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提要

为什么从早期哈贝马斯进入;公共领域的历史起源(古典、代表性公共性、重商主义);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政治公共领域的形成;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与晚期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商议民主的后续发展。

《百科全书》中的印刷工场版画:排字与印刷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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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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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记9

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理论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导读

一、为什么从早期哈贝马斯进入

问题意识与理论地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中,哈贝马斯通常被视为批判理论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兰克福学派从边缘批判走向主流秩序建构的关键人物。本讲不直接从《交往行动理论》等成熟著作入手,而选择哈贝马斯的早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选择这部早期著作的着眼点,在于它背后的时代问题: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理解这些问题,以及他后来为何要重建理性概念、重新安放现代政治的社会基础与理性根据。

与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也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第一代批判理论家不同,哈贝马斯所处的战后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说早期西马面对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危机与革命可能性,第一代批判理论面对的是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极权主义灾难、斯大林主义下的苏联模式问题以及启蒙理性的自我毁灭,那么哈贝马斯面对的是二战之后所谓“晚期资本主义”或“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现实。在这个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底色并未改变,但国家职能发生了重大位移: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规避危机、修补资本主义经济所造成的社会灾难的职能,福利国家的兴起正是这一职能在战后资本主义秩序中的制度化表现。

批判理论不再只是站在边缘对主流秩序进行否定和质疑的声音。哈贝马斯本人也意识到,二战后的批判理论需要从单纯的否定性批判转向参与规范性秩序建构。因此,理解哈贝马斯的问题意识,就是理解战后西方左翼话语如何从“批判”转向“重建”,从揭示灾难转向追问现代民主政治究竟何以可能。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中介:它处在纯粹的历史社会学描述与成熟的系统理论建构之间,通过“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把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与理性根据问题显性化。哈贝马斯认为,早期西马与第一代批判理论已经留下了两项沉重的理论遗产:其一,以人权和人民主权为原则的现代政治需要社会基础,即经济独立的个体、非支配性的自由交往关系;其二,现代政治在理论上并不具有天然坚实的理性根据,所谓理性不过是特定时代条件下脆弱而模糊的相互承认,在时代条件改变后便暴露其无根性。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战后重建现代民主政治的任务,必须同时回答两个根本问题:社会基础能否被重新给出?理性根据能否被真正建立?

这正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核心问题。哈贝马斯通过“公共领域”这个概念,试图说明: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曾经短暂地形成过某种社会基础和理性根据的耦合;而在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这种耦合关系遭到破坏,社会基础与理性根据同时趋于衰落。因此,福利国家并不意味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完成,相反,它使问题更加尖锐地暴露出来。

二、全书结构与阅读策略

一个复杂社会而非“单一体系”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全书可分为上、下两半。上半段(第一至第三章)讨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公共领域的历史生成、结构特征和政治功能;下半段(第五至第七章)讨论结构转型、政治功能转型以及公共舆论概念的变化。中间的第四章构成理论过渡,它通过梳理从启蒙哲学到后启蒙哲学的思想史线索,揭示自由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理性根据如何在理论层面被建构,又如何在后启蒙思想(黑格尔、马克思等)中被解构,从而为理解现实中的结构转型提供理论前提。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在这里给出的社会图景,与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的“合理化资本主义体系”有重要差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强调物化结构遍及整个社会,核心关注点是无产阶级的物化意识,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成员的意识被商品形式所宰制,因而各行动领域之间的原则性差异在意识层面被资本逻辑消解。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同样将现代社会描述为一个由合理化和权力支配关系共同支撑的体系,内部领域差异无法维持。哈贝马斯并不否认马克思、韦伯以及第一代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判断,但他有意要追问:在这些领域差异尚未被资本逻辑彻底消解之前,现代社会在结构上曾经可能成为什么样子?

因此,哈贝马斯描绘的是一个“复杂结构”,而不是一个单一体系。在这个结构中,公共权威领域与私人行动领域相分离;私人行动领域内部又区分为市民社会与核心家庭;在市民社会与家庭的共同支撑下,先形成以文学教养为主的文学公共领域,随后从中发展出以公共舆论和普遍意志为内容的政治公共领域。这个复杂结构是理解现代民主政治之社会基础与理性根据的关键。它比黑格尔法哲学中“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三元结构更动态、更具体,因为它展示了从君主国到现代立宪国家的转型过程。

这种结构分析也体现了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方法论特点:他始终关注抽象原则如何在制度机制中落地。领域区分、制度安排、原则根据,是哈贝马斯分析社会现实的三个层次。这也是他的写作风格与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等人不同的地方:更加清晰、层次分明,更适合作为学术写作的范本。

三、历史起源(第一章)

从古典公共性到现代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在第一章中追溯公共领域的历史起源,采用“古代—传统—现代”的三阶段框架。三阶段的划分本身带着明确的理论判断:现代公共领域既没有沿袭古典公共生活,也没有延续传统社会的代表性公共性,它完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1. 古典古代的公私分离

在古典希腊城邦中,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离。城邦生活是自由公民的领域,它意味着自由、平等和永恒;家庭(家政)领域则是奴隶和妇女的领域,它处理必然性,维持生命的再生产。城邦中的“广场”(agora)是公民之间就共同事务进行观念交流、语言交往的场所,与商品交换的市场分属两套空间。古典古代的平等是城邦自由公民之间的平等。这种平等以城邦内部严格的身份区分为前提(公民/奴隶、男人/女人),其行动原则是德性:公民通过参与公共事务来发挥自身禀赋,成全城邦整体。这种公共生活以自由身份为前提,背后是主人与奴隶的区分。哈贝马斯强调,现代人无法通过回溯古典来挽救现代政治,因为古典公共领域建立在严格的排斥与分离之上(尤其是公民/奴隶、男人/女人的区分),这种结构在现代代议制民主条件下既无法复制,也不应成为规范性的参照。这一判断也划清了左翼批判理论与右翼复古倾向之间的界限。

2. 传统社会的代表性公共性

在中世纪封建社会,公共生活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哈贝马斯称之为“代表性公共性”。代表性公共性(repräsentative Öffentlichkeit)指公共权力和公共生活以具身化的方式呈现在君主、贵族等特权等级的人格和礼仪之中,与代议制意义上的“代表”(representation)分属两套逻辑。哈贝马斯此处借用的是“呈现”(presentation)而非“代理”(delegation)的逻辑。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特权为原则的等级社会,有特权的人与无特权的人相区分,国家生活在帝王、贵族身上得到具体呈现。普通人虽然生活在这个以等级和特权为组织原则的社会之中,却与公共政治生活没有参与关系。哈贝马斯借用“灵韵”(aura)概念说明这一点:你看见的只是法兰西国王这个特定的人,但这个特定的人身上呈现的是远远大于他自身的法兰西国。因此,国王具有灵韵,因为公共生活通过他而得以显现。

这种代表性公共性经历了从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的转型。在贵族政治中,贵族以骑士礼仪体现国家;在君主政治中,围绕君主的宫廷礼仪逐渐取代骑士礼仪,穿袍贵族(司法和官僚贵族)地位上升并部分取代佩剑贵族。最终,随着大君主国的发展,君主个人与君主国之间逐渐分离,代表性公共性走向解体。哈贝马斯讲述这些,是为了说明现代公共领域产生的历史前提:只有当公共生活不再直接等同于特权者的人身,当国家与君主个人分离,现代的“社会”才可能作为独立领域出现。

3. 早期近代的重商主义与公共领域孕育

哈贝马斯将早期近代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商业资本主义阶段虽有地理大发现、城市繁荣和市场经济因素,但生产方式尚未发生根本变革,传统社会结构未被撼动。奢侈品贸易反而进一步强化了等级差异。在这一阶段,商品自由流通和新闻传播都服务于特定人群,信息只是“内部人的信息”,尚不具有现代公共领域的意义。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重商主义阶段。君主国通过颁布法律推动市场经济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结果产生了一个具有双重性质的领域:它既是私人自主行动领域,每个人作为法律上平等的私人所有者进行商品交换,又是国家的财政命脉,对整体经济运转极端重要,国计民生、国库收入都日益依赖于它。这一领域就是现代市民社会的雏形。新闻出版业也发生了变化:它最初是政府上传下达的工具,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被业主用来谋利,逐渐成为表达市民社会声音、反对既定公共权威的媒介。市场经济的确立与新闻公共性的形成,这两重变化共同为现代公共领域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四、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第二章)

公共领域的结构性位置

第二章是理解全书上半段的关键。哈贝马斯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动态蓝图。这一蓝图从君主国出发:君主国通过立法使私人行动领域得以发展,其中首先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改写了家庭结构,形成核心家庭;市民社会与核心家庭共同支撑起社会成员的自由交往,这种自由交往结成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具有双重功能,尤其是政治功能的激发,最终推动从君主国向现代立宪国家的转型。

这一蓝图比黑格尔法哲学的静态三元结构更加复杂,因为它要说明现代民主政治是如何在结构转型中落地的。它揭示了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中的双重位置:它在市民社会与家庭的基础上生长出来,形成一个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纯粹私人生活的独立领域。这个领域的双重功能(教化功能与政治功能)分别对应着现代政治所需要的两种条件:有教养的理性主体,以及能够形成公共意志的政治参与。

1. 文化生活机制的转移

公共领域首先需要文化生活机制从宫廷下沉到市民社会。哈贝马斯区分了两类机制:面向小众的机制(以对话和讨论为核心的小规模社交场所),如法国的沙龙、英国的咖啡馆、德国的桌社;面向大众的机制(面向公众的展示性文化设施),如剧院、博物馆、展览。沙龙、咖啡馆等场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营造了一种暂时悬置外在社会地位的平等交往空间。在这里,贵族与平民可以就观念进行自由交流,人们进入其中,交换的是观念而非利益。这种机制对于培养能够进行理性讨论的主体至关重要。哈贝马斯也坦承,面向大众的文化生活从一开始就与艺术本身之间存在矛盾和张力,艺术如何抵达大规模公众始终是一个难题。这一张力后来在文化工业条件下变得更加严峻。

2. 家庭与主体性的生成

哈贝马斯对家庭的讨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家庭与市民社会的差别在于:市民社会中的人仍然受外部普遍形式的制约,特殊性的实现必须经过普遍形式的中介;而家庭是亲密关系得以展开的场所,它承认并安放每个人无法在市民社会中被普遍形式容纳的特殊性。因此,家庭相对于市民社会意味着解放与救赎。

但哈贝马斯并不将家庭理想化。他明确指出,家庭内部充满矛盾。夫妻关系中有“为爱结婚”与“为利益结婚”的紧张;亲子关系中有“作为培养的教育”与“作为训练的教育”的紧张。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家庭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家庭既要再生产出适应市民社会劳动分工体系的社会成员,又要在原则上与市民社会相区别。哈贝马斯做了双重限定:其一,这种核心家庭主要存在于少数有产者之中;其二,即使在这些家庭中,爱、教养与契约、训练也交织在一起。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把家庭理解为以自由、爱和教养为原则的亲密关系领域:意识形态幻象的指责无法穷尽它,家庭给出的东西“多于幻象”。这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家庭的批判形成了鲜明对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指出,资产阶级家庭关系实际上被私有财产和资本关系所渗透,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带有阶级支配的性质,从而消解了家庭作为纯粹情感共同体的幻象。哈贝马斯则试图为家庭的解放维度保留空间,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维度,人就无法成长为既能表达自身特殊性、又能理解他人特殊性的主体。

这种主体性对于公共领域至关重要。一个只在市民社会中按照普遍形式行动的人,只能看到外在化的普遍指标,无法深入到自己和他人的特殊性之中。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主体,是能够将普遍性与特殊性圆融的人:他能够用自己的特殊性出发去理解生活作为人的生活的意味,也能够通过普遍语言向他人传达自己的特殊体验,并理解他人的特殊性。家庭中的文化生活(抒情诗、家庭小说、小说阅读)正是培养这种能力的重要途径。

3. 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激发

公共领域的教化功能(即培养能够进行理性讨论的主体)是政治功能的前提,但政治功能的激发有其自身的动力。哈贝马斯指出,市民社会本是一个私人行动领域,但它具有自我调节的内在要求。一旦市民社会发展起来,它便要求按照自身的法则自我运转,反对君主国对它的任意干预和盘剥。于是,市民社会相对于既定的公共权威便具有了敌对性质。在这种背景下,市民社会中的市民们借助已经发育起来的公共领域,就共同事务进行公开讨论,形成公共舆论,从而对既定权威形成制约和反对。这就是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激发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领域两种功能的参与者并不完全重合。以文学和教养为主要功能的公共领域中,女性往往是重要参与者,因为家庭文化生活为女性提供了进入公共交往的空间。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其参与者主要是具有经济独立地位的成年有产男性,因为只有他们才被认为有资格就市民社会的自我运转方式进行讨论。这一区分也暴露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内在排斥性,后来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靶点。

五、政治公共领域的历史形成与原则(第三章)

第三章进一步展开政治公共领域的历史形成。哈贝马斯分别考察了英国、法国、德国三个不同语境,但始终遵循相同的分析层次:先分析复杂的阶级关系,再分析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具体展开,最后说明公共性原则及其制度机制如何被确立。英国是主要参照点,因为英国的议会政治、政党竞争与报刊舆论最典型地展示了政治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

通过这一历史分析,哈贝马斯得出两个相互关联的结论。第一,**市民社会是私人自主得以安放的领域。**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市民社会意味着个体可以凭借自己展开生活,不需依赖权威。第二,市民社会的自主需要法律保障,而法律的来源必须回到市民社会本身。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法治”理念(rule of law):法律不仅源自我们,而且源自我们站在理性高度上形成的共同决断。与之相对立的是“以法而治/法律工具主义”(rule by law),即法律背后是统治者的意志,权力通过法律管理社会。资产阶级的自我理解强调自我立法与公共性原则的关联:公共性原则确保法律具有普遍性和真理性。这两点共同构成了资产阶级关于“法治”的自我理解:法律不仅源于我们自身的共同决断,而且这种决断具有公共性原则所保证的普遍性和正当性。

然而,哈贝马斯指出,这一自我理解建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三重强烈预设之上。第一重是经济预设:自由竞争,即没有垄断和排他性支配,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是法律保障的独立个体。第二重是社会学预设:不存在绝对的有产与无产的区分,市民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自由交换者。第三重是理论预设:市场经济具有道德价值,个人对私利的追求最终带来共同体的繁荣。这三重预设中的任何一重不成立,资产阶级的自我理解就失去现实根据。后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批判,正是从不同方向拆解了这些预设。

六、理论反思(第四章)

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与晚期自由主义

第四章是全书最难的部分,因为它以极浓缩的方式处理了从启蒙哲学到后启蒙哲学的整个资产阶级思想史。哈贝马斯将这一思想史分为上下两半:上半段是启蒙哲学对现代政治理性根据的建构,以康德为集大成;下半段是后启蒙哲学对这一建构的怀疑与瓦解,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为代表,并延伸到晚期自由主义。

1. 康德与现代政治的理性根据

哈贝马斯特别重视康德,因为康德为现代政治提供了最系统的法哲学论证,其核心是道德与政治的统一。康德从启蒙概念出发,强调理性的公开运用。启蒙所要摆脱的是“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selbstverschuldete Unmündigkeit),即不敢自己下判断、听凭他人代替自己思考的状态。走出这种状态的关键在于理性的公开运用。需要指出的是,康德严格区分了“理性的公开运用”(作为学者对全体公众发言)与“理性的私人运用”(在公职岗位上服从职责),哈贝马斯所借重的主要是前者。理性认知能力是先验的,但每个经验主体又受到种种限制,公开运用理性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

在此基础上,康德强调公共性原则。公开运用理性不仅使个人成为能够下判断的认识主体,还使人们成为在同一个世界中可以相互理解的理性人类成员。这背后参照的是具有教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区分了两种人民主权版本:卢梭版的人民主权强调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不可分割、不可代表,立法者的任务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引导人民认识并形成公意,但卢梭对公开论辩和意见形成的制度化过程着墨较少,这一点受到哈贝马斯的批评。在对康德的阐释中,他侧重于其关于理性公开运用与公共性原则的论述,并将这一思路解读为一种与人民主权相贯通的立场:在公共性原则的制度化条件下,市民作为理性主体所进行的公开论辩能够趋近于普遍意志的形成,从而实现自我立法的规范性理想。

康德还提出了一个经验性论证:即使每个人私下都想逃避法律,但在相互制衡中,最终给出的公共理由却好像没有私欲一样。这一思路与曼德维尔以来“私人恶习、公共德性”的命题有亲缘性。哈贝马斯指出,这一公式要成立,同样需要前述的三重前提:自由竞争、无绝对有产无产之分、市场经济具有道德价值。而这些前提,恰恰是后来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否定的。

2.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批判与公共舆论局限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关于现代性悖论的第一位哲学家”,因为他真正把握了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黑格尔承认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但他指出,这些规律并不足以赋予市民社会以伦理共同体的意义。市民社会内部只有每个人的特殊性,共同体无法得到真正成全,最终走向伦理共同体的解体。黑格尔看到两大趋势:极致的贫富分化与贱民的产生;个体的自我异化与剧场化生活。因此,市民社会内部并不存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预设的自然秩序。

对于公共舆论,黑格尔持有限承认态度。公共舆论是主观自由权利的体现,它能把社会成员的声音带到等级会议,也能把政治意志解释给社会成员。但它停留在主观主义的高度,不能达到客观的政治真理。因此,黑格尔的解决方案是实体性国家: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在更高层次上统摄和调节市民社会,而非市民社会的工具。普遍等级(即官僚等级)从市民社会中产生,但服务于普遍利益,君主作为国家主权的最终决断者体现国家的统一性,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在更高层次上统摄并调节市民社会。哈贝马斯高度评价黑格尔对问题的洞见,但认为其解决方案错误,因为它最终把共同体的命运寄托于体现绝对精神、民族精神的君主个人意志,带有国家主义色彩。这一批评也反映了战后德国知识界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警惕。

3. 马克思论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与国家消亡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在问题的揭示上比黑格尔多走了两步。第一步,马克思从特定阶级的贫困问题出发,揭示市民社会内部的权力支配关系,将市民社会转化为“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第二步,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一步指出,经济规律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背后,是更深层的社会危机和灾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公共舆论的整套话语判定为意识形态:它建立在三重错误预设之上,掩盖了阶级支配的现实。

但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的根本分歧在于解决方案。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寄望于通过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来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并认为随着阶级对立的消除,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将逐渐消亡。哈贝马斯认为,这一思路在根本上低估了法律和政治程序作为独立规范性力量的地位,它和它所批判的自由主义一样,都隐含了对社会内部存在一种可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的某种信赖:自由主义信赖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马克思则信赖未来社会中消除了阶级对抗之后的交往关系本身能够自发地形成合理秩序。哈贝马斯由此主张,仅靠经济层面的变革不足以解决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性根据问题,还需要发展出一套以法律和商议性政治程序为核心的规范性政治哲学。

哈贝马斯并不自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承认自己深受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的塑造,并始终认为现代文明已深深打上资本主义烙印,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批判性对话是他的终身理论事业;然而,他不能接受马克思解决方案中隐含的自然秩序预设。这一批评是否公允,学界存在争议: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后期对巴黎公社等政治形式的分析,以及对国家相对自主性的讨论,并不是完全依赖经济还原论的。但哈贝马斯的批评逻辑同样清晰,他认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内部的结构复杂性不能还原为经济领域,因而不能期待单一经济变革解决所有政治问题。

4. 晚期自由主义的公共舆论暴政与精英公共性

与黑格尔、马克思不同,密尔和托克维尔作为自由主义的继承者和修正者,仍坚守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但他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密尔面对的是“公共舆论暴政”:普选权落地后,大众社会形成,各种特殊利益群体把声音送入公共领域,舆论容易对掌握真理的少数人形成压制。密尔的回应是强调对不服从的宽容,以及精英公共性:真正能达到理性讨论高度的人代表公共性,而大众则需要被宣传和引导。托克维尔则同时看到公共舆论暴政与政府权力集中两大趋势,他的回应是精英公共性加中间权力的培育。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自由主义者对问题的诊断是敏锐的,但其方案只是治标,未能真正找到自由与民主相统一的理性根据。

七、从问题意识到理论建构

哈贝马斯的路径与局限

通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提交的核心问题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与理性根据是否可能重建。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公共领域曾经短暂地将二者统一起来:市民社会提供经济独立的个体,核心家庭与文化生活培养理性主体,公共领域使这些主体能够就共同事务进行理性讨论,形成具有普遍性高度的公共舆论,从而支撑起法治国家。然而,这一结构本身依赖三重脆弱预设。一旦资本主义进入组织化阶段,垄断、阶级分化和经济危机使这些预设失效,公共领域的双重功能便同时败坏。

福利国家的登场试图修复社会基础,但哈贝马斯认为它并没有因此获得坚实的理性根据。因此,现代民主政治远未完成,它要求在新的条件下重建理性概念,并通过制度安排使理性根据与社会基础相互成全。福利国家的修补够不到这一层。这正是哈贝马斯后来在《交往行动理论》和《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展开的工作:先重建交往理性,再以程序主义的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来重新安放法律与政治的规范性基础,使国家在程序民主的框架下修复社会基础。

必须指出,哈贝马斯对自由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历史重构带有明显的规范理想化色彩。女性、无产者、少数族裔在公共领域中的系统性排斥,在他早期著作中虽有提及但并未充分展开。女性主义批评者如南希·弗雷泽就曾指出,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描述忽视了被排斥群体所形成的“次等公共领域”或“反公共领域”(subaltern counterpublics)的存在,即被排斥群体往往会形成替代性的公共空间;同时,他关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的论述,也可能掩盖了性别权力关系。至于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是否完全成立,他后来以法律和程序为核心的民主理论又是否低估了资本主义经济权力对公共领域的侵蚀,也值得进一步讨论。但这些批评并不取消哈贝马斯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在福利国家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与理性根据问题仍然尖锐。理解哈贝马斯,是理解当代西方左翼主流话语、进而与之展开真实对话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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