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与1914年的转向之间存在真实断裂。说明执行条件,有助于把政治责任与组织原因放在同一分析中。
各国党共同反战,却主要依靠本国法律、经费和组织系统运作。
战争使服从国家的压力和维持组织的成本骤然增加。
宣言没有自动改变各国党在关键时刻的激励和行动能力。
跨国联系、保护异议者和拒绝战争支持的日常教育,可以提高履约能力。
国际主义应由能够承受国家压力的实践来检验,不能以宣言的一致代替实际的阶级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