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提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四个发展环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位;从历史哲学到政治哲学的转移;马克思剥削批判的两个层次;自我所有权原则的内嵌;快乐的工人与病弱的资本家;从自我所有权到自主;自由、平等与团结。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首次刊于《新时代》的书影,1891 年。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首次刊于《新时代》的书影,18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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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Karl Marx (1818–1883) ·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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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自我所有权剥削自主平等团结

在问题链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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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记11

柯亨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为社会主义的规范性论证

一、导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四个发展环节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位

要理解柯亨(G. A. Cohen)所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位置,我们必须先回顾这一思想传统从诞生到当代的演进历程。如果我们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那么它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十月革命的哲学回应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环节以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十月革命之后,从哲学高度为革命政治提供理论根据。在这一环节中,卢卡奇与葛兰西分别呈现了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不同的联动方式。

卢卡奇将理论重心放在历史哲学之上。试图通过总体性范畴把握主客体统一的历史过程,并由此说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生成条件。换言之,在卢卡奇那里,革命政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对历史辩证运动的内在逻辑的哲学洞见。

葛兰西则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取向。他同样关注历史哲学,但将政治哲学的环节予以同等程度的放大。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一方面承接了马基雅维里关于政治领导权的思考,另一方面更直接地源自列宁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讨论,并在与克罗齐等意大利思想传统的对话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形态,其理论根基远比一种孤立的策略性思考来得深厚。在葛兰西那里,历史、哲学与政治之间构成一种相互翻译的关系:历史哲学为政治实践提供方向感,政治哲学为历史主体的生成提供机制性说明。

第二个环节:法西斯主义年代与批判理论的否定性转向

第二个环节对应法西斯主义全面覆盖欧洲的年代,其最重要的理论代表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尤其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

在这一环节中,政治哲学的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评卢卡奇式历史哲学的总体性承诺带有形而上学特征,并因此对与之相连的革命政治哲学保持距离。在他们看来,卢卡奇版本的历史哲学所承诺的历史主体、历史必然性与革命政治之间的贯通关系,已经在法西斯主义的现实面前丧失了其解释力和批判力。

因此,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我们读不到建设性的政治哲学。我们所能读到的是站在反形而上学的高度,对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辩证法学说的批判,以及对传统革命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批判理论的这一否定性品格,恰恰是其时代处境的哲学表达:当革命的可能性和革命的希望都被法西斯主义所吞噬,理论能做的首先是拒绝虚假的肯定。

第三个环节:二战后的两条路径

第三个环节对应二战之后重新讲述现代政治的理性根据的理论努力。在这一环节中,德法两条线索相互呼应又各执一端。

法国的线索以阿尔都塞为代表。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通过重新讲述辩证法,尤其是矛盾与多元决定、唯物辩证法,重新提示了革命政治的政治哲学可能性。阿尔都塞的实践观和矛盾观表明:政治实践可以作用于复杂社会关系的综合体,从而带来社会形势的根本变迁。在一个已经经历了“反形而上学”洗礼的理论语境中,阿尔都塞重新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哲学提交到理论领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型之后,许多讲述激进革命政治的理论(从巴迪欧到朗西埃再到齐泽克)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溯到阿尔都塞或深受其影响。

德国的线索以哈贝马斯为代表。 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虽然有力地否定了形而上学版本的历史哲学及其关联的革命政治,但其意义仅在于否定,未能给出建构性的正面基础。批判理论需要回答“理论自身何以可能”的问题。哈贝马斯的回应是重建理性概念:通过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揭示其作为“被扭曲的合理化”的历史成因,进而提出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新型理性范式,为社会整合提供更具规范性的基础。这种社会理论同时也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重建社会理论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过程。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进一步给出了自己的政治哲学:在有理性的民主政治条件下,社会可以通过程序化的协商民主不断谋求进化与进步。如果说阿尔都塞的政治哲学指向的是激进政治的可能性,那么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守护的则是温和左翼的改良主义立场。

第四个环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

第四个环节与前三个环节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延续了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持,并在范式与主题两个层面完成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双重改写。

所谓范式上的改写,指的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时,自觉采用了当时已在英语世界占据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学方法。科亨作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其学术思考和写作方式完全遵循分析哲学的规范:概念精确、论证严密、步步推进。分析哲学不仅有理论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也有实践哲学(伦理学、元伦理学、政治哲学)。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从属于分析哲学的实践哲学分支。

但就科亨本人后期工作的重心而言,更重要的改写发生在主题层面:他的核心工作从早期在历史哲学领域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转向在政治哲学领域为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规范性论证。这一主题转变的时代背景是:冷战结束、苏东剧变、社会主义事业即将彻底淡出人们的视野。在这个背景之下,以科亨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规范性维度上的薄弱,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缺陷。如果不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对社会主义进行规范性的辩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传统就很难在冷战结束之后继续得到坚持。

二、《自我所有权、自由与平等》的问题意识

从历史哲学到政治哲学的转移

科亨的代表作《自我所有权、自由与平等》(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1995)是一部论文集。要理解这本书的理论贡献,必须首先把握其导论与**第十一章(结论性章节)**所交代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动机。

为什么此前可以将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分离?

科亨首先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既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高度认同、为其历史理论提供分析哲学式的辩护(如《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也可以完全接受英语世界分析哲学范式之下关于政治哲学的所有主流话语和讨论,认为这二者可以并行不悖。

科亨给出了理论内容和时代背景两方面的解释。

在理论层面,科亨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与专门讨论具有非历史性特征之价值的政治哲学相互矛盾。历史唯物主义讲述的是从上一个社会形态向下一个社会形态的变迁何以可能,以及这个历史进程的方向。虽然历史唯物主义中确实蕴含着某种弱的价值取向(即历史发展的方向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进步),但它并没有将重心放在对价值原则的系统阐述之上。因此,马恩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对当代政治哲学关于自由、平等等原则的讨论做出重要贡献。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不矛盾,但它也没有提供政治哲学领域不可替代的理论资源。既然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参与政治哲学讨论是两个可以相互独立的领域,科亨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将二者分开处理。

在时代背景层面,科亨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年代,对社会主义进行规范性论证既无必要,也无实效。对于已经接受社会主义立场的工人来说,他们深信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是一个彻底的“坏的世界”,少数人不劳而获,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却被排除在外、陷入贫困。对于这些已经全身心投入工人运动的群体来说,社会主义事业的规范性问题不需要经过反思来思考,它是一种坚强的信念。而对于持传统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来说,规范性论证同样不可能改变他们的立场:没有人会因为你说“你们体面的生活是建立在对工人的剥削之上”就转而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性论证是无效的、非功能性的。

为什么今天分离无法被继续?

科亨指出,今天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分离不再能够被维持,原因同样来自两个方面:理论的挑战和时代的挑战。

理论上的挑战来自诺奇克的自由至上主义。 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又译自由意志主义)横空出世,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自由至上主义的核心立场是:反对福利国家、反对再分配正义,认为正义问题应该完全从自由原则出发来处理。只要起点是正义的、过程是正义的,那么结果无论多么不平等,也是正义的。

自由至上主义最重要的理论特点在于:它堂而皇之地在正义的大旗之下将自由原则与平等原则彻底分开。其现实效应是为福利国家的瓦解提供哲学背书。而这一理论出现的时刻,恰逢资本主义从福利国家式向新自由主义转型的当口。

更让科亨感到棘手的是,他发现在自由至上主义的理论内核——自我所有权原则——实际上内嵌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批判理论之中。诺奇克将自由理解为自我所有权: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禀赋和能力拥有排他性的占有和支配权。而科亨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经典批判,尤其是关于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论证,恰恰预设了同样的自我所有权原则。这意味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诺奇克的挑战时,发现自己竟然和对手共享同一个理论前提。你试图用自我所有权原则来批判资本主义剥削,但对手用同一个原则来论证福利国家的不正义,进而否定平等原则。你无法有效地反驳他,因为你和他站在同一个原则上。

时代背景上的挑战更加沉重。 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事业似乎已被从世界格局中抹去,实验的条件已经消失。在这个背景下,科亨观察到两种主流的应对立场。第一种是适应性偏好形成(adaptive preference formation):人们将自己的偏好调整到与现实可行性相一致的方向。既然社会主义不可实现,那就论证它不值得追求。这是一种“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的立场:得不到的东西被重新解释为不值得追求的东西,人们说服自己社会主义本身“不好”,从而放弃对它的追求。第二种是虚空的虚空(vanity of vanities):彻底放弃对任何立场的深层认同,以一种“反讽的”态度继续生活,但不再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根本性的价值认同。

科亨认为,这两种立场都是错误的。作为一个理论家,他的回应是:恰恰是在社会主义的实验条件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才更需要放大政治哲学思考的维度。因为如果道理不能被说得清楚透彻,那么对于社会主义路线的坚持就没有根据。此时流行的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方案虽然看似具有较大的现实可行性,但它恰恰在原则上存在严重问题。市场社会主义强调所有制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不彻底分离)与市场机制的协调共存,但科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在原则上存在严重问题。其核心缺陷在于,它保留了以市场机制作为主要协调手段,因此无法从根本上遏制由市场竞争所驱动的社会不平等趋势。在科亨看来,这种方案在平等原则的坚守上,其力度甚至不如罗尔斯式的福利国家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再分配机制。

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缺陷

自我所有权原则的内嵌及其矛盾

《自我所有权、自由与平等》一书共十一章,另有导言“历史、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第1至4章主要围绕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所引发的模式化分配、市场交易、自我所有权与世界所有权、自由与平等的相容性等议题展开;第5章“自我所有、共产主义和平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麻醉剂”处理自我所有权、共产主义与平等之间的关系,批评以技术丰盛回避规范性张力的思路;第6章“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政治哲学:为什么诺齐克对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打击要大于他对任何平等派自由主义者的打击”构成全书的理论枢纽;第7至10章分别讨论马克思与洛克论土地和劳动、马克思论剥削的不正义性、自我所有概念与自我所有论;第11章“一种破灭的理想的未来”作为结论,结合社会主义的衰落讨论理想破灭后的规范性重建。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批判的两个层次

科亨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批判理论进行了精细的分析性重构。他认为,马克思对社会不正义的批判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前提条件的批判。 资本主义剥削之所以可能,其前提条件是一方有产、一方无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这使得劳资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对等的基础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及其造成的有产/无产对立提出了根本性批判。

第二个层次是对剥削过程本身的批判。 科亨特别强调,对剥削过程的批判不能被还原为对前提条件的批判。即使我们承认劳资关系是在有法律保障的契约条件下达成的(工人“自愿”地进入雇佣关系、接受了“公平”的工资),剥削依然在发生。这个层次的批判才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

科亨通过工人与农奴的类比来阐明这个层次的批判。在封建制度下,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是清晰可见的:农奴必须在领主的土地上劳作,这种劳作是强制的;农奴在领主土地上劳作的成果全部归领主所有,这种占有是无偿的。强制与无偿占有,这是封建剥削的两个明显特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天才洞见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虽然在法律形式上是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但在实质上同样包含着强制与无偿占有。工人“自愿”签订劳动合同,但如果他不签,财产权结构和法律对生产资料的排他性保护也使他缺少其他合法谋生途径,因此只能进入劳资关系,这是无形的强制。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远超他在工资中所获得的等价物,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同样是无偿的。只不过这种无偿占有被“平等的商品交换”的表象所掩盖。因此,科亨认为,马克思的剥削批判的核心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将可见的支配(visible domination)和可见的剥削(visible exploitation)转化为不可见的支配和不可见的剥削,但支配和剥削的本质并未改变。

自我所有权原则的内嵌

科亨进一步追问:马克思批判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成果时,他所依赖的规范性原则究竟是什么?科亨的答案是:自我所有权原则。科亨同时也明确指出,马克思本人从未明确将自我所有权作为一个规范性前提来加以论证和推崇;其工作是揭示出马克思关于“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以及“资本家无偿占有了本应属于工人的产品”这类批判性论述,在逻辑上内在地预设了一种类似于洛克式自我所有权的观念——即劳动者对其自身劳动能力及其成果拥有某种原初的、排他性的权利主张。然而,科亨强调,马克思并没有把“谁劳动、谁获得”当作一个独立的、最高的分配正义原则来使用,在马克思那里,这一判断必须被置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分析之中。

科亨并不否认马克思可以承认资本主义剥削在法律意义上是“正义”的,因为这种剥削发生在有法律保障的契约关系之内。但在科亨看来,马克思的剥削批判要具有规范效力,就隐含地诉诸了某种超越实证法律正义的道德原则。这恰恰说明马克思那里有正义理论、有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内涵。但问题是,这个规范性内涵所依赖的原则(即自我所有权),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坚守的平等原则之间存在深刻的紧张关系。

自我所有权与平等之间的矛盾:思想实验的揭示

为了揭示这一矛盾,科亨运用了一个典型的思想实验,这是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特征。

设想一个画面:有一位快乐的工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但缺少资本;还有一位病弱的资本家,身患疾病、处境困苦,但拥有一份小小的产业。资本家雇佣工人,工人获得工资,双方各取所需。在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相当美好的画面:人们之间的差异被互补性地解决了,这符合平等主义的直觉。

然而,科亨指出,如果你是马克思主义者,你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理论上的窘境。一方面,按照上述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解读(即其逻辑上预设了自我所有权原则),你似乎有理由判定这个工人受到了剥削;但另一方面,从一个更宽泛的平等主义直觉来看,这种各取所需的交换似乎无可厚非,甚至有助于改善弱势者的处境。科亨借此思想实验意在揭示,如果我们将自我所有权视为不可侵犯的绝对前提,那么它就会与我们的平等主义直觉和承诺产生尖锐冲突,自我所有权原则所规定的剥削概念与平等主义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自我所有权原则告诉你:这个工人被剥削了,这是不正义的。但平等主义原则告诉你:这个局面相当公平合理,甚至有利于更困苦的一方。

诺奇克恰恰利用了这个矛盾。他将自我所有权原则与关于初始获取正义和转让正义的历史权利理论相结合,论证出:福利国家通过征税来促进社会平等,其不正义性类似于强制劳动,因而在原则上不亚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因为福利国家强制性地攫取劳动者的财富,然后将这些财富任意分配给“应该被保护”的社会群体。这一过程同样是强制和攫取,而且缺乏明晰的合法性根据。

为什么平等主义自由主义者不受此困扰?

科亨认为,诺奇克对罗尔斯式平等自由主义的挑战尽管尖锐,但并不像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那样直接触及理论根基。这是因为他们理解和捍卫平等的路径与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同。

第一条路径是民主。 平等主义自由主义者可以从政治参与意义上的平等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构性特征之一是工作场所没有民主:决策权被集中在一方手中,劳动者被排除在决策范围之外。这种排斥性本身就构成了不正义,而不需要诉诸“劳动成果被窃取”的自我所有权论证。用平等参与原则来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完全不与自我所有权原则发生关系。

第二条路径是差异原则。 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允许社会不平等存在,但要求这种不平等必须有利于最不利者。按照这个原则,福利国家通过累进税制来保护社会中“道德运气”最差的人,是完全正当的。正义原则本身就要求在制度设计中将自然差异考虑进去,与剥削是否发生无关。罗尔斯主义者完全不需要动用剥削理论或自我所有权原则,就可以为再分配正义提供规范性论证。

因此,诺奇克的挑战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杀伤力”远大于对罗尔斯主义者的“杀伤力”。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与自由至上主义共享自我所有权原则,在反驳诺奇克时陷入了一种理论上的困境:你越坚持经典的剥削理论,你就越难以同时坚持平等原则。

对可能的批评的回应

科亨预期到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批评,并预先做了回应。

一种批评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并不必然预设自我所有权原则,或者说,自我所有权原则只是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中出现,而在他的共产主义理论中已被超越。对此,科亨的回应是双重的。首先,即使承认共产主义理论不再依赖自我所有权原则,但剥削理论中的自我所有权原则与共产主义理论中的平等原则之间的同时共在,本身就构成了马克思理论体系内部的矛盾。这并不能推翻他的基本判断。其次,科亨进一步讨论了那种以“物质财富极大涌流”为前提的“技术修复”思路:即便假定丰盛能够减少自我所有权与平等在具体分配上的冲突,这也只是暂时掩盖而非真正消除原则层面的张力。而且,正如科亨在与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学者的论战中所强调的,即使生产技术水平大幅提升,物质资源相对于人的无限欲望而言仍然构成一种“恒久的匮乏”(permanent scarcity)环境,这使得‘技术丰盛’作为解决分配正义问题的方案,在前提上是脆弱的。一旦这一前提无法兑现,自我所有权与平等之间的矛盾就会重新显现。

四、重构规范性基础

从自我所有权到自主:自由、平等与团结

在诊断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缺陷之后,科亨的工作进入建设性阶段:如何重构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基础?

自由原则的重构:从洛克到康德

科亨的策略是:重新理解自由这一原则。自由至上主义将自由狭窄地理解为自我所有权,这是洛克式的理解。科亨指出,“反奴役”(anti-slavery)只是自由的消极底线,它仅仅意味着不被他人支配;自由的积极内涵指向自主(autonomy),即康德哲学意义上的自我立法、自我决定。

这个区分至关重要。自我所有权意义上的自由关注的是对资源的排他性支配权,它天然地倾向于维护既有的占有关系,因而与平等之间持续地产生紧张。而自主意义上的自由关注的是人的自我决定能力,它要求的是每个人都能在不受外在强制和内在盲目支配的条件下自己给自己立法。这种自由不仅不与平等矛盾,反而要求平等:如果一个人的物质条件极其匮乏,他实际上无法实现自主,因为他的一切选择都被生存必需性所决定。因此,以自主为核心的自由原则与平等原则构成内在的相互包含关系:自主的自我立法要求摆脱生存必需性的支配,而这恰恰以物质条件的平等为前提。

三原则的统一:自由、平等与团结

科亨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规范性批评中,强调社会主义理念至少包括自主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以及共同体/团结维度(community/solidarity)。科亨指出,经典社会主义传统对市场机制的多重批评中,对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质疑在理论上是弱势的,对集体规划的怀旧也站不住脚(集体规划本身不是一阶价值,它既可以与民主体制共谋,也可以与威权主义共谋);真正有原则性力量的,是市场导致极致的社会不平等和市场导致人心败坏这两个论证。这两个论证恰恰分别对应着平等原则和团结原则。

科亨的这一思路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霍耐特(Axel Honneth)在《社会主义的理念》中所做的工作形成了呼应。霍耐特同样试图恢复法国大革命三色旗所象征的自由、平等、博爱三重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理念的规范性内核。这意味着,在当代语境中,无论是英语世界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还是大陆的批判理论传统,都在朝向同一个方向努力:在自由原则不再被自我所有权的狭窄理解所绑架的前提下,重新建立起自由、平等与团结三原则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

为什么要为社会主义做规范性论证?

科亨的理论努力背后有一个深刻的判断:苏东剧变之后,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想要守住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不能再依赖历史必然性的论证。因为那些曾经支撑历史必然性论证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论证主要是一种历史必然性的论证: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必然产生无产阶级这一革命主体,社会化大生产必然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涌流,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准备人的条件和物的条件。但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这两个条件都遇到了严重困难。无产阶级没有成为统一的革命主体,劳动者阵营内部的分化和对立日益加深;物质财富的极大涌流被证明是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丰盛永远都是匮乏”。

因此,科亨认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转向规范性论证:把论证的重心从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移到它的值得追求上来。这一转向放弃了历史必然性的退路,把社会主义理念自身的规范性根基重新奠定下来。在这个意义上,规范性论证正是对社会主义理念的一次原则性重建。在一个社会主义实验条件已经消失的世界里,只有把社会主义的道理说清楚,才能为它在未来的可能回归保留理论上的空间。

五、评价与讨论:科亨贡献的边界

科亨的工作在当代左翼理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他以分析哲学的精确性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问题从历史哲学的遮蔽中解放出来,迫使马克思主义者直面自身的规范性基础问题。他揭示的自我所有权原则与平等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理论史研究的发现,更直接关系到当代政治论争中的核心议题:如何在坚持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同时,不落入自由至上主义的理论陷阱。

然而,科亨的工作也面临一些值得讨论的批评和限制。

第一,科亨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解读是否过于窄化? 有批评者指出,科亨将马克思的剥削批判提炼为以自我所有权原则为基础的“谁劳动谁获得”的论证,可能忽略了马克思剥削理论中更丰富的维度,尤其是《资本论》中关于抽象劳动、价值形式和拜物教的分析。在科亨的分析框架中,马克思被塑造成了一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家,而他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家的面向被淡化了。这种“政治哲学化”的解读尽管有其明确的学术动机,但可能付出了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从结构性批判降格为分配正义批判的代价。

第二,分析哲学的方法论是否对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有先天的局限? 分析马克思主义以概念分析、逻辑论证和思想实验为核心方法论。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精确和清晰,但其代价是倾向于将复杂的历史社会问题去历史化和去语境化。科亨的“快乐的工人与病弱的资本家”思想实验虽然逻辑上精巧,但它将所有社会历史条件都悬置起来,在一种真空状态中考察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在于,政治哲学的原则从来不是在真空状态下运作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一直强调的总体性和历史性维度,在科亨的分析框架中几乎完全缺席。

第三,规范性论证能否真正“守住”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科亨相信,只要把社会主义的道理说清楚,就能在理论上保留社会主义回归的可能性。但这预设了一个可能过于乐观的前提:理论论证的力量足以对抗现实历史的力量。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理论上的说服力与物质性的制度安排、文化领导权缺一不可)是否能够仅仅通过规范性论证来维持?科亨的立场在原则上无疑是正确的:没有规范性根据的政治立场是盲目的。但规范性论证本身是否足以构成政治实践的充分条件,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尽管如此,科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领域所开辟的分析性重构路径,已经成为当代英语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重要的范式之一。他迫使马克思主义者面对一个长期被回避的问题:如果要认真地为社会主义辩护,我们究竟站在什么原则上?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因苏东剧变或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而减弱。恰恰相反,它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不断暴露其内在危机的今天,具有愈发迫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科亨的工作提醒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不仅需要历史条件的可能性,更需要规范性的正当性;而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历了漫长的理论发展之后,必须自己给出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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