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确定性怎样进入不确定的行动
群众政党需要能够共同使用的理论语言。报刊、党校和通俗读物,使分散在不同工厂与城市的劳动者能够讨论同一套社会关系,理解眼前冲突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联系。知识因此成为组织力量的一部分。可是,当某个结论以科学规律的名义得到传播,行动者也可能把具体情势中的判断交给理论权威,等待历史兑现承诺。认识发展趋势与决定此刻怎样行动之间,出现了一道必须说明的距离。
普列汉诺夫研究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关注社会关系怎样规定行动的条件,以及个人能够怎样改变事件的具体进程。结构约束通过活生生的人的活动实现,人的能力与选择也在既定关系中形成。这样的解释要求同时研究共同趋势、特殊环境和实际行动者。如果仅凭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便断言某次决定毫无意义,历史分析就省略了它原本需要说明的作用过程。
考茨基重视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理论工作因而具有持续的教育和组织任务。问题在于,这种结合通过什么关系完成:工人的经验能否进入理论讨论,党校中的概念能否接受行动结果的检验,干部的判断又怎样向群众说明理由?理论家与活动家的分工,可以积累研究成果;当分工形成不可质疑的权威,劳动者便可能只获得服从结论的位置。
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需要在揭示结构关系与分析具体条件的工作中实现。一个判断应当说清它依赖哪些力量关系,什么变化会使它失效,行动又能够怎样改变条件。理论由此成为群众共同判断的资源。接下来的群众罢工问题把这种关系推向现场:当行动先于既有组织的计划发生,理论和领导能否认识群众正在创造的能力,并把这种能力组织起来?
依靠道德愤怒或少数英雄的意志,解释不了社会结构怎样限制行动。相反,若把社会主义说成不依赖组织与决断的自然结果,也无法解释同样条件下的不同政治结局。
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区分一般原因、特殊环境与个人因素,承认个人能改变事件的具体面貌;考茨基则把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理论的结合放在政党建设中心。应从这些实际论证出发,追问规律认识如何进入组织实践,不能先把两人统称为宿命论者。
同一个结,五种剖面
诊断、机制、主体、策略、规范。任何一栏为空,都是一个值得追问的理论缺口。
每个人都是某种回答
人物的位置由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决定;同一个人可以在多个结上出现,但每次回答的侧面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