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和劳动中读出中国的问题

同样是贫困,佃农缴租、雇农出卖劳动力与自耕农负担债务,背后的社会关系并不相同。若把他们统称为农民,就难以判断土地革命依靠谁、打击谁,又怎样建立联盟。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所承担的任务,是把帝国主义压迫、土地占有、城乡分工与国家权力贯通起来,使群众日常承受的苦难获得阶级关系和历史结构上的解释,并据此寻找改变现实的力量。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把唯物史观、阶级斗争与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为中国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一般理论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必须进入地租怎样收取、借贷怎样发生、地方权力怎样组织等具体问题。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与农民运动调查推进了这一工作:同一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各有利益和行动条件,革命策略需要掌握这些实际关系。

调查的力量在于使理论判断能够接受群众生活的检验。一个既有分类解释不了某地的斗争,研究者就需要追问哪些关系被遗漏;一项策略没有得到群众响应,也必须研究其利益要求和组织条件。理论在这样的往返中获得具体内容,地方经验则被放进全国乃至世界的关系中理解。中国化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判断、组织力量与发展自身的过程。

从现实关系出发,才能说明革命道路的特殊性怎样同人民解放的一般要求相联系。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的组织与民族独立的斗争,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中形成了新的结合。调查把这种结合带入认识,也提出更深一层的问题:人们掌握了许多事实之后,怎样从经验中发现内部联系,形成能够指导实践并继续接受检验的理论?

旁支 / 接口:理论怎样落地,也可以比较马里亚特吉对秘鲁土地和原住民共同体的研究,以及吕新雨对乡村与革命的历史追问。两种经验都要求从劳动人民实际的生产、组织和历史出发,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改变社会关系的工具。
01 · 历史触发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与经济学说,随后把研究同劳动运动相联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对的社会,却具有农民人口庞大、帝国主义压迫与地方发展不平衡等特点。理论进入中国,立即遭遇“依靠谁、反对谁、从哪里行动”的具体追问。

02 · 前一个答案的失败

以欧洲工业社会的阶级图景替代中国社会调查,会看不见农村内部的分化;把俄国革命已经采取的组织与斗争形式当作普遍日程,也会错估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力量关系。反过来,只凭地方经验办事,又难以把地租、债务、政治权力和帝国主义放在同一结构中理解。

03 · 新的概念动作

毛泽东通过阶级分析、农民运动调查与根据地实践,把一般理论转成可修正的具体判断。《反对本本主义》把调查同斗争策略相联系;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报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其理论要求是在坚持基本原理中说明中国的特殊关系,并以实践检验由此形成的路线。

04 · 代价与盲点

调查从来要选择对象、问题与尺度;一份材料丰富的报告仍可能遗漏妇女、雇农或流动劳动者的处境。“中国实际”也不能被当作封闭的民族例外,中国始终处在世界市场和国际政治之中。理论中国化要同时防止照搬公式与以特殊性拒绝普遍批判。

它制造的新问题: 如果调查能修正书本判断,怎样区分可靠的认识、片面的经验和短期奏效的策略? 继续到 02 · 实践与矛盾 →
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游行,1919 年。
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游行,1919 年。
图源与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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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透镜

同一个结,五种剖面

诊断、机制、主体、策略、规范。任何一栏为空,都是一个值得追问的理论缺口。

诊断 · 病症
脱离现实的理论会把现实强行归入预定分类;停在零散经验的工作则难以解释各地苦难之间的结构联系。二者都削弱劳动人民认识和改变自身处境的能力。
机制 · 运作
土地占有、租佃与借贷关系同国家权力、帝国主义压迫相互作用,产生不同于欧洲工业社会的阶级组合。只有调查这些中介,普遍范畴才具有解释力。
主体 · 谁
工人、农民与其他受压迫群众构成革命的社会基础;调查者须进入他们的生产生活,并说明各阶层为何可能联合、何时可能分化。
策略 · 怎么做
把文献研究、实地调查和群众组织联系起来,比较不同地区的关系,形成有条件的判断,再让行动后果与群众反馈推动判断修正。
规范 · 凭什么
理论的有效性取决于能否如实认识社会、推动人民解放。维护经典权威不能替代对具体人民利益与实际后果的说明。
在这个结上的人

每个人都是某种回答

人物的位置由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决定;同一个人可以在多个结上出现,但每次回答的侧面不同。

沿线工具

概念、论证、论争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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