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和劳动中读出中国的问题
同样是贫困,佃农缴租、雇农出卖劳动力与自耕农负担债务,背后的社会关系并不相同。若把他们统称为农民,就难以判断土地革命依靠谁、打击谁,又怎样建立联盟。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所承担的任务,是把帝国主义压迫、土地占有、城乡分工与国家权力贯通起来,使群众日常承受的苦难获得阶级关系和历史结构上的解释,并据此寻找改变现实的力量。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把唯物史观、阶级斗争与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为中国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一般理论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必须进入地租怎样收取、借贷怎样发生、地方权力怎样组织等具体问题。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与农民运动调查推进了这一工作:同一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各有利益和行动条件,革命策略需要掌握这些实际关系。
调查的力量在于使理论判断能够接受群众生活的检验。一个既有分类解释不了某地的斗争,研究者就需要追问哪些关系被遗漏;一项策略没有得到群众响应,也必须研究其利益要求和组织条件。理论在这样的往返中获得具体内容,地方经验则被放进全国乃至世界的关系中理解。中国化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判断、组织力量与发展自身的过程。
从现实关系出发,才能说明革命道路的特殊性怎样同人民解放的一般要求相联系。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的组织与民族独立的斗争,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中形成了新的结合。调查把这种结合带入认识,也提出更深一层的问题:人们掌握了许多事实之后,怎样从经验中发现内部联系,形成能够指导实践并继续接受检验的理论?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与经济学说,随后把研究同劳动运动相联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对的社会,却具有农民人口庞大、帝国主义压迫与地方发展不平衡等特点。理论进入中国,立即遭遇“依靠谁、反对谁、从哪里行动”的具体追问。
以欧洲工业社会的阶级图景替代中国社会调查,会看不见农村内部的分化;把俄国革命已经采取的组织与斗争形式当作普遍日程,也会错估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力量关系。反过来,只凭地方经验办事,又难以把地租、债务、政治权力和帝国主义放在同一结构中理解。
同一个结,五种剖面
诊断、机制、主体、策略、规范。任何一栏为空,都是一个值得追问的理论缺口。
每个人都是某种回答
人物的位置由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决定;同一个人可以在多个结上出现,但每次回答的侧面不同。
李大钊
新理论怎样从被介绍的知识变成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
毛泽东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论、矛盾论、群众路线、农村包围城市。
卡尔·马克思
把现代社会的秘密从观念的天空拉回到生产关系的地面。
弗拉基米尔·列宁
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把理论变成国家。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从土地与原住民的现实出发,创造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
吕新雨
纪录影像中的劳动者与乡村,关系到谁有权书写中国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