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社会主义自身的社会关系放进研究之中
社会主义以劳动群众掌握共同生活为目标,建设中的组织分工和权力关系也必须接受这一目标的检验。列宁晚年对国家机关质量的忧虑,已经提出群众怎样影响公共管理的问题。苏联的工业化、教育发展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显示了革命建设所形成的历史力量;理解这些力量怎样被组织起来,也要求研究劳动者在生产、分配与公共决定中具有怎样的实际地位。
法律确认生产资料公有,仍然需要说明谁决定投资、谁控制劳动过程、社会剩余怎样分配,以及群众怎样改变管理决定。产权、经营权和实际支配权之间的关系,构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的内容。如果用制度的名称代替这些分析,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知识和权力差异就可能被遮蔽,官僚主义也容易只被当作个别人的作风问题,失去对其再生产机制的追究。
制度发现错误的能力,取决于生活经验怎样进入公共认识。工人提出的问题能否获得研究,基层反对意见是否影响决策,研究者能否追索政策结果与原有目标的距离,都会改变纠错的实际条件。权力失控与信息封闭相互强化,会使社会矛盾积累在原则正确的语言之下。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要求揭示这些关系,使群众能够通过参与、监督和组织实践改变它们。帕舒卡尼斯的《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将商品形式批判转译为法律主体研究,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人的自我教育》则追问劳动者怎样掌握文化创造能力。苏斯洛夫的理论报告提供官方阐释的材料;法律、文化和教育由此成为检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具体场域。
苏联解体把建设道路与制度矛盾的问题推向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经济结构、政治权力、民族关系和国际压力的作用,需要在具体史料与实际机制中得到解释,历史贡献与制度失败也各有需要追究的过程。把这种研究转化为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的能力,就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公平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一般原理进入具体调查,并在群众能够参与的制度创造中获得现实内容。社会主义对自身的批判还进入法律与文化。帕舒卡尼斯追踪商品交换同平等法律主体的联系,要求从形式平等继续追问生产中的阶级支配。卢那察尔斯基围绕工人自我教育展开文化建设的问题:劳动者怎样获得知识、创作时间和公共文化机构的使用权。法律与教育由此把社会占有的尺度推进到群众能够怎样实际生活和管理共同事务。
用“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命名替代生产关系研究,容易忽视实际支配权和社会分工;用最终解体反推此前一切探索都没有意义,同样不能解释历史。以个人品格解释复杂制度,也会放过再生产这些问题的机制。

图源与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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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结,五种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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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列宁
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把理论变成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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