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的成果怎样通向劳动者的解放
工资提高、工时缩短、工人子女能够进入学校,这些成果直接改变劳动者的生活。社会民主党、工会与合作社的成长,也使社会主义运动获得了稳定的群众基础。问题恰恰发生在成功的内部:当组织可以通过谈判和选举持续取得成果,它凭什么还要提出改变资本主义的目标?如果资本继续掌握投资与生产,劳动者争得的权利又能够维持多久?第二国际围绕改良与革命的争论,从这种现实张力中展开。
伯恩施坦把信用、股份公司和民主制度的发展看作资本主义具有调整能力的证据,要求社会主义理论正视日常改良的经验。他把工会、合作社与民主政治连接成逐步转变社会的道路。卢森堡则追问这些形式运行的条件:工会谈判受劳动力市场制约,合作社承受竞争压力,议会立法也面对资本对生产条件的控制。一项成果取得之后,决定整个社会如何生产和分配的权力,仍然需要被具体考察。
卢森堡赋予日常斗争的革命意义,包含劳动者在斗争中成长为独立政治力量的过程。群众通过组织、讨论和行动认识资本主义关系,积累共同改变制度的能力。考茨基对修正主义的反对,则突出阶级独立性与夺取政治权力的目标。三者之间的分歧,由此进入组织每天的选择:一次妥协保存了怎样的行动能力,一项制度安排又把哪些决定权继续留在资本手中?
衡量改良的方向,需要把眼前的生活改善与劳动者对共同事务的掌握联系起来。休息时间能否用于组织,社会保障能否减轻对雇主的依附,代表能否接受群众问责,都会影响成果的政治意义。社会主义目标在这些具体判断中发挥作用,也要求理论解释现实变化。哪些经验揭示了旧判断的错误,哪些经验显示资本主义改变了统治方式,便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必须继续回答的问题。
德国反社会党人法于 1890 年失效后,社会民主党的合法组织迅速扩大。1891 年《爱尔福特纲领》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与眼前的民主、劳动要求并列;伯恩施坦随后要求党公开调整理论,使之符合实际的改良活动。
把资本主义危机直接读成社会主义即将到来的预报,无法解释信用发展、中间阶层的延续与工人生活的局部改善;把每一项改善又都看作通往社会主义的一级台阶,则没有说明资本对生产和投资的支配如何被改变。
同一个结,五种剖面
诊断、机制、主体、策略、规范。任何一栏为空,都是一个值得追问的理论缺口。
每个人都是某种回答
人物的位置由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决定;同一个人可以在多个结上出现,但每次回答的侧面不同。
