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过渡怎样建立群众可以参与的经济联系
内战后的苏维埃政权面对遭受破坏的工业和以小农生产为主的经济。城市需要粮食,农民需要工业品,国家的政治目标必须通过可以持续的生产与交换关系取得物质基础。紧急征集能够取得一批物资,却难以自行形成群众愿意长期参与的经济联系。1921 年的新经济政策把这一困难推到理论中心:社会主义建设怎样从实际生产条件出发,组织通往共同生产的过渡形式?
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分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结构,研究国营工业、商品交换和国家调节之间的关系。政治上掌握方向,并没有消除农民对自身劳动成果的考虑,也没有立即创造出统一管理整个经济的能力。通过粮食税和交换改善城乡联系,包含对再生产条件的重新安排;政权需要在经济实践中学习,使公共目标同劳动群众维持生活、发展生产的需要发生实际联系。
《论合作社》进一步把农民自愿合作、国家扶助与文化建设联系起来。在工人阶级政权和生产资料公共所有的条件下,合作组织可以成为提高共同经营能力的途径。成员能够理解规则、核算结果并参与决定,合作才具有可以感知的社会内容。识字、教育、信用支持和组织经验因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群众逐步掌握共同事务的能力,也成为过渡所要生产的成果。
市场交换会使私人积累和社会分化重新生长,合作社的名义也可能遮蔽成员缺少实际决定权的处境。过渡政策必须持续研究这些关系怎样变化,才能维护工农联盟并提高公共控制能力。随着恢复生产进入扩大工业的任务,问题又向积累推进:设备、能源和工人的生活资料从何而来,工业与农业之间怎样转移资源,又由谁承担建设的成本?
把紧急征集与直接分配当作普遍的过渡方式,容易把行政命令所能取得的物资误认成社会已经具有的组织能力。形式上的所有制变更也不会立即消除小生产、旧习惯和管理知识不足。
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分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过渡结构,在《论合作社》中把国有生产资料、工人阶级政权与农民自愿合作联系起来。在这些特定条件下,个人利益、国家扶助和合作教育可以成为进入更高社会组织形式的中介。
商品交换会重新带来分化与私人积累;合作组织也可能只有名义上的自愿。把新经济政策当作永恒制度,或仅当作毫无理论意义的退却,都会漏掉它对生产条件、群众信任和建设节奏的重新认识。
同一个结,五种剖面
诊断、机制、主体、策略、规范。任何一栏为空,都是一个值得追问的理论缺口。
每个人都是某种回答
人物的位置由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决定;同一个人可以在多个结上出现,但每次回答的侧面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