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道路改变生产和生活,也会改变人们怎样理解自身。导读以十九大、二十大报告和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为公开文本,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怎样把共同富裕、生态与精神生活纳入规定,并把“两个结合”读成有条件的理论互译,避免用古代词语代替社会关系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两个结合文化主体性共同富裕创造性转化理论互译
习近平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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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Dawson / No 10 Downing Street · CC B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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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道路改变了生产和生活,也会改变人们怎样理解自身。现代化涉及工厂、交通和技术,也涉及怎样看待共同生活、怎样安排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们用什么语言说明发展的目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展开,可以从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进入,而不必先把一长串术语背下来。

本文连接 c09 与 c06,以中共十九大、二十大报告和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为主要公开文本。理论规定、历史条件和本站教学分析在下文分别说明。尤其需要注意,原典提出一种现代化的目标和性质,不意味着现实中的每项关系已经完全符合这些要求;具体成效仍应结合材料研究。

人民需要变化以后,发展的问题怎样变化

当基本生活资料长期不足时,扩大生产具有突出的紧迫性。但生产能力提高以后,人们会更关心教育是否可及、看病是否方便、居住环境是否安全,以及能否拥有较好的劳动和精神生活。同样一笔新增收入,在医疗和交通条件不同的地区,带来的生活改善可能很不一样。

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判断,同时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两个判断应当一起读。矛盾变化说明发展任务的重点需要调整,初级阶段则提醒我们生产条件和社会发展程度仍有长期约束。只保留其中一句,就容易走向相反的误读:或者以为所有物质困难已经过去,或者以为人民需要已经改变也无须调整发展方式。

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看,需要与生产能力之间还存在制度中介。社会能够生产某种服务,不等于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它;某地创造较高产出,也不等于劳动者生活风险已经降低。所谓不平衡不充分,应进入城乡、区域、群体和行业的具体关系中研究。否则,一个准确的总体判断仍可能在执行中退化为笼统口号。

现代化怎样有了不同尺度

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人口规模、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和平发展等方面的中国特色。可以把这些规定理解为一组彼此制约的要求:生产能力需要增长,增长又需要面向全体人民;生活需要物质基础,也需要精神与文化;生态和国际关系构成发展的长期条件。

这里无法用一个指标替代所有判断。某种技术能够提高产出,同时可能使部分劳动者失去原有技能和岗位;生态治理有长远收益,也需要照顾转型期间具体家庭的生计。把现代化规定展开成实际分析,就必须问这些代价通过什么制度得到承担,哪些群体有参与决策的渠道,改善能否持续。

共同富裕的长期性也应这样理解。长期目标要求积累物质能力和完善制度,同时需要当前的可见进展。若把共同富裕当作立即消除一切差别,就忽视发展条件;若把它放到永远不会到来的未来,又会使目标失去约束实际选择的力量。课堂上可以先选教育、医疗或劳动保障中的一项,追踪发展成果怎样经过财政、所有制和公共组织转成普通人的实际能力。

两个结合在回答什么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要求。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讲话明确提出两个结合,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进一步系统阐述第二个结合,将文化根基与理论创新的关系突出出来。

为什么具体实际之外,还需要明确讨论文化?因为人们从来通过既有语言、历史记忆和生活习惯理解世界。理论要在人民的实践中产生作用,必须进入这些经验,形成能够交流和共同创造的表达。抽象地宣告一项普遍原则,未必足以让人们理解它同自己生活的关系。

然而,传统文化内部也有历史差异和社会分化。关于民本、和合、大同的思想资源,与古代具体的等级制度、财产关系和性别安排并不能不加区别地一并接受。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优秀”就包含辨析与选择;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则要求在新的社会关系中改变旧表达的内容和作用。

相似的词语为何可能说明不同事情

以共同生活的理想为例,古代文本中的某种理想可能与宗法秩序相联系,现代社会主义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规定则有不同的社会基础。两个表达都赞成照顾民生,并不能据此断言它们已经具有相同的政治结构。比较需要继续问:谁有权决定公共事务,劳动怎样组织,财富和教育怎样分配,妇女与不同群体处于怎样的位置。

反过来,指出历史差别也不要求割断全部文化联系。既有语言可以经过重新解释,获得表达人民共同生活的新能力。关键在于转化是否真实发生:一个古老词语进入现代教育、公共讨论和制度实践以后,其指向的主体与关系发生了什么改变?这样才能把文化传承理解成实践中的创造,避免只给现代命题寻找古语装饰。

本站将这种比较称为有条件的理论互译。它先交代概念面对的问题,再研究机制和适用范围,最后保留无法直接对应的部分。这是教学方法的建议,不是对原典增加一个已经完成的理论结论。理论增量首先体现为读者能辨认出从词语相似到社会关系相同之间,还有许多必须完成的研究。

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怎样对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系统译介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著作,也用新的问题意识重读马克思。文化主体性同这些交流可以相互促进。一个传统越能够说明自己的历史条件,就越容易在平等交流中识别他者提供的新问题,而不把外部术语当作天然权威。

比较群众路线与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需要研究组织怎样接触群众、经验怎样变成共同判断。比较《矛盾论》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需要说明后者进行的是选择性的回溯阅读,不能说一个术语就是另一个术语的外文名称。中国经验可以产生新问题,西马批判也可以提供观察角度,双方都须接受具体事实和论证的检验。

这种开放并不削弱马克思主义立场。恰恰是对现实关系、阶级结构和人民利益的认真研究,使文化表达不致漂浮在生活之上。现代化怎样服务人民,文化怎样获得现代形式,理论怎样在比较中发展,最终都回到人的现实实践,以及人们改变共同生活的能力。

对照文本

可参照十九大报告关于新判断的公开资料、二十大报告全文,以及教育部转载的《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本文只作有限转述,比较和例子由本站撰写;当代制度成效不由这些理论文本单独证明,需要另行考察经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