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的数字背后是谁的劳动与生活
建设工业需要设备、粮食、劳动力和能够继续扩大生产的积累。对于工业基础薄弱的苏联,这些资源从何而来,直接关系到工农之间的交换和联盟。某项投资在计划中表现为增长,在农民生活中可能表现为出售更多粮食,在工人生活中则表现为消费与劳动条件的变化。工业化的速度由此具有明确的社会内容:谁提供资源、谁决定使用、谁承担再生产的压力?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研究国营部门怎样取得扩大生产的条件,突出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资源转移的作用。布哈林则强调工业同农民经济保持联系,通过较为渐进的积累维持工农联盟。双方都需要说明农业再生产、工业供给和群众利益怎样连接;价格、税收、信贷和市场关系的不同安排,会使劳动群众承受不同的建设条件,也会改变建设能够持续的基础。
斯大林后来推动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工业与国防基础。强制集体化、严重饥荒和群众权益遭到破坏,同样构成必须正面研究的历史事实。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需要追踪资源怎样被动员,决定怎样形成,群众怎样表达生活中的困难,以及政策错误为什么未能及时得到纠正。工业数量的增加,不能替承担这些过程的人回答上述问题。季诺维也夫围绕工农联盟和革命前景的论战,把经济建设的条件同国际革命和政党策略联系起来。与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积累讨论对读,可以追问经济模型怎样经过阶级联盟和政治组织转化为实际政策。
把人民主体地位置于建设的内部,就要使投资目标接受粮食、生活资料和农业再生产条件的检验,使组织能够听见并回应实际代价。发展生产的能力,应当服务于劳动解放与共同生活的改善。这也要求知识具有揭示政策错误的力量。当科学和哲学争论开始受政治资格支配,理论能否指出现实同既定方案的冲突,便成为制度是否能够修正自身的关键。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不能原样充当社会主义建设方案。只计算投资增长,可能忽略农业再生产和农民信任;仅靠农业市场自然扩大,也可能低估工业瓶颈和国际环境的约束。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分析国营部门扩大所需的资源转移;布哈林强调工农经济联系与较为渐进的积累;斯大林后来转向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必须区分经济争论的理论问题与随后采取的强制政策,不能将前者直接视为后者的完整设计。
苏联形成了工业和国防基础,也经历了强制集体化、严重饥荒与对群众权益的破坏。评价这些过程需要分别考察生产成就、资源分配、政策责任和制度监督,不能以其中一项抵销其他问题。
同一个结,五种剖面
诊断、机制、主体、策略、规范。任何一栏为空,都是一个值得追问的理论缺口。
每个人都是某种回答
人物的位置由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决定;同一个人可以在多个结上出现,但每次回答的侧面不同。
尼古拉·布哈林
把历史唯物主义写成一本教科书,却被葛兰西当作“机械决定论”的典型。
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工业化需要的资源从哪里来,谁承担转移的成本?
约瑟夫·斯大林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典化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列夫·托洛茨基
不断革命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完成,官僚化的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点。
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
革命政党怎样总结列宁的经验,并把它用于国际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