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同结果追索行动的机制
一个工厂的劳动者都希望提高工资,却未必能够一起罢工。有人担心先行动会被解雇,有人等待其他人承担代价,还有人怀疑承诺能否兑现。共同利益与集体行动之间的距离,要求理论解释信念、风险和组织怎样发生作用。埃尔斯特从这类问题追问马克思主义:当我们说某个阶级维护制度、某种关系推动历史时,能够指出哪些人通过什么行动产生了这些结果?
方法论个人主义要求把社会现象连接到行动者的信念、动机与相互作用。博弈与反事实分析使研究者能够比较不同规则下的行动后果,机制解释则追踪信任、惩罚、预期和协调如何形成。一项制度可能有利于某个阶级,仍然需要说明它怎样被维护;一个结果可能无人愿意承担,却会由彼此竞争的选择共同造成。解释因此必须面对行动的实际过程。
但行动者进入过程时,选项已经受到财产关系、国家制度和历史组织条件的规定。失业者为何必须接受某种工作,资本所有者为何能够转移投资,群众为何拥有或缺少共同协商的空间,这些条件不能由个人偏好凭空产生。资本主义还会塑造偏好本身,让竞争、服从和自责进入日常判断。将这些关系只当作模型的外部约束,容易使制度权力从解释中心滑走。
机制研究的价值,要在对这种结构的深入分析中实现。研究一场罢工,既须说明个人如何判断,也须说明劳动者的共同能力从何而来、资本怎样组织分化以及国家如何介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批判在这里向微观解释提出要求,清晰的因果说明也检验着宏观判断。两种工作如何连接,进一步把分析方法与辩证法的争论带到同一个具体对象面前。
埃尔斯特主张方法论个人主义:社会现象应通过个体行动、信念与激励来解释,理论必须给出可追踪的机制。柯亨接受分析标准,却坚持结构关系不能被个体选择完全消解;两人的分歧把“什么算解释”推到前台。
方法论个人主义可能把结构、权力与历史路径当作背景,低估制度对偏好与选项的塑造;理性选择假设也会窄化行动动机。它对规范问题的贡献有限。
同一个结,五种剖面
诊断、机制、主体、策略、规范。任何一栏为空,都是一个值得追问的理论缺口。
每个人都是某种回答
人物的位置由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决定;同一个人可以在多个结上出现,但每次回答的侧面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