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战承诺为什么在战争面前断裂
1914 年的断裂,发生在拥有共同理论、国际会议和庞大群众组织的运动内部。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支持战争拨款,使长期宣示的反战立场在实际决定中失去约束力。法国等国社会主义领导层也转向民族团结,工人被要求以共同保卫祖国的名义服从战争。组织积累的力量进入了国家的动员过程,这一转向迫使马克思主义者追究国际主义何以失去了现实的执行能力。
议员、工会干部与党组织长期嵌入本国政治生活,组织财产、合法地位和既有谈判关系,都可能被当作必须首先保存的成果。战争又把服从描述成共同体生存的条件,使反对者面对镇压与孤立。这里能够看见机会主义的实际机制:阶级组织把自身在现存秩序中的位置置于国际劳动者的利益之上,原本用于争取解放的纪律,反过来要求成员接受本国国家的战争目标。
列宁要求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把支持战争同工人运动内部长期形成的机会主义联系起来。卢森堡的《尤尼乌斯小册子》则揭露国民防御话语怎样掩盖帝国主义争夺,使不同国家的劳动者互相残杀。反战者的行动证明,所谓全体一致包含着被压制的分歧。共同决议的失败因而具有明确的政治责任,也提出了重建独立组织、跨国联系与反战教育的任务。
国际主义要成为可以依靠的力量,需要在拨款、宣传、群众行动和保护异议者的具体选择中持续发挥约束。劳动者还必须能够识别本国国家施加于其他人民的压迫,拒绝用民族共同利益抹去阶级判断。对压迫民族的工人运动来说,这意味着正面处理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要求。民族自决因而成为检验国际团结能否摆脱强制基础的下一道问题。
斯图加特、哥本哈根与 1912 年巴塞尔会议重申反战立场。1914 年战争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支持战争拨款,法国等国的社会主义领导层也转向民族团结;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俄国布尔什维克等则采取反战立场。
把各国政党的共同决议当作随时可以执行的统一行动,忽略了国际组织缺少强制协调能力,也忽略干部、议员和工会在本国制度中的生存压力。单说领导人背叛,虽指出政治责任,却仍不足以解释多数组织为何服从。
列宁把战争支持看作机会主义长期发展的集中表现,并要求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卢森堡通过《尤尼乌斯小册子》揭示国民防御话语如何掩盖帝国主义冲突。重建国际主义必须同时讨论政治路线、组织利益和群众的民族感情。
反战者的路线也存在重大差别,不能把后来的共产国际方案投射为所有人的共同答案。战争造成的警察镇压与信息隔绝限制了行动;承认这些条件,并不取消支持战争者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同一个结,五种剖面
诊断、机制、主体、策略、规范。任何一栏为空,都是一个值得追问的理论缺口。
每个人都是某种回答
人物的位置由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决定;同一个人可以在多个结上出现,但每次回答的侧面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