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理论语言怎样保持解释现实的能力
让广大的劳动群众学习社会历史,需要可以理解和共同讨论的理论形式。教材把分散知识组织起来,使人们获得认识阶级、生产和国家的概念,也能把研究成果带入建设实践。1938 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明确的原则和历史叙述产生了广泛影响。理论一旦以权威教材的形式传播,怎样从概括返回具体关系,便关系到读者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认识能力。
斯大林的文本按照辩证方法的四个特征、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特征以及生产方式更替展开论述。这样的组织方式容易形成可以记忆和复述的框架,研究工作却仍需说明每个历史过程的实际机制。一般命题指出了联系与发展,具体分析还要回答哪些阶级在联合,国家怎样组织权力,生产关系通过什么冲突发生变化,以及不同地区为什么呈现不同道路。
当社会经验只能被安排进预定的阶段,不能归类的事实就可能从解释中消失。研究者会忙于判断某个社会属于哪一格,劳动群众在具体条件下创造的组织和制度却难以得到说明。把五种生产关系的列举当作所有民族必须逐一完成的时间表,也会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任务缩减为对既有范畴的应用,削弱理论认识现实矛盾、指导实践和纠正错误的能力。苏斯洛夫的《列宁的思想照亮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呈现了战后苏联如何通过报告、纪念和教育组织列宁主义的共同语言。经典文本进入教材与建设叙事时,仍须追踪历史分歧怎样被保留或压缩,以及新经验如何改变理论解释。
通俗化的成效,应当体现在读者能够提出更具体的问题,并掌握继续调查和论证的方法。概念需要在对象的形成过程中获得内容,历史叙述需要接受实际社会关系的检验。沿着这个要求,苏联哲学中的抽象与具体、辩证逻辑和理想性研究获得了特殊意义:理论怎样从最简单的关系出发重建复杂整体,又怎样说明共同活动已经形成的思想形式?
1938 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苏联哲学教育集中到明确的原则和历史叙述。战后传播扩大了这一体系的影响。1956 年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又提出体系自身如何反思的问题。
缺少共同语言会使群众教育支离破碎;但把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原则直接套入历史,无法说明具体制度、阶级联盟与道路差异。统一教学同样无法担保每个判断已经得到论证。
同一个结,五种剖面
诊断、机制、主体、策略、规范。任何一栏为空,都是一个值得追问的理论缺口。
每个人都是某种回答
人物的位置由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决定;同一个人可以在多个结上出现,但每次回答的侧面不同。
约瑟夫·斯大林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典化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卡尔·马克思
把现代社会的秘密从观念的天空拉回到生产关系的地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把马克思的批判扩展到自然、国家、家庭与工人阶级状况。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
在教科书体系内部重建辩证逻辑:概念的运动与历史实践不可分。
米哈伊尔·苏斯洛夫
列宁主义怎样被转译为战后社会主义建设与国际主义的共同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