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原文


复旦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记10
阿尔都塞与结构的马克思主义
《保卫马克思》的理论意图、核心文本与辩证法的重建
本讲围绕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展开,涉及三个核心文献:作为全书导论的《今日》、正面阐释马克思矛盾观的《矛盾与多元决定》,以及全面构建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框架的《唯物辩证法》。本讲的阐释路径具有内在的方法论考虑:先读《今日》以把握全书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意图,再读《矛盾与多元决定》以建立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质的差异的基本参照,最后在这一参照的支持下进入《唯物辩证法》的文本,理解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全面建构。这一阅读顺序的合理性在于,《唯物辩证法》虽然以“实践”概念为线索,但其论证的展开——从理论实践到一般甲、一般乙、一般丙的三要素结构,再到突然转入以毛泽东《矛盾论》为依据的矛盾分析——只有在充分理解了“多元决定”概念的基本内涵之后,才不致迷失于文本的复杂转换之中。
一、法兰西贫困:问题的提出与时代背景
苏共二十大与后教条主义时代的理论真空
《今日》这个标题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指向性:阿尔都塞在这里以“法兰西贫困”(French misery)这一表述,与海涅所讨论的“德意志贫困”形成了富有张力的对照,指出了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这个概念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贫困如此严重?为什么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尽管教条主义的禁锢已经被打破,理论的虚假繁荣之外仍然没有真正的理论登场?
理解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把握其时代背景。理解60年代阿尔都塞所有文献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在苏共二十大之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围内实际存在着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专制。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所分析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已经揭示了这一点: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国际共运内部发生了重大转向,借助共产国际的组织机制,逐步确立了对各成员党的组织与思想控制,形成了体制化的意识形态约束。对于阿尔都塞而言,这意味着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进入了后教条主义时代。在此之前,教条主义的存在为理论的缺失提供了一个外在的借口;在此之后,思想解放的闸门已经打开,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文本、面对时代问题,但问题恰恰在于:理论仍然没有登场。
阿尔都塞在60年代看到的是理论的虚假繁荣。以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核心文本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解读路径在法国知识界占据主导,异化理论成为众多讨论的焦点。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任务——讲述社会现实的实际运作机制,分析现实之中蕴含着的危机与困境,探讨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回应和干预这些危机——在这些讨论中几乎缺席。这种缺席根本不存在,所谓被遮蔽的说法并不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尔都塞所从事的一项核心工作,是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这一判断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意识构成了清晰的呼应关系。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讲述意识形态危机,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危机——19世纪下半叶工人运动衰落时尚可归因于客观条件,但20世纪初工人运动已成为时代主题,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却仍然缺席。葛兰西则将这一问题界定为知识分子问题——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阿尔都塞所说的法兰西贫困,正是同一个问题在法国语境下的极端呈现。
法兰西贫困的四重根源
阿尔都塞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兼具特殊性与一般性。从一般性来看,工人运动缺乏知识分子、激进革命缺乏关于自身的理论,这个问题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尝试走入工人运动之时就已然存在。从特殊性来看,法国的情况尤其严重。
阿尔都塞在分析法国问题的特殊性时,给出了多重原因。第一重原因在于法国拥有在19世纪欧洲大陆语境中被许多知识分子视为最激进、最具典范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业,吸纳了法国社会中绝大多数具有智识能力的人。法国不仅有最激进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还有最卓越、人数最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与德国和意大利形成了鲜明对比:德国产生了罗莎·卢森堡、卡尔·考茨基等一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大利产生了葛兰西,而法国在十月革命的冲击之下虽然可以有回响,但在理论上的原创性建构却显得更加贫乏,因为卓越的知识分子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之上,知识分子内部没有发生精神分化,依然认同着大写资产阶级版本的现代化事业。
第二重原因是法国的文化沙文主义。法国知识分子圈子有着极强的中心主义立场,不关注德语世界和意大利语世界已经发生的理论创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德国观念论者陷入“地方主义”,法国知识分子同样如此。这使得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在德语和意大利语世界已经发生的理论突破,对法国思想界长期没有产生影响。真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影响法国,要到二战以后,随着黑格尔主义在法国思想界的复兴、现象学的引入、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法国才慢慢回过头去关注其他地区已经发生的理论更新。
第三重原因是法国哲学传统的贫乏。阿尔都塞以及此前的列斐伏尔都反复强调,在法国知识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据着哲学话语的主导地位,而这个传统无法为对时代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回应提供任何新鲜的有生命力的思想资源。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直接讲述意义危机问题,到了阿尔都塞这里,意义危机已经被转化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的问题。
第四重原因——也是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的原因——是**“哲学的终结”命题的误解和误导**。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专门讨论过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哲学性质的理论,但这种理论以哲学的终结为特征和目的。然而,这一命题在实践中被以三种方式误解。
第一种误解是哲学终结于政治。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为依据——“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们很容易推论出哲学将被政治实践所取代。第二种误解是哲学终结于科学,这是科尔施特别强调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典型错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转型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有人认为,从哲学母体中长出来的分门别类的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将逐步接手哲学的领域,哲学最终终结于实证科学。第三种误解是哲学终结于批判。这种理解试图忠实于马克思的著作,认为马克思所从事的是对哲学意识的批判和对经济意识的批判,不需要自己再端出一个大写的哲学。
这三种理解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结果:不再需要马克思自己的哲学。这正是阿尔都塞所强调的法兰西贫困的重要理论根源。
遗产的盘点与两大任务
阿尔都塞对马恩所留下的理论遗产进行了重新盘点。他发现,这些遗产只有两类。一类是在理论实践中对辩证法的运用: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但《资本论》中呈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而非它所运用的那个辩证法本身;恩格斯虽然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论》等著作中有对辩证法的直接讨论,但阿尔都塞认为这些仍不能替代马恩未以哲学方式正面完成的大写理论建构。另一类是在政治实践中所包含的辩证法: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毛泽东领导了中国革命,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出非凡的判断,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具有辩证法的高度,但他们同样没有以哲学的方式直接陈述那个支撑其决断力的辩证法。
换言之,辩证法本身作为一种理论的缺失,是法兰西贫困的核心所在。由此,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主义者的两大任务:第一,把马恩没有以哲学方式写出来的东西写出来,即大写理论(Theory with a capital T)的建构——对辩证法本身的正面阐述;第二,运用这种辩证法去回应时代主题,即小写理论(theory)的展开——站在辩证法的高度上对特定社会历史现实的阐释。用传统的术语来说,大写理论相当于辩证唯物主义,小写理论相当于历史唯物主义。阿尔都塞认为,马恩遗产中理论哲学这一块是缺失的,这正是今天法国理论贫困的根本原因。
二、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的重新梳理:认识论断裂
面对思想环境中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泛滥,阿尔都塞需要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进行重新定位。当时的思想背景是:1932年公开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反教条主义潮流最直接的经典文献支撑,异化、异化的扬弃成为主题。与此呼应,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物化概念被认为与异化概念高度契合,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沿着这条道路展开,讲述人的解放、异化和异化的扬弃。
阿尔都塞的介入策略是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行分期,将其划分为四个时期:青年时期、断裂时期、成长时期和成熟时期。
青年时期(1845年之前)又分为两个阶段。1842年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立场是理性自由主义(rational liberalism),以理性的国家观念为尺度批判德国尚未达到理性高度的现实。1843-1844年的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人类学立场的强烈影响,以人的类本质、类本质的异化、异化的扬弃为核心概念。这两个阶段虽然有所区别,但阿尔都塞将其打包在“青年马克思”的形象之下:此时马克思尚未达到理论的高度,仍然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在阿尔都塞的用法中,意识形态意味着前理论的高度:它只能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却无法把握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和复杂结构,因而无法帮助我们与这个现实发生介入性的关系。理论之为理论,在于它能够消化形形色色的错误理解和片面认识,最终把握住我们与世界发生关系的紧要切入点。
断裂时期锁定在1845年前后,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主要文本标志。在这里,一方面仍可看到借用自黑格尔的概念如市民社会、国家,另一方面已经开始出现马克思自己的概念: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方式。理论断裂在术语层面即可辨识。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把所有的思想资源——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宗教批判、法哲学、理论哲学——全部拿过来重新消化吸收,放在自己的框架中变成自己的东西,最终锻造出能够讲述现实问题及其介入点的理论。
在断裂之前有一个“黎明前的黑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阿尔都塞对这个文本的评价较低。尽管并非不完全否认该文本在思想史上的文献价值,他仍认为它记录的是马克思理论危机中的探索过程,而非已经成型的理论成就。马克思在此把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密的资源都拿来试验一遍,希望锻造出自己的全新理解,但并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保证有成就。阿尔都塞的这一判断既是基于文本分析,也带有对时代环境的回应——当时1844年手稿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成长时期包括马克思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以及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思想完成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成熟时期则以《资本论》为标志,马克思自己的一套概念已经全部出现,能够用自己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讲述重大的社会历史现实问题。
支撑这一分期的是借用自法国认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但阿尔都塞不仅仅讲总问题的更新,他强调的是从意识形态到理论的断裂。这个断裂的关键点在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青年时期到断裂时期再到成熟时期,是一个正向的进展:马克思越来越具有理论的高度。
阿尔都塞的工作由此分为三个层次:第一,重新梳理马恩的思想发展历程;第二,指认这一历程中发生的认识论断裂;第三,对断裂之后的马克思所给出的理论进行正面阐释。这一正面阐释分两步走:首先直接推送马克思的辩证法——这是《矛盾与多元决定》和《唯物辩证法》的任务;其次,通过阅读《资本论》,既给出对《资本论》的全新阐释,又把凝结在其中的辩证法解析出来。
三、马克思的矛盾观:多元决定
问题的重新提出
《矛盾与多元决定》的任务是直接阐释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矛盾观。阿尔都塞的切入方式是重新提交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问题。
流俗的理解依据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的比喻: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以头立地”的,马克思的工作是把它“颠倒过来”,使它“以脚立地”。阿尔都塞指出,这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比喻。第一种具体阐释来自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发挥:剔除其体系,拯救其方法。要倒掉的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体系,要保留的是矛盾方法。阿尔都塞认为这种阐释也是错误的,因为它预设了一个可以与体系分离的、不受体系影响的方法内核。如果方法与体系可以如此分离,那就意味着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这是阿尔都塞无法接受的。
马克思本人还有另一段更深入的表述: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以神秘形式出现,在马克思这里获得了合理形式。阿尔都塞指出,如果从“神秘形式之下的辩证法”和“合理形式之下的辩证法”这个对子出发,就必须承认:形式不可能不对被安放于其中的内容产生结构性的、实质性的影响。不可能有一个外在的“坏形式”,把它剥掉之后就能拯救出未被污染的“完好内核”。两种形式不同,就意味着两种形式之下的内容也不同。辩证法最要紧的是如何理解矛盾,因此必须直接比较黑格尔的矛盾观与马克思的矛盾观之间的质的差异。
列宁与俄国革命:多元决定的矛盾观
阿尔都塞解释马克思矛盾观的路径相当出人意料:他先讲列宁,再讲马恩,然后才从这些具体的理论实践和政治实践中剥离出多元决定矛盾观的一般规定。
阿尔都塞借用列宁的表述: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环节。这个中学教科书式的说法,在阿尔都塞的分析中被赋予了深厚的哲学内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卢卡奇的解释。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十月革命成功的解释集中于阶级意识: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政党守住了阶级意识这个环节;欧洲革命失败,则是因为没有解决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危机问题。换言之,卢卡奇的解释重心落在革命的主观条件之上,过分强调革命主体自身的阶级意识条件。
阿尔都塞的解释完全不同。他强调的是革命对象的复杂性——俄国社会本身。俄国社会是多重矛盾相互叠加的结果:封建剥削所带来的必然的阶级矛盾;资本主义版本现代文明侵入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帝国主义剥削的矛盾;殖民主义所导致的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矛盾;高度文明与彻底愚昧之间的城乡对立;以及上述所有矛盾映射在统治者群体内部所导致的、比整个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上述多重矛盾中,没有任何一重能够单独说明俄国社会。它们共同构成俄国社会,每一重矛盾都受到另外四重矛盾的决定性影响,反之亦然。这就是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在社会现实层面的具体呈现。
与此同时,阿尔都塞也分析俄国革命的主观条件:俄国沙皇的极端反动使得反抗的知识分子被强力镇压或流放,这些流亡的革命知识分子既长在俄国,又走向世界,因而既能够理解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中的俄国社会,又能够以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双重支撑其判断。1905年革命的失败暴露了组织环节的缺失和软弱,这些知识分子在此基础上支撑起铁板一块的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的主观条件由此成立。
关键在于:卢卡奇笔下的资本主义体系可以用一对基本矛盾(形式与内容)来把握,而阿尔都塞笔下的俄国社会无法还原为任何一对基本矛盾。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地方的,是在俄国社会的特殊性中落地的,但正因为它裹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结构中,它才具有世界历史的高度。不存在一个可以定义整个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任何一场革命都是在特殊地域中展开的、由特殊矛盾结构所规定的特殊革命。
马恩的佐证:从抽象的社会历史理论到具体的社会分析
阿尔都塞随即以马克思本人的具体政治著作——以及恩格斯依据马克思思路完成的若干作品——来为列宁的矛盾观提供理论支持。1848年革命时期,要理解革命如何落地,应该读马克思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恩格斯按马克思思想完成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理解巴黎公社的成败,读《法兰西内战》;理解1875年德国工人党合并及哥达纲领,读《哥达纲领批判》;理解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读《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这些著作讲述的都是特殊的社会历史现实——特殊的德国社会、特殊的法国社会——而非从基本矛盾中推导出来的抽象历史图景。
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通常我们会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具有更高的理论含量,而那些社会政治类的写作是次要的、应用性的。阿尔都塞的解读打破了这种高低之分。马克思在讲述每一个基本历史阶段的著作中,都留白了让社会现实得以展开的其他线索。如果我们只读那些强调基本矛盾的著作,很容易读出一个还原论的马克思;只有将那些讲述特殊社会现实的著作纳入阅读范围,才能理解马克思非还原论的真正内涵。这个意义上,读《保卫马克思》是重要的:它告诉我们马克思的哪些文献应该如何安放。
多元决定矛盾观的一般规定
从列宁和马恩的具体分析中,阿尔都塞提炼出多元决定矛盾观的一般规定。这些论断在《唯物辩证法》中会被再度展开。
第一,矛盾与社会整体的总体结构不可分离(the contradic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total structure of the social body in which it is found)。你首先看到的是复杂整体(complex whole),而不是让这个整体得以生成的作为种子的基本矛盾。理论关注现实的落点不同:同样面对生活,还原论者看见的是作为外表背后的神秘之根的基本矛盾,而辩证唯物主义者看见的是这个复杂整体本身。
第二,矛盾与其形式上的存在条件不可分离(inseparable from its formal conditions of existence)。经济生活要落地,需要法律条件、文化条件——这些是使经济基础成为可能的形式条件。政治和文化不是从经济中自动长出来的。借用类似的问题意识,可以以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的分析作为参照:近代早期君主国为了充实国库而给出的法律框架,构成了使经济交往得以扩展的形式条件,后来市民社会中的人不满意,才进一步再造一个宪法国家——政治不是经济利益自动推出的结果,它需要“造国家”的过程,需要从“市民”到“公民”的转变、形成公意、建立公法。在这个意义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共在(coexistent)的关系,不是一方还原为另一方的关系。它们是相互外在的,但对彼此产生有效性的影响。
第三,矛盾与它所支配的实例不可分离(inseparable from the instances it governs)。1905年革命作为俄国社会矛盾导致的结果——一个“实例”——反过来成全了布尔什维克党,对1917年产生了深远影响。有1905年革命的俄国社会和没有1905年革命的俄国社会是不一样的。
第四,基本矛盾在同一个时刻既是决定性的,也是被决定的(determining and determined in one and the same moment)。中国社会有几大矛盾,哪一个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其他的,不错;但它同时也受其他矛盾决定。这是同一个运动过程,同一个展开过程。
由此,多元决定的含义得到了充分展开:在复杂结构的整体中,每一对矛盾都同时接受由它们所共同构成的整体的影响,也受其他矛盾的影响。你通过眼睛视力下降,可以判断整个生命机能正在衰老——眼睛的特定状况既受到其他器官状况的制约,也折射出整体机能的变迁。但严格说来,这里的“反映”不同于“表达”:前者意味着一个局部在结构性地显示整体的状态,后者则意味着局部被整体所充分规定。阿尔都塞强调的是前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困难,就在于没有一个公式可以套用。基本矛盾只是让你开始了解社会,但社会中的问题为什么以当下的方式出现,你必须顺藤摸瓜,找到让这个基本矛盾受到挤压或强化的其他矛盾,将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编排清楚,才算完成理论阐释。辩证法归根结底是把握总体,但被把握的总体必须是有复杂结构的总体,是能够让你要讲的那个现象作为结果出现的总体。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对复杂社会有机体进行解剖的含义。
四、黑格尔的矛盾观作为否定性的参照
阿尔都塞对黑格尔的阐释是非常粗线条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时写《保卫马克思》的阿尔都塞虽曾以黑格尔为博士论文主题,但其任务在于借一种参照性的黑格尔形象来凸显马克思辩证法的特殊性。精研黑格尔文本并不是他的任务所在。因此,如果因为阿尔都塞对黑格尔的处理不够细腻就推论他对马克思的处理也不可信,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阿尔都塞讲黑格尔,主要从《精神现象学》和《历史哲学》两个文本入手。他认为《历史哲学》的黑格尔完全是由《精神现象学》的黑格尔来的——那里错了,这里才会错,而这里错才是真正致命的,因为它的理论效应才真正体现出来。
在《精神现象学》中,从感性确定性到绝对知识,看似是从小到大、越来越丰富的过程,但阿尔都塞指出:整个过程只有一对原初矛盾——感性意识与关于感性意识的自我理解之间的矛盾,即自我意识与其异在之间的矛盾。这对简单矛盾通过异化和异化的扬弃,不断把前一个环节作为本质收归内部。每后一个环节都把前一个环节用扬弃的方式包容在自己内部。看似不断的获得更多的内容,实际上整个发展只有那一个原初公式所决定。这个过程是目的论的:最终能够把整个世界都想明白的自我意识是预设的目的,从这个终点出发回溯它的展开。因此,这个过程看起来在制造内容,实际上无内容;看起来在给出复杂性,实际上无复杂性。黑格尔只有一个简单矛盾,不能理解多元决定的矛盾。
这种简单矛盾观落实在《历史哲学》中,就带来了典型的意识形态立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意识形态,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种立场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统一体,将其还原为一个内在的精神原则,然后理解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这个原则的不同方式的体现。如此,历史被理解为观念的历史、有内在发展逻辑的历史。具体的社会现实被还原为背后的原则或本质所决定的结果。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典型的意识形态立场,阿尔都塞将这一意识形态立场安放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上,并指出它的背后是简单矛盾观。
五、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术语的断裂
在《矛盾与多元决定》的最后部分,阿尔都塞强调了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术语的彻底断裂。以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文本依据,两种概念体系截然区分。
源于黑格尔的概念体系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作为现象的领域,与之相对应的是作为本质领域的国家(state)。市民社会以特殊性为原则,国家以普遍性为原则。普遍性在其内部包含着特殊性,这就是具体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ity)。这套概念背后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经济人、普遍交往、需要的体系——单个人如何支撑起整个共同体的模型。
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则是:在市民社会中展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既有人和对象世界之间的关系——以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为代表的生产力,也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安放——交往形式或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支撑起生产方式的概念。国家不再是普遍性原则的体现,它是阶级统治的环节,背后是社会阶级、统治阶级、阶级统治(class domination)的概念系列。
两种概念体系的差异直接导致结论的不同。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那段关于研究结果的著名陈述——法的关系不能从它们本身或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而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通常被解释为对黑格尔的“颠倒”:黑格尔把国家理解为伦理理念的实现和普遍性原则的体现,马克思则反过来从市民社会的物质关系中寻找国家形式的根据,于是从唯心主义到了唯物主义。
阿尔都塞认为这种颠倒模型是错的。因为现象与本质的模型只适合黑格尔,不适合马克思。如果用这个模型理解马克思,理论上的唯一结局是经济主义和还原主义——把上层建筑还原为经济基础,把国家和意识形态全部还原为被经济生活呼唤出来的东西。而这恰恰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
历史唯物主义要说的恰恰是:生产方式要有它存在的条件,要有让它落地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即上层建筑中的国家和观念文化。这些东西与经济基础是共在的关系,不能从经济基础中用经济的方式硬生生推导出来。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条链条的两端:一端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理解上层建筑不能只从它本身出发;另一端是“上层建筑倒过头来又对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影响和限定作用”。两端都抓住了,但如何把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原则发展为关于特定社会的社会历史理论,阿尔都塞认为马恩没有完成。
恩格斯的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是尝试,但阿尔都塞认为它是失败的。恩格斯用平行四边形合力理论来解释历史发展中客观规律与个人动机之间的关系,试图在避免经济决定论的同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阿尔都塞指出三个错误:第一,出发点是单个的历史个体,这是典型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做法;第二,将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型直接迁移到社会历史领域,没有交代迁移的合法性;第三,陷入解释学循环——从动机出发,但动机本身还需要解释,而这个解释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本来要提供的。
由此,上层建筑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成为历史唯物主义遗留的、有待展开的理论空白。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之所以对阿尔都塞特别重要,正是因为葛兰西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理论回应。
六、《唯物辩证法》:理论实践与政治实践
《矛盾与多元决定》发表后受到了强烈的批评。阿尔都塞将批评归纳为两点:第一,割裂了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辩证法之间的连续性,只讲断裂;第二,强调多元决定就滑向了多元主义,无法坚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立场。阿尔都塞将这两重批评提炼为两个问题:黑格尔辩证法本身的合理性,以及马克思辩证法本身的特殊性。他认为在当前的理论情势下,优先要解决的是第二个问题——直接讲清楚马克思辩证法长什么样子。
实践的类型与三要素
阿尔都塞借列宁在《怎么办?》中的命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作为切入点。他指出这句话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实践(运动)和理论——都是模糊的。要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必须先解析实践的概念。解析的结果是: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生活是一个社会实践的复合体,展开来看可以分为三种或四种不同类型:生产性实践(productive practice)、政治实践(political practice)、理论实践(theoretical practice);理论实践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意识形态实践和超越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
每一种类型的实践都有三要素:被加工的对象、对对象进行加工所调用的手段和工具、经过加工带来的新对象。生产性实践如此——有原料、有工具、有产品;政治实践也如此——被加工的对象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历史现实,加工结果是新的社会历史现实;理论实践同样如此——被加工的对象是形形色色的观念(可以是科学高度的,也可以是前科学高度的),加工手段是新的理解框架和新的术语,加工结果是新的理论和判断。
在此基础上,阿尔都塞进一步区分了大写理论与小写理论。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时,指的是小写理论——关于俄国社会和俄国革命的具体理论,没有这些理论,政治实践就会被机会主义所误导。但阿尔都塞要把这个命题迁移到另一个高度:没有大写理论,就没有在新时代背景下必须被展开的新的理论实践和政治实践。这是《唯物辩证法》写作的根本理据。
一般甲、一般乙、一般丙:理论实践的结构
在解释理论实践的三要素时,阿尔都塞使用了三个颇具特色的概念:一般甲(General I)、一般乙(General II)、一般丙(General III)。一般甲是被加工的对象——旧观念、旧理论;一般乙是对这些旧观念进行加工的手段和框架;一般丙是加工的结果——新理论、新判断。
之所以要强调从“一般甲”出发,是因为理论实践的被加工对象是观念性的、理论性的东西,外部世界并不属于加工对象。这种说法的文本依据在马克思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阐述。真正的理论实践是从理论到理论:加工的是旧理论,调用的是新资源,得出的是新观念。
阿尔都塞对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解有两个重点。第一,一般乙在整个理论实践展开过程中的结构性地位优先于一般甲。写《资本论》的马克思是已经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他能够调用的理论框架早已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水平。如果没有这些已经超出了旧观念的新理解框架,就不可能在旧观念的基础上行加工。第二,一般丙与一般甲之间具有质的差异。实践意味着带来变化,如果没有真正的变化,就不算理论实践取得了成功。从抽象到具体不是抽象概念按照自身的逻辑找到关联方、最后形成一个概念体系的过程。它是用新的理解框架对旧观念进行加工改造、产生新的理论的过程。
这两个重点分别针对两个错误的模型。黑格尔模型(Hegelian model)把从抽象到具体理解为概念的自我发展:一般甲变成原初的统一性,发展过程变成矛盾推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最后得到的是一般丙——所谓具体的整体。但在这个模型中,一般丙与一般甲实际上是没有差异的:只有一个本质,只有那一个简单统一性,不断获得更加具体的外观,但内核没有变化。这个过程有发展的外观,没有真实的变化。它取消了可以带来变化的理论实践过程。进一步说,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把现实生活认作是背后概念推动的结果,又把对现实进行规定的根据理解为思想中可以把握的逻辑过程——这就是其观念论的根本所在。而且,这种以概念自我发展为核心的历史哲学正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的意识形态立场:把有着实际社会历史内涵的复杂生活理解为观念进展的过程。
费尔巴哈模型(empiricist model)则是对黑格尔模型的简单颠倒。黑格尔说生活背后有观念作为根据,费尔巴哈说生活就摆在眼前,不需要躲到观念背后去。这种立场强调直观:睁开眼睛看世界,世界长什么样子,如实地对它进行观察和反映。阿尔都塞认为这是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第二规定性的简单颠倒。黑格尔说的是:你看见的是现象,背后有根据,根据要通过概念把握,把握住了就认作本质。费尔巴哈把它翻过来:不要躲到感性生活背后去,直接面对生活本身。但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把理论实践理解为从生活到观念——这是大错特错的。从生活到观念靠的是多重实践,不是理论实践。理论实践不是把生活翻译成概念。读书人做学问、行理论实践,干的事情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以为“好的抽象”就是把真实生活变成概念,实际上仍然是把黑格尔的模型翻转了过来。原来的模型是错的,对它进行颠倒的模型只会更错。
政治实践的可能性:矛盾的特殊性与结构
《唯物辩证法》的第四和第五部分处理的是政治实践何以可能的问题——政治实践既然是对特定社会历史现实进行加工,那么这个社会历史现实具有什么样的规定性,为什么可以被政治实践所改变?
阿尔都塞在此转向毛泽东的《矛盾论》,摘取三个要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的不平衡发展。这三个要点加上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关于简单范畴是社会高度发展的结果的论述,共同支撑起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整体观的正面阐释。
阿尔都塞的总体观与黑格尔总体观的根本差异可以从两个前缀概念来把握:既与的(pre-given)和复杂的(complex)。**“既与”意味着:我们面对的就已然是整体,没有可以从中剥离出来的原初的、简单的矛盾。你面对的不是一个可以还原到背后的根的现象,而是只有复杂整体,只能在复杂整体内部去找它的结构性构成要素。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强调:所有简单范畴都是在社会相当发达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被提炼出来的——简单范畴实际上是结果,复杂性是前提,才会有抽象,而不是相反。“复杂”**意味着:这个整体内部有真实的差异,有结构,结构可变。
与之相对,黑格尔的总体观如果用一个原则来理解,会导致三个结果:无差异(no difference)——所有差异在那一个原则面前都只是内部的环节,不具有原初的意义;无结构(no structure)——因为没有真实的差异存在,就不可能由它们构成结构;无历史变化(no history could change)——只有一个本质,只有发展的外观,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能为政治实践提供根据,他的哲学和政治实践之间没有内在的关联。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这个理论绝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哲学——黑格尔意义上的哲学绝对无法支撑起针对特定复杂整体的政治实践。
阿尔都塞讲的结构意味着主导和附属(dominance and subordination)。有主导有附属,才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才有结构,才有统一体,才有整体。但谁主导谁附属是可以变化的。在结构的这种主导-附属关系中,有两个关键概念需要把握:条件(condition)和反映(reflection)。复杂整体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是在与它不同的其他矛盾共存的情况下才能以这个样子出现的——其他矛盾是它的存在条件。经济条件好的时候家庭是什么样的,政治条件宽松的时候家庭又是什么样的——这些条件很真,不能忽略,它们决定性地影响着你会有相应的规定和变化。同时,每一个处于特定结构性位置的矛盾都在自己的内部反映着有结构的整体,反映着这个结构的其他构成部分。你的眼睛视力下降,反映了你的肝和肾的状况——其他器官相对于眼睛是外在的,但它们的情况在眼睛这里得到了反映,眼睛的特定状况也反映了整体的衰老状态。
由此,结构的关键在于它的可变性。阿尔都塞强调主导结构恒在(constant structure)——任何复杂整体中总存在主导结构——但主导结构的具体实现方式(articulation)和主导位置归属是变化的。这种变化可以用矛盾的不平衡发展来理解,表现为矛盾的转移、压缩和爆炸。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领域的矛盾可以通过全民选举转移到政治生活中;矛盾转移之后,原来政党的存在条件发生变化,矛盾发生压缩(condensation),叠加成对现行政权的极度不满;最终矛盾达到爆炸的阶段,结构被彻底打掉。
正是结构可变化的这一点,使得阶级斗争成为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一命题得到了理论支撑。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经济基础领域中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在这个复杂整体中牵引着我们理解矛盾的不平衡发展。矛盾可以处于非对抗期,可以因转移压缩而处于对抗期,也可以处于临近崩溃的爆炸期。阶级斗争是加入了这一矛盾从转移到压缩到爆炸的变化过程,作为变化要素使得整体崩溃的可能性被实现。没有矛盾的转移压缩,就没有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没有结构的变化就没有历史的可介入性。
阿尔都塞最后将马克思辩证法的特殊性归结为两个要点:不平衡发展(unevenness)和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在他看来,如果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加以概括,应当表述为“矛盾的不平衡发展规律”——这一表述取代了传统的“对立统一规律”,因为后者在传统解读中容易被简化为从单一矛盾出发的辩证图景。但矛盾要有不平衡发展,就必须有different contradictions,有structure,有variations of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structure。所以矛盾的不平衡发展规律把他所理解的复杂整体、结构、可变性全部收归于一个规律之中。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不是对立统一规律——如果把辩证法理解为对立统一规律,就是从简单矛盾出发的典型黑格式矛盾观;而应该是矛盾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其前提条件是:矛盾一定是复杂整体中的特殊矛盾,复杂整体有结构,结构可变,变化可被介入。
七、结语:阿尔都塞的问题与未竟的探索
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矛盾观和矛盾不平衡发展规律,在解释变化何以可能方面确实提供了比卢卡奇更为精细的理论工具。卢卡奇的总体观尽管把握住了基本矛盾(形式与内容),但他的总体缺乏阿尔都塞所说的内在的具体区分。阿尔都塞则借助毛泽东《矛盾论》的概念框架,对复杂整体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远比卢卡奇细致的解析。
然而,阿尔都塞的理论也有它的问题。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不仅解释了变化的可能性,还通过内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的概念给出了从资本主义文明向后资本主义文明过渡的方向性(orientation)。卢卡奇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把握住总体,这个总体不仅是对当下的批判性理解,还包含着对超越方向的把握。阿尔都塞虽然解释了结构为什么可被介入、变化为什么可能,但历史实践究竟有没有方向性,如果有,这种方向性与结构的变化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保卫马克思》的框架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正面回应。
这正是晚期阿尔都塞努力的方向。60年代之后,阿尔都塞走向了对唯物主义的重建,试图既讲清楚实践为何能带来历史性变化,也讲清楚历史本身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他转向与斯宾诺莎对话,试图以新的理论资源来处理历史概念的问题。这些探索之所以在理论上重要,正是因为我们在把《保卫马克思》中的多元决定矛盾观讲得清清楚楚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历史性的变化何以可能分为两个问题——变化何以可能,以及历史何以可能。阿尔都塞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相对充分,但第二个问题在多元决定矛盾观的框架中尚未得到彻底的解决。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谱系来看,阿尔都塞所从事的工作与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有着深刻的呼应关系。他们都面对着工人运动缺乏理论、缺乏知识分子的根本困境,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填补革命理论的缺失环节。卢卡奇通过阶级意识概念守住革命的主观条件,科尔施通过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重新激活理论的哲学维度,葛兰西通过文化领导权理论重建革命知识分子的功能,而阿尔都塞则以更为分析性的方式,将任务明确定位为大写理论的建构——把马恩没有以哲学方式写出的辩证法本身端出来。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不仅是对当时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情势的介入,更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哲学缺失”问题的正面回应。
但他对“大写理论”的建构,究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化,还是以结构主义的框架替换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维度,这至今仍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他对黑格尔的粗线条处理、对恩格斯合力理论的批评、对1844年手稿的低估,都引发了持续的讨论。而对“历史方向性”问题的回避,使他的理论在面对“应该走向哪里”这一根本问题时,始终无法给出与卢卡奇式内在超越相当的回应。阿尔都塞自己在晚年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转向偶然唯物主义和与斯宾诺莎的对话,试图在理论上为这一难题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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