本性张力,而非逃避现实。他通过犹太弥赛亚主义重新激活了革命主体问题,拒绝把无产阶级还原为单纯的社会学范畴。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对自然法传统与人的尊严的坚持,也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经济决定论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路径。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与本雅明之间存在重要的相互呼应,并对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阿多诺等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布洛赫的思想也不乏争议与限度。从马克思主义正统立场看,布洛赫把犹太人问题重新宗教化,与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世俗化判断之间存在明显张力。有论者批评,这种弥赛亚主义的重新引入,有可能把社会解放问题再次神秘化。布洛赫虽然强调“宗教之后”,但他的“尚未被意识”“黑暗”“惊奇”等概念带有很强的思辨哲学色彩,其本体论基础并不完全自明。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虽受布洛赫影响,却始终对其体系化倾向和某种“希望哲学”的乐观色彩保持距离。

同时,布洛赫对“中介”的强调虽然比抽象乌托邦更具体,但其理论在政党、阶级、国家、经济结构等具体社会分析方面,并未像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或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那样系统展开。因此,他的“具体乌托邦”在哲学上极具启发性,在政治分析上却仍显薄弱。弥赛亚主义的语言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之间的结合也常常被批评为修辞性大于理论严密性。

总体而言,布洛赫的思想可以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一次大胆的尝试: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被祛魅、被形式化的条件下,重新寻找存在的深度、历史的可能性与革命的主体性。他的“具体的乌托邦”是一种对现实秩序的否定性批判与对解放可能性的实践性坚持,而非对未来的天真描绘。在这一点上,他与卢卡奇、本雅明一起,构成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具哲学深度、也最具紧张感的思想路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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