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原文
复旦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记1
导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与思想渊源
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融合了多种哲学传统的、松散的批判理论运动,它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三大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三大传统。其最核心的理论根基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尤其是经过重新发掘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其次是作为批判性补充的欧陆哲学传统,如尼采的生命哲学、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和现象学的意识分析。第三是英美分析哲学,西马在主流上与之保持距离,但后期(如分析马克思主义)亦有局部融合。
资本主义的三阶段
西马的诞生,根植于马克思本人理论的某种历史局限性。这要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说起。
- 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这是第一阶段,时间大致在1770s至1870s(通常以1873年经济危机为重要转折标志),核心理念是自由竞争,哲学背景是启蒙哲学和康德哲学。启蒙哲学集中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康德哲学具有过渡性,它一方面为这个上升期的社会提供了合理性论证,另一方面也通过它对“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分析,埋下了批判的种子。
- 组织化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要生活和批判的对象就是第一阶段,他的核心著作,如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以及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剖析的正是这个版本的现代社会。《资本论》处理了一大一小两个主题:大主题是“资本主义版本的现代社会”本身,小主题则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然而,马克思晚年已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正在发生重大转型。他意识到金融资本和垄断资本正在兴起,这使得《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出版变得复杂。为此,他甚至转向研究数学,试图为分析金融资本这个新现象服务。可惜的是,马克思在1880年左右逝世,未能亲眼见证转型后的第二阶段,即19世纪末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全面成型,这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并展开其独特批判的直接历史前提。
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经历了三个小阶段:
-
初期冲突:垄断、金融资本与日益壮大的工人力量之间爆发激烈冲突,国家被迫介入调解。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关于“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和第二国际中间道路的讨论,但其失败也导致了左右翼的剧烈分化,左翼革命力量的上升同时激起了右翼反动力量的对应增长。
-
法西斯主义时期:反动力量最终获胜,其典型就是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的崛起。这个时期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资本主义的经济可以稳步增长,但其政治上层建筑并不总是与之匹配。十月革命则在另一维度打破了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证明了革命往往在最薄弱、最“后发”的地方爆发。
-
晚期资本主义:二战后,以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到来。它在欧洲被较好地传承,带来了政治稳定和表面繁荣,但也孕生出三大根本性危机。政治上是合法性危机,政客为赢得选票而承诺高福利,却因依赖税收而难以兑现;经济上是70年代的滞胀危机;反映在个体精神层面,则是文化上的意义危机,战后一代的生活意义,在下一代眼中变得空洞和可疑。
-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作为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回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它并非简单地返回第一阶段的自由竞争,而是继承了组织化资本主义最重要的遗产——垄断。它的本质是资本对福利制度的全面消解。在这一阶段,资本的自由流动实际上导致了新的、更彻底的垄断,并引发了各种新社会运动。这是我们当代最熟悉的阶段。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
从革命理论到社会批判
西马的发展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阶段展开,其主题经历了一个从探寻革命主体,到进行激进社会批判,再到重建现代性规范的演变。
1920年代:革命失败后的理论奠基与转向
背景与自我理解
十月革命胜利后,西欧各国的革命(如德国革命)却相继失败。正是在这种巨大落差中,西马开始形成自己的“自我理解”。它不是东方视角下的命名,也不是单纯与苏马对立的产物。它是一种根植于西欧特定困境的批判性自觉。
核心著作与理论先驱
这一时期的扛鼎之作包括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以及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1919/1923)。这些著作是对俄国马克思主义与第三国际指责的回应。
在转向马克思主义前,这些理论家深受两位思想家的影响。一是马克斯·韦伯,他直面组织化资本主义现实,提出了著名的“合理化”命题。他描绘了一个被理性铁笼笼罩的、人和人之间只存在抽象平等与经济支配的冰冷世界,这导致生活丧失了实质内容,个体生存沦为“意义的危机”。韦伯的总体悲观取向,与马克思形成了深刻呼应。二是马克思本人,从他的文本中,西马读出了两条关键线索:一条通向十月革命的实践,另一条则通向其背后的理论根基——黑格尔哲学。
两大主题的确立
由此,西马的第一个阶段确立了两大理论方向。第一是社会批判理论,它将韦伯的合理化批判与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相结合,放大为对现代文明的整体性质询。第二是革命理论,它致力于突破当时盛行的新康德主义框架,通过回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为无产阶级革命寻找新的理论根据。卢卡奇在理论上提供了根据,葛兰西则在政治哲学上进行了拓展。简言之,建构理论与实践的全新关系,是这一阶段的根本任务。
1930-40年代:法西斯阴影下的批判转向
背景与立场
在法西斯主义猖獗和二战的背景下,批判的重心转向了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目标是在极权主义的威胁下重建现代民主政治,立场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即不依附于任何政府和政党,保持独立的社会批判。
核心议题与著作
核心追问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为什么资本主义现代性总是导向灾难,而非幸福?他们剖析了权力与理性的共谋,揭示了启蒙如何倒退为新的神话,并警告文明将滑向“新的野蛮状态”(die neue Barbarei),以此解释为何高度发达的现代性会导向奥斯维辛式的绝对灾难。这一批判,实现了从卢卡奇(用黑格尔破除新康德)到他们自己(用后形而上学批判古希腊式的客观理性)的激进转向。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和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则作为连接新老两代理论家的桥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危机总会演变成灾难。
1950-70年代及以后:晚期资本主义批判与当代分化
战后,资本主义进入福利国家与消费社会的新阶段,也即晚期资本主义。批判呈现出多元画面。
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承
哈贝马斯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著作如《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交往行动理论》。他面临的难题是,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如何通过重构交往理性,来回应晚期资本主义因国家干预主义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和“动机危机”,即民主程序形式化与民众信任流失的现实。他的工作代表了从社会批判向重建现代性规范的转变。
法国思想的介入
尽管法国在二战期间经历了纳粹占领和维希政权,但其战后思想界(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批判路径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他们更侧重于从主体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文化符号层面回应意义危机和消费社会的控制。
走向全球的互动
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引发了关于人道主义的新思考。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在60年代新左派运动中兴起,代表人物如佩里·安德森连接欧陆传统与英美经验;文化研究蔚然成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成为实践哲学新阵地;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科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中,运用分析哲学方法为历史唯物论辩护;其后期著作《自我所有权、自由和平等》则更多是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如诺齐克)展开论战,并间接影响了当代西马对正义理论的讨论。
当代的激进分化
发展到当代,西马内部分化出温和与激进两条路径。温和左派(如部分北美批评者)指认自由流动导致垄断的现实,主张制度改良。激进左派则进一步分化为以巴迪欧、朗西埃等为代表的阿尔都塞弟子,以齐泽克为代表的非嫡系传人,以及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继续对新自由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进行更为激进的反思与解构。
卢卡奇与物化理论
《历史与阶级意识》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论文集,它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理解这本书,可以从它的内容结构、写作语境和核心问题意识入手。
这部著作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四个板块。第一板块是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宣言,探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文章包括《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卢卡奇在其中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展开对话。第二板块是对欧洲文明危机的诊断,带有浓厚的韦伯和西美尔式文化批判色彩,其探索出路的主线后来落实为对“阶级意识”的追问。第三和第四板块则集中于方法论,以辩证法为核心线索。全书的主标题“历史与阶级意识”,揭示了其根本关怀:历史分为“史前史”和“自觉的历史”,其区别就在于人们能否通过阶级意识,自觉地认识到自身的处境并改变它。副标题“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则点明了其方法论工具。正如思想史家马丁·杰所评价的,卢卡奇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马克思迎回到了哲学领域。
要理解这部著作,必须回到20世纪初的思想史现场。马克思面对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而当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初,它已演变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理性化的统治体系,其统治不再仅仅依靠暴力压迫,而更多通过形式理性和制度理性来实现。这一转型将问题的核心推向了: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在高度理性的条件下维持统治?为什么无产阶级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自然地走向革命?正是这些问题推动卢卡奇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哲学维度。他本人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和黑格尔传统的影响,其思想轨迹呈现出一条从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到最终通过黑格尔来突破新康德主义框架的清晰线索。可以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正是在三重背景下诞生的:对马克思的再解释、对新康德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现代资本主义理性化统治的反思。
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
《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是全书最核心的文章,其中贯穿着几条关键线索。第一条是从马克思到韦伯,再到新康德主义的思想史线索。第二条是卢卡奇所勾勒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它揭示了特定的社会现实如何必然产生特定的思想困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读到的是一个卢卡奇版本的德国观念论,如果熟悉欧洲哲学史,会发现其他学者对这段历史有不同的阐释,而这恰恰是思想对话的常态。第三条线索则是一个充满悖论性的东西:无产阶级一方面是传统理解中“绝对贫困”的群体,另一方面,从这个立场出发,却能洞察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解放难题。
物化概念的理论起点与深化
物化的直接理论起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指的是商品之间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以物的形式呈现,并获得了一种看似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规律性。卢卡奇的创造性在于,他将这一批判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结构,形成了“物化”这一普遍概念。
要理解卢卡奇如何抵达这一判断,必须回溯马克思对现代文明的总体断定。在前马克思时代,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背景)等不同领域,共同将现代文明的核心归结为“理性自由”。而马克思的论断则揭示了,这个看似与前现代截然不同的现代性,其“自由”同样导致了人对人的统治,只不过它获得了全新的形式。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揭示了现代统治是“有理可循”的,其原则是理性;而《1857-58年经济学手稿》则进一步指出,人对人的支配获得了“物的形式”,成为一种抽象的、普遍的社会关系,一个我们能以物的方式去把握的外在规律。这种抽象统治的两个历史条件是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以及货币经济的发达。于是,商品拜物教便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外在的、康德意义上可以被把握的“物”,人们膜拜的并非可感的物品,而是这种抽象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描述了这个结果,而卢卡奇的创造性在于系统解释这个结果的来源。
物化现象的三重解释结构
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解释由三个理论板块构成,其中前两个来自马克思和韦伯,第三个则是他最具原创性的贡献。
第一个板块是马克思的“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代,权力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马克思揭示了商品形式如何成为社会的基本结构原则。这一分析构成了物化的客观经济基础。
第二个板块是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到了20世纪的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理性被放大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社会呈现为一个由等级与阶层构成的精密机器。合理化意味着,无论在物的层面(生产过程、官僚系统)还是人的层面(职业分工、行为规范),一切都遵循着可计算的形式理性原则被组织起来。卢卡奇作为韦伯的学生,深刻吸收了这种对现代性的诊断,但他最终背叛了韦伯对阶级革命的悲观看法。
第三个板块是卢卡奇原创的“直观”(Anschauung)概念。卢卡奇认为,商品形式的普遍化与全面的合理化,这两重力量共同导致了一个结果: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仅变得外在,而且人们主动地“认”了这个外在的过程。这种对合理化体系的被动接受和默认,就是“直观”。在卢卡奇看来,无论是“躺平”还是“卷”,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对资本主义系统的一种被动接受,区别仅在于外在表现。卢卡奇的“直观”指主体对既定社会现实采取非批判的、被动接受的认识态度,它具体表现为三个递进层次:
- 在客观层面上,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视为不可抗拒的“第二自然”;
- 在主观认知层面上,主体主动运用计算理性去适配这种规律,放弃对总体性的把握;
- 在生命状态层面上,时间被空间化为“钟表时间”,劳动者的生命内容被切割为碎片。
由此,无论表面上是“躺平”还是“内卷”,其哲学本质都是对物化结构的被动承认(直观),而非超越性的革命实践。在《小说理论》中,他已探讨过这种人与时间的关系——工厂规训工人,工人接受“钟表时间”的支配。张双利教授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位教师某节课的教学,如果换成别人来上完全一样,那么课程对教师的利用就只是一种纯形式上的东西,教师本人作为具体的人被抽象掉了。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在此处的分析框架,在根本上仍然是新康德主义的。
物化的两大判断
基于以上三重解释,卢卡奇下了两个根本性判断。
第一个判断: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个体的普遍命运。他通过三个论证来支撑:一是“劳动分离”,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社会领域都存在着劳动者与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不再属于个人;二是“领域相通”,经济领域的合理化必然要求并推动政治、法律及一切社会领域的配套合理化,从而将物化逻辑推向全社会;三是“世界观化”,在这种社会现实中,直观的物化意识会积淀为每个人不自觉的世界观。由此,卢卡奇将马克思对经济领域的批判,扩展为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体性批判。
第二个判断:关于从“危机”到“革命”的全新阐释。资本主义的内生危机有诸多解释:马克思归结为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恩格斯侧重供需关系的角度。卢卡奇则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理解:危机源于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形式(可计算的、抽象的量)无法永久压制被排斥在外的质性内容(即具体劳动、活生生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未被商品化的使用价值)。这种结构性矛盾是危机爆发的根源。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这种根本性矛盾是合理化体系无法处理的病灶。这部分分析与他关于直观的论述一样,仍然带有浓厚的新康德主义色彩,却极具原创性地开启了一种危机理论。危机可能导致两条出路。一条是通向新野蛮主义,在卢卡奇看来,危机自动滑向法西斯式的野蛮几乎是一个自然的趋势;另一条则是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意识的觉醒,将自身从“直观”的客体转变为历史的主体,从而开辟超越物化的革命道路。——这条路不会自动到来,需要千辛万苦的努力才能开辟。
最后需要澄清,卢卡奇在本书中基本将“物化”等同于马克思的“异化”来使用。但卢卡奇在1967年新版序言中自我批评道:他将异化(Entfremdung)与物化(Verdinglichung)在概念上混同了。马克思的异化更根本地指向劳动者与类本质的分离,且预设了人本主义的应然状态;而卢卡奇的物化更侧重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质性内容被形式理性碾压的普遍现状,其理论底色更接近韦伯的合理化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