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收录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的文本,把辩证唯物主义概括为若干特征,又把历史唯物主义接成五种生产方式的序列。导读逐段检查这些概括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与列宁那里继承了什么、删去了什么,再追踪它对苏联哲学、德波林争论与阿尔都塞、伊里因科夫批评的影响。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五种生产方式教科书历史规律
1917 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集会。
1917 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集会。
图源与许可

User Kristallstadt on en.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Wikimedia Commons ↗ · 许可条款 ↗

阅读提示:这篇材料为本站综合研读,联系历史背景、原典论证与相关问题。 引用原文时请以来源中的版本信息及对应段落为准;外部链接由第三方提供,内容可能变动。 文中出现的 g01、m07、p06等编号都是问题链节点,点击即可进入对应问题。

核心问题:当哲学被写成教科书公式,它解释了历史,还是取消了历史?

对应问题链:苏马 v02、v05、v06;关联 p08。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 年收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若干特征,再把历史唯物主义接成一套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学说。这篇文本的影响极大:它成为苏联哲学教育的标准框架,也通过各国共产党教科书塑造了几代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文本的形式与功能

这篇文本不是一篇独立的哲学论文,它是一部党史教程的一节。它的功能是给党的历史提供世界观基础,让读者相信历史有规律、党的路线符合规律。这个功能决定了它的写法:命题要清楚,层次要整齐,结论要可以直接用于政治教育。读它时,先要注意这种形式,而不是把它当作马克思本人的体系。

斯大林把辩证唯物主义概括为四个特征:自然界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自然界处于不断运动与变化中;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事物内部的对立面的斗争。历史唯物主义则被概括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社会由阶级斗争推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些命题大多能在恩格斯、普列汉诺夫与列宁那里找到来源,但被重新排列成一套封闭的公式。

从恩格斯到教科书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中确实讨论过辩证法规律,但他没有把它们写成四个特征。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把唯物史观系统化,也保留了较多理论张力。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讨论物质与认识,在《哲学笔记》中留下大量未完成的辩证法札记。斯大林把这些人留下的问题收束成答案,代价是删去了争论与未完成性。

v02 讨论物质与认识,v05 讨论科学与哲学争论,v06 讨论教科书与历史。三个节点合起来,正好对应这篇文本的三个层次:本体论上的物质第一性,认识论上的反映论,历史观上的规律序列。读者可以把每个层次单独检查,看它继承了谁、简化了谁、又在政治上服务了什么。

五种生产方式与历史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部分把社会形态排列为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个序列在后来的历史研究中受到很多批评:它把欧洲的历史经验普遍化,把不同地区的复杂发展压成一条单线;它也把社会主义写成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从而把政治行动变成对规律的执行。

p08 讨论结构与方向。斯大林的历史规律观给出一种方向感:历史朝着社会主义前进,党的领导符合这个方向。这个叙事有动员力量,也有政治危险:一旦方向被等同于领导的路线,对路线的批评就会被说成违背历史规律。读这篇文本时,需要把“历史有结构”与“历史有预定终点”区分开。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后者是教科书对问题的封闭。

政治后果与批评

这篇文本的政治后果不能只从哲学内部解释。1930 年代的苏联,哲学争论与政治清洗交织在一起;德波林学派被批判,哲学研究被要求服务于党的路线。斯大林文本的权威化,使哲学讨论变成对既定命题的解释,而不是对问题的研究。

阿尔都塞在 1960 年代批评教科书体系的“经济主义”与“人道主义”交替,试图用“多元决定”与“归根到底的决定”重新打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伊里因科夫从辩证逻辑出发,批评把辩证法变成实例汇编的做法。这些批评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它们共同指出: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可以直接套用的公式,而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充满了未完成的追问。

怎样读这篇文本

第一次阅读可以逐节检查四个特征与历史唯物主义命题,问它们各自对应哪些经典文本,又在哪些地方改变了原意。不必一开始就做政治评价,先把文本的论证结构弄清楚。

第二次阅读可以把这篇文本与 v05、v06 的争论对照。苏联哲学的内部争论、德波林的辩证法研究、伊里因科夫的理想性理论,都能帮助我们看见教科书之外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传统。把教科书与争论放在一起,才能理解为什么同一套命题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后果。

版本与延伸阅读

读这篇文本时,最好同时准备一份 1930 年代苏联哲学争论的年表。文本的权威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教育制度、党对哲学界的组织、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有关。把文本放回制度,才能看见哲学命题怎样成为政治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